河南两条路线斗争演义 第五回，刘建勋苦心孤詣治豫，十年浩劫中左支右绌。

老礁

1967年7月中央一宣布二七胜利，刘建勋踌躇满志，老兵新传就回到了河南，以“省革筹”组长身份执政，身后有已深得老毛器重的纪登奎和新任省军区政委王新左膀右臂。

而那时候的河南，局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虽然有中央支持“二七公社”的表态。7月初，“ 十大总部” 的坏头头在高层 核 心 会 议 上 作 出 了 进 行 “ 两 条道 路 决战 ” 、 “ 武 装 游 行 。 除 电 讯 、 铁 、 水 、 电 、 全 部 停 产 ” 的正式文字决定。他们当时已察觉到中央会支持“二七”，解放军也会站到“二七”一边，就公然叫嚣要“拦截军队支“右”游行，档⻜道(即挡⻜机场跑道)，到军区造反。”

就在“七二五”中央表态支持二七的这一天，河南“十大总部” 的坏头头又紧急召开“各战线服务员会议”。在被河南群众鄙称为“出士文物” 的该次会议记录中，白纸黑字地写有他们要发表“声明” ，要“组织夺权” ，要“大揭大批军区的反动路线，公开上街......。”进行绝地反击。 经过精心策划，两天后的7月27日的白天，“十大总部” 的坏头头调动了数百辆汽⻋，纠集了大批被蒙蔽的群众，在郑州烟厂集中，闻讯后，“二七公社” 组织人员前去围攻。

这场武斗，造反派是“以势压人”。千家万户都知道了中央电台、报纸的表态，保守派失去了他们依赖的组织的“合法性”，所以，军心涣散，不堪一击。可以说，二七公社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后来，据在京汇报的人员说，周恩来、康生表扬“二七公社”：“你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淮海战役！”

这场武斗后，“十大总部”又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让他们的骨干疏散回农村，准备“农村包围城市”。 这就给“二七派”接管大部分基层政权减少了阻力。如果没有这场“决战”和疏散，他们在大多数地区和单位仍是多数派，可以和造反派对峙，可以做有力的反对派。这样，又要发生一些冲突和武斗，还会有更多的伤亡。

8月5日，“二七公社”组织了一次武装支援开封“8.24”战友的“东征”。当“二七”战士和开封保守派“左司”、强硬支持保守派的8172部队（陆一军）在开封市中心已交上火时，二七公社肉联厂参战的车辆按排序才缓慢行进到郑州市的大石桥，也就是说，这支“东征”车队有七、八十公里长，其中有7113部队（空运十三师）的战士。不久，随着在开封化肥厂的最顽固保守派据点得到政治解决（空运十三师师长王洪智的功劳），以三大中心城市郑州、洛阳、开封的形势为代表的河南大局已定。尽管有一些地方造反派中两派的小型武斗后来还时有发生，包括8月的大范围抢枪，但都没有影响大局。

这样，在中央表态的大势下，又有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新领导与省军区和驻军密切配合，再加二七派越来越壮大的势力，河南的“十大总部”保守派垂死挣扎一段后，土崩瓦解，做为“组织”消弭于无形了。

不幸这时遍布全省的武斗却升级了，这发生在都打着“二七”旗号的群众组织之间，争斗的根源的本质是争权夺利，文革鼓动群众起来造反，各拉山头，“二七”派内部当然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面对保守派的挤压和省军区何运洪的镇压下尚能齐心奋斗，一旦胜利，又面对着进入各级革委会的权力分配，争斗就无可避免了。二七内势力大的主流派觉得该予取予夺，而非主流派则不择手段扩充实力，吸收已成丧家之犬的“十大总部”的原成员。这个阶段的武斗的特点是双方手中都有了可观的热兵器，枪支弹药，这是拜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所赐。当然，67年希望全国都有大规模的武斗，根源在“红太阳”。

1967年9月22日，南巡路过河南的毛泽东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人，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武斗的反感和对时局的担忧。

刘建勋说：“现在少数人打、砸、抢，叫战团，武斗动枪，原来民兵那一派有枪，不光是大刀、长矛”。纪登奎说：“郑州每天都抓人，打死人、打伤人。”王新也插话：“解决武斗根本办法是教育。”

毛泽东听后表示要发枪，说：“这边也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有两个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

