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夏朝”在古代通史中是一个绕不开欲又无法言明的时代，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孔子谈到“夏朝”说的是“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说明孔子在坚信夏朝的存在时，又不得不感慨夏朝留下来的资料太少。在先秦时，有关夏朝的历史记载大多散见于《尚书》，《诗经》，《左传》等史书当中缺乏系统的梳理，直到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 夏本记》，夏朝的历史才有了专著，在此后的2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唯有《竹书纪年》的意外出土对夏史略有增益，它为夏朝的历史拟定了471年年代框架，这也成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夏始年的重要依据。

  上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中国史学界萌发出“疑古”思潮，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众多古典文献提出了大量质疑，比如陈梦家先生认为夏史其实是从商史中分出的。杨宽先生也认为夏史大部分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胡适顾颉刚甚至公开做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论断，但随着殷墟考古的现世，国内疑古派和国外学者对于商朝的质疑之争戛然而止，转而开始强调商朝以前中国没有国家，还未形成文明，为了彻底解决夏朝无实证的窘况，徐旭生先生按照《史记》所梳理的夏人活动区域，前往豫西和晋南开启了对夏朝的寻找，并于1959年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拉开了夏朝文化的序幕，二里头考古发现之初，因为受到《汉书》偃师尸乡殷汤所都”记载的影响，这处发现有宫殿建筑群的大型都邑遗址在长达20年时间里一度被史学界认为是商汤都城西亳，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东北6公里外发现了偃师商城，在文化属性上与1950年发现的郑州商城同属于二里头岗商文化系统，印证了汉代以来传闻的“汤都在偃师”的传闻，而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洛阳东乾沟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压在河南龙山文化之上，而在偃师二里头和郑州洛达庙遗址又发现二里头文化被叠压在二里岗文化之下，这种考古学上的地层关系充分说明，二里头文化是一种早于二里岗文化但又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考古遗存，所以原本被认为是汤都的二里头，就有了两种可能归属，第一种二里头文化是比二里岗商文化还早的商朝或商族遗存，第二种也就是考古学者最期待的结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朝遗存。

   二里头究竟是姓夏还是姓商？由于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没有发现“自证属性”的资料，所以以邹恒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采取了“文化比较法”，即拿二里头出土器物去和已明确知道是商文化的器物对比，二里头晚期常见的“爵”“簋”“小口瓮”“罐”等在二里岗下层文化中少见，而二里岗下层出现的鬲器物在二里头晚期也是十分鲜见，最终得出在时空框架内：“二里头文化是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但又不属于商文化序列的遗存。与夏商两个社体前后相继的时空位置吻合，在分布范围上二里头文化在豫晋陕翼四省均有发现且主要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一带，与文献记载的夏朝统治区域吻合。”这种文化历史学的考古学研究方式并非中国学者“闭门造车”，它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并被包括西方在内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所采纳，由于有“物证”出土，又延引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所以二里头姓“夏”就基本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

   1990年5月恰逢美国洛杉矶举办了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中国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带队参会，就在中国学者们带着二里头考古成果满怀信心地准备向大会论述其为夏文化的时候，大会的议题却“诡异“地变成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除了日本学者持保留意见外，几乎所有欧美学者都对夏朝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夏朝不过是神话传说，就连中国学者采用的被西方广泛接受的“柴尔德文化比较法”也被西方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对封闭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样性，此比较法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这一风向转变让中国学者们始料不及，也就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间接促成了中国集举国之力科技攻关的决心，1996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一百七十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耗时五年分别采取考古，天文以及最新的加速器质谱法进行碳14测年代等方式系统论证“夏”文化是否存在，但没有想到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不仅没有打消西方对夏朝存在与否的质疑，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口诛笔伐”就是在专家组公布阶段性成果，即2000年9月15日的第二天，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和纽约时报就分别刊登了西方学者的评论，认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国家项目似乎并没有结束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反而因为带有推动民族主义的企图令发现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芝加哥大学汉学家夏含夷先生批评得很直白，“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纪，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平上。”由于断代工程由国家主持推动的，这让西方学者感到不可理解，指斥是有政府高官先设定结论，然后再按照结论去寻找答案，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席文先生说：“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在商。”虽然国内学者罗列了大量考古发现证据来证明二里头遗址的都邑属性以及它与文献记载当中的夏朝中心的高度吻合，但这些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辩驳却都被扣上了“政治”帽子，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曾发表一篇书评说，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夏朝的原因是害怕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显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没有打消西方对夏朝存在的质疑，这也触发了如山东大学教授田昌五先生以及参与断代工程研究的学者主张：“部分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我们用不着因为他们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

   如今距二里头考古已经过去了74年，在断代工程结项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不仅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且有了新的一系列更大的考古成果，首先是延宕20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于2022年正式发表，关于此报告内容的疑点，笔者将在此文系列之四详细分析。其次是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众多史前超大规模城址的现世，碳14测年测定的绝对年代已经远超夏纪年框架，特别是浙江良渚遗址于2019年经第43界世界遗产理事会表决，认为良渚具备了早起区域性社会形态，是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实证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文明不曾有过中断的国家，既然距今5000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已经被考古印证有着成熟的社会活动和早期区域祭祀，那么距今4000年中国存在一个叫夏的社会政权，完全具备存在的充分条件，但遗憾的是不仅西方学者对众多全新的证据依然对夏朝持否定态度，坚持用“神话传说”来概述这段时期，就连国内学者也有相当一批否认夏朝存在的意见。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部分学者绕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史料为基础展开研究和推算，即史料可作参考而不能成实证。另一方面，则是夏朝本身所呈现出的奇特面貌让这些学者迷惑，事实上，就是国内学者在论证究竟什么是夏文化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即夏文化究竟是夏后氏族群创造的文化，还是夏朝统治区域内所有不同文化族群共同创造的一个统称，这是因为夏朝既不同于汉唐一样的大统一政权，能够依托中央集权来强制实现文化面貌上的一致，同时也没有所谓疆域概念，中国历史上政权与政权之间完全接壤已经是战国以后的事，而此前的夏商周三代所谓的“天下”其实是一个个大城邑和臣服于自己的多个诸侯据点，这也是为什么夏商周时期的灭国大战往往上来就直接攻打对方都城的原因，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古克礼先生据此在2000年11月18日提出一个神奇假识：

  “能否有另一个假设，即“夏”就像Hellas一词对古代希腊人那样，只是一个用来表示主要聚落之间人们具有共同文化和密切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的标签，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把大家连接为一体的政治实体。”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20多年前古克礼先生的神论被一步步证实，2022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将二里头遗址定义为夏朝晚期都邑，但同时也指出早期夏文化还是需要到河南龙山中的诸多遗址中去寻找，但事实上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呈现出的众星捧月不同，它只是众多考古学遗存的一个统称。其内部不仅散布者诸多互不隶属大大小小聚落城邑，其文化差异也十分显著。比如同在崇山一带共同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贡献遗传基因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直到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河南一带的政治结构才从一群相互竞争的小型政体发展为在广大地区内有一个大中心主宰许多小中心和村庄的模式，在二里头考古工作多年的许宏教授也总结出二里头时期和早于二里头一二百年的时间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象，前者可称之为王都，而后者欲根本见不到王朝气象，这恰恰说明所谓的“夏朝”，直到二里头文化形成的公元前1750年才真正形成了与商朝类似的单一社会团体，而在夏朝的前半段更像的类似古希腊一样是对所有有着共同文化标签的族群的总称而非朝代称呼。

         <  待  续  >

           王湾类型

               煤山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