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泉



前面提到逃过了双规，但后面的更严厉的无期徒刑，就差那么一点点。

 香港老板生意如日中天，准备派我去塞浦路斯，利用那里的特殊性，主持修建一个仿造西药工厂，直销中国。满满雄心要大展宏图之际，老板忽然检查出得了肺小叶癌，才47岁一下子乱了阵脚，生意全部停了下来。

一个偶然我就又走进了新闻行业。

九六年，台湾海峡有了战争风险，台湾人大量往外跑。

温哥华国民党的《世界日报》要招一个记者，收到成堆的简历，也有我的一份。世界日报连续三天分批笔试，最后录用了我。

华人虽然多，不过年轻华人都是读英文报纸，华人二代三代四代更是百分之百消费英文报纸。所以中文报刊没有一家发行过万的。

《世界日报》也只能养我一个记者，其他几个台湾半退休老编辑，都在办公室抄英文报的作业。我每天的平均工作量是发稿三篇，而中国青年报记者一个月的工作量是写三篇，还不一定发。

报社要求我一个不漏地报道路过温哥华的有关的公众人物，比如刘宾雁、阮铭。一周工作六天。

由于中文媒体缺记者，华人世界的很多奇闻怪事都没人跟踪报道，直到英文媒体爆了，中文报纸就跟着抄。

当时有个很大的案子，前中国经贸委翻译高山，干部子弟又被以前的美差惯坏了，在温哥华变成二混子。电脑刚上市特别贵，他就收购，让那些穷白人去偷，方法简单粗暴，先偷大卡车，半夜用卡车去撞公司大门，大门破开后，用大钳子把所有的电脑连线剪断，批量办公电脑直接往车上搬。

不讲是非的华人成群结队的去买，很多手提电脑倒手带回国内，高山家门前车水马龙。

我上班的电脑公司就被他们偷过（应该说抢过），大门警报器连接老板的家，半夜警报响老板急开车去公司，看到他们正在搬。直到警车快来之前才开车跑。起初老板不是很在意，反正有保险公司兜底。可是隔不久他们又来了，保险公司价格要翻好几倍，老板们痛不欲生。那几年搞得温哥华草木皆兵。

发达国家每日生活费以百计，小偷小摸很难维生，偷盗也是小罪，高山把它产业化，对社会的冲击就很大了，前后大约四年。

所有公司，特别是电脑公司或者用电脑办公的公司，都在大门口摆放高速公路隔离用的水泥墙。最后警察局重案组出动，四处设埋伏、抓脏物，因为证据不多，还是轻罪，候审期间他离婚，房产归妻儿，自己逃回北京。

因为人跑了没有审判，华文媒体一字末报。这实际上是华人圈的污点，甚至可以说集体犯罪。

李登辉上台第一次台海危机，香港出了个华人世界规格最高的的电视台—-《传讯电视》，比肩美国CNN，24小时滚动时事新闻，财经新闻。招募华人世界最顶尖专业的媒体人，在世界各大城市都设记者站，比中央电视台的覆盖面又快又广。

基于我的资历，传讯电视高薪向我招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昔日武大共寝室同窗余克礼，大学四年都很合得来。他老家三代贫农，毕业后就是刚组建的中央调查部（安全部前生）第一批干部，时任炙手可热的中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是电视台最想套近乎的人选。我的武大同学更正；余是安全部二局局长，兼社科院所长。

电视台采用国语，台湾人和大陆人为主。当时台湾很舍得花钱搞情报，他们对我的背景清楚，招我做大陆咨情，每月大几千元美元现金，外加活动经费和奖金。写内参、动态、时政调研是我的专业，并考虑在北京买房作为活动据点，也不影响我的电视台工作。

这个诱惑， 道义上是倒共，工作上轻车熟路，很难不动心，为这个事度过了好些个不眠之夜。

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件事，帮了我一把。

改开初年，鼓励国有银行对外贷款，一个大陆偷渡出去的新加坡华侨，回国空手套白狼，用银行贷款与武汉商业局合作，投建武汉首例中外合资长江大酒店，商业局出黄金地段，就是我小时候的幼儿园加商业局办公楼。我父亲是筹建处主任，酒店盖好后，他就是大酒店中方经理。

酒店从香港和国外高薪聘请名厨，环境和服务都比市面上的明显高好几档。一时间把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和商界的吃喝生意，几乎全部包干。还在机场用豪华面包车蹲点，把高档客源也一网打尽。相比之下，那些老国营酒店、饭店毫无竞争之力。江泽民在台上让大家发大财，长江大酒店成为省市官场、商场的迪士尼大乐园。