刘建勋听后马上提出异议：“都武装起来，会打起来的。我们搞大联合，有人搞大分裂。特别是康生、江⻘同志提出文攻武卫之后，武斗搞得很厉害。 打 起 来 就分 不 清 谁 攻 谁 卫 了， 都 说 是 武 卫.…..。”

毛泽东接着说：“一反对二不怕。听说你们河南形势很好么。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很严重吗？……”

感到毛泽东对“形势很好”的印象产生了疑问，刘建勋立即就势乘机地向领袖反映了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所造成的恶果。

在文革当时红太阳的威望如日中天时敢面诤，足见刘建勋的正直和勇气。有老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一次老毛巡视到河南，召刘建勋等上火车汇报工作，刘书记在领袖面前将鞋一脱，盘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传为佳话。

对于当时由领袖直接下令的“发枪”，刘建勋事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说：“我回想我们那时的处境是，不发枪怕违背中央指示，发枪又担心引起不良后果。我、纪登奎同志和王新，还有支左部队的领导同志商量，是否可以先发一点枪试验一下。那时我们认为给大学生发枪，少带子弹危验不大。因为大学生一般不武斗，武斗大部分是中学生和⻘年工人 。于是我们决定发给郑州大学和河南医学院各一个连的枪支，每支枪只带两发子弹。这个任务由支左部队去执行。记得在开封是由一军支左部队发了四个连的枪，具体情况不清楚，全省其它城市都未发枪。这时有些⻘年人也要求发枪，他们甚至理直气壮地抗议：“中央同意发枪，你们为什么不发！”省革筹坚决没有答应。他们就开始准备抢枪。据我回忆，突然有一天，他们大抢起来，无法制止。在郑州几天之内就抢了一万一千只枪。郑州有几天到处开枪，社会秩序很乱。我们当即决定⻢上收枪。我们发了个通告，传达到广大群众。经过大张旗鼓宣 传 和 动 员 ， 主 要 是 靠 部 队 的 帮 助 ， 一个 星 期 内 就 收 缴 了 一 万 三 千 支 枪 。 大 大 超 过 了原来抢走枪支的数量。因为郑州学生在外地抢来的枪支也大部分交出来了。” 纪登奎的回忆是: “对毛主席指示，那个时代谁政敢封锁？……”当时，建勋我们确实害怕，又怕乱， 又不敢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在这种矛盾心理状态下，要警备区发了两个单位两个连的枪，想试试看。 实际上传达了，也发了枪。结果真的大乱了。发生了抢枪事件。刘建勋召开紧急会议，很快又下令把枪收交(缴)了。把枪全部收了。收了枪，确是事实。应该看到，正是经过上述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告大张旗鼓的宣传和主要是部队的帮助等环环相扣的处置，省革筹最终迅速、顺利地完成了全省范围收缴枪支的行动，这就为尽快、全面制止河南的武斗奠定了基础， 从而避免了后来某些省区的武斗在规模和时间上持续升温蔓延的局面在中原大地再现，他们在河南软顶硬抗了老毛的发枪指示。

为稳定河南的局势，收拾残局，刘建勋下一个招数是吸收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曾坚决打倒他的那些群众组织头头和领导干部)参加筹建省革委，同时下令各派群众组织“倒旗”，接着，一个县一个县地办“大联合、三结合”学习班，平息了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将文革给河南人⺠带来的灾难尽可能地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同时放手解放文革初期被打倒被关到牛棚里的各级领导干部，消除派性，促进了大联合、大团结。由于河南干部站出的多，站出的早，大联合快，促进了河南的经济发展。

根据一位河南文革史研究者的考证， 到1968 年初，全省70% 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 相当一部分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66个单位，共有厅局⻓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这就与当时其他不少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军代表居多且基本都担任各级第一把手的情況大为不同，形成了鲜明对照。 

局势基本稳定后，1968年元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1-２名副主任暂缺。刘建勋不愧为久经官场历练的“滑头”，在当时全国上下都是提拔“新鲜血液”的大潮下，刘建勋却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1978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有维护政局稳定的惯性，也有经验和能力，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７０年７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70年11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７０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７８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期间笔者由武汉乘火车回河南，邻座是个北京的采购员，见多识广，他说车到河南，他就随便从一个小站下车，往乡下走，进到一个村子就能从老乡手里买到小磨香油。那时河南农村稍富足的境况全国都知道。