酒店富得流油，又用管道上的方便，给官员大发红包。省市领导过来总是毫不客气，大餐之后还有礼品。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改革开放，但是多数人都不知道老邓对这个体制又很心虚，怕外国人进来革了共产党的命，就像早年苏联人给几个卢布就有了共产党，那么美国人给几个美元，是不是就会出几个民主党之类的？于是，与开放同步。大力扩展公安部、国安部，当时北京有一个四千多人的外勤处，内部人士透露，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行政处，专们用于跟踪外国人和外国人代理人，平衡开放带来的风险。公安部出来的高光俊律师可以为证。

党内高层认为这些老外及其代理人，都是头顶着我党管不住的西方脑袋，必须严防死守。

武汉也一样，我父亲的来往信件也全部被国安监控。他给我的信中，夾了一个国内需要木材，来自政府的商业信息，被国安拦截后，他们硬要说是泄露国家机密，没收了我父亲的护照。

跟国安部门哪里有没办法打官司？其实他们也不想整你，而是把你的案子挂起来，看你的表现。接下来数年，他们不间断地到酒店骗吃骗喝骗红包，跟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中间还有官场朋友两边协调，按该朋友的说法。别的部门都有油水，国安凭什么不去开发？直到我爸去世，都末还回护照。对国安来说少了一个敲诈对象，不过他们有的是办法。

女儿从出生就在我父亲那里，视为掌上明珠，每天晚歺放在膝盖上笑眯眯的喝酒。女儿四岁来加拿大，我父亲从武汉坐船一路送到上海机场，之后每天都在计划过来看她。父亲越着急，他们就越是卡住恐吓勒索，父亲精神极度郁闷，悄悄让我办移民离开，一辈子不生病的他，62岁便匆匆离世。相信他一定有许多屈辱的细节，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这件事加上以前在北京的经历，我摆在明面上，就应该是庞大国安的监控对象，甚至进中国海关时护照一扫，背后就多了一双贼溜溜的的眼睛。

嗅觉闻到危险，思来想去，这一步迟迟没有跨出去。

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可没闲着，着实盯上好多海外华人，包括我的好朋友，中青报的原同事，已经移民美国纽约的董维，他在北京以台湾间谍罪被捕，判了无期徒刑。还枪毙了一个泄密少将，并大张旗鼓地报道。

在董被抓前后，共有十多个海外华人，以“台湾间谍罪”被捕。

就我所知。董维不过在纽约做了很多留学生的摸底工作，跟国家机密、军事情报完全不沾边，那个澳洲的“民主小贩”杨恒均，审了几年都没有证据，还是被定了间谍罪。

为了防范“境外势力”，本月初中共又出台反间谍新恶法，不断扩大间谍的定义范围，下面是美国政府刚给公民发的警讯。

中共制造恐惧的邪恶程度，我这个游走其间的人，才真正体会得到。恰恰我知道得多一点点，幸运一点点。


《传讯电视》的创始人于品海三十多岁，从加拿大大学毕业，在香港传媒界是非常成功的，接手金庸执掌明报集团，兼香港报业主席。他雄心万丈，以十几亿身家，倾情投入，想代表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成为与BBC和CNN三足鼎立的自由媒体。

既然是自由媒体，大陆当然对我们层层设防，处处刁难。光靠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民营企业小广告，如何支撑这个庞然大物？传讯电视边运转边卖股份，二年之后百分之百成了一个台湾控股电视台，被中共从香港挤到台湾。

董维曾是中青报优秀记者。

一个非常精神帅气的小伙子。他父亲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成都锦江饭店总经理。于品海更不用说，三十多就是香港的公众人物，甚至竞争港督都有公众基础的。可惜他们的对手是魔鬼巨兽，魔鬼巨兽鼻子一哼，就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轻轻抹去！

我虽然逃脱了，但感觉不是庆幸，而是伤害。在美国加拿大虽是个小人物，谁都不用怕。在中国，我就是只蚂蚁。董维、杨恒均是与我灵魂相通的同类，有志趣相投的人文情怀、愿做不失优雅的民主小贩。这些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被庞大无情的杀人机器无声碾压。

中港台飘荡的我，像羊面对狼一样周身无力，一度抑郁缠身，情绪低迷。在一个半梦半醒的日子，一个迷雾蒙蒙的瀑布，一阵白云裹来一个长发飘飘的靓影，她面带微笑，缓缓走来…

一股无声的电流，两只眼睛的Wi-Fi，哪怕头顶阴云密布，满山遍野又重现斑斓五彩。

虽然从未见过我的特工外祖父（本系列第二篇），照片都没有看过一张，但我身体里有他的血液，胆子大、爱女人，我活到今天，相信有他在冥冥之中的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