后来有人说，河南的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造反派掌了权”。

实际情况是1968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１４人（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开封八二四代表３人，其中大中学校造反派头头８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大联委）、陈红兵（开封八·二四）、周启忠（粮院联委）、范念民（豫农红总）、杨国雄（河医东方红）、黄宗万（新乡师院八一八）、丁素琴（中医学院八、三一，属“河造总”代表）、王传玉（郑大附中红旗）。１９６８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大中学校学生分配，这些红卫兵头头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他们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参加一次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刚刚成立，他们最“红”的那段时间，除了开会，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１９７１年再教育结束后，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担任教师或搞技术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健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和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大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派的。党言川、陈红兵、周启忠、杨国雄、范念民、黄宗万等学生头头均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相应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河南的这种做法，是全国大势所趋，如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是否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一份资料表明，河南省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十万六千人，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都在基层单位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者甚少。以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为例，在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总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１９７８年，当原开封八二四一号“勤务员”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２０年后，他的爱人从原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县委副书记和公社第一书记的他其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比比同为文革时的学生领袖、名声更大的北京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在1968年时以反“五一六”名义的被关押审查流放，河南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党言川等的命运就好多了，他们虽然并没有省革委会常委的实权，但以县委副书记省份到基层锻炼磨练，倘不是后来时局的大翻个，这些人中应有能成为省级、甚至中央级的接班人的。刘建勋保护并给他们提供了上升的阶梯和资本。

从1968到1976那八年，全国政局詭异多变，1971年林彪出逃苏联，在内蒙折戟沉沙，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老毛和他的“文革”班底不停折腾，刘建勋却是老神在在，稳稳把着河南这艘大船的舵，一次次从激流险滩里驶出，不让船翻覆。1974年刚过完春节，由演样板戏《红灯记》出名窜升到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浩亮怀揣江青的亲笔信跳过省地县三级，直插郏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把地方大员们吓得够呛，不知懿旨中写有让哪些人摘掉顶戴，甚至脑袋落地的内容。郏县“广天公社”是全国知青上山乡下的样本，当浩钦差从怀中展出江青的亲笔信，写得是鼓励知青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投入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听众热泪盈眶，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我相信在场的三级领导都真的是热泪盈眶的，他们庆幸没被江皇后点名拉下马。

对文革中层出不穷的这类事件刘建勋等省委领导面子上是要应付的，并且要做出积极的姿态。笔者一个中学同学当时是“广天公社”知青的领头羊，在省会举行的呼应江青的信，“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上代表全省知青发言，他说刘建勋坐在他的右手，省第二把手耿其昌在他左手。不知当时刘建勋心里对江青的这种随心所意发淫威做何想。

1976年十月“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在郑州街头旁观庆祝游行，刘建勋耿其昌走在队伍前列，刘建勋全身草绿军装，步履蹒跚，一脸疲惫，不知当时他的心里又做何想。

在面对政局的诡异险恶的左支右绌中，刘建勋文革中还做了一件有趣的事，让有关数人多年之后还深情回忆。看看围棋元老陈祖德是如何说的：

陈祖德，新中国围棋的领军人物，曾任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和中国围棋协会主席。1984年底他抱病完成了自传《超越自我》，曾获得1994年度人民文学奖。在该书记述“恩人”的章节里，他除陈毅元帅外，还提到了刘建勋：

“文革”中，周总理两次明确表示： 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围棋不是撤消的问题。但围棋还是被强行撤消了，我和吴淞笙、王汝南等六名棋手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了工人。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信，可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棠。他们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4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冠军的刘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贯彻。

陈祖德还针对当时国家体委的某位干部与刘建勋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感叹万分地写道：“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

2009年6月陈祖德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经告诉他们说：“刘建勋同志还帮我把信转给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围棋得到恢复。”刘建勋此举为中国的围棋事业保留下了种子。

1976年九月毛领袖殡天，他亲选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抓了红太阳的遗孀和亲侄子，全国都响起了豫剧名家常香玉高唱郭沫若填词的“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命运的转折点又到了刘建勋面前。全国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又在文革十年中执掌一省没倒台，刘建勋是全国唯一一份（广西的韦国清情况稍有不同）。

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要先迈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