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問答三》之二

小 鷹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說明“文革”的實質是建國後17年來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同時批評了楊繼繩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論，最後論述“文革”為什麼是反歷史潮流而動的，以及“走資派”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文革”是什麼？

提要：

·         文革是建國17年來“兩條路線”與“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

·         劉少奇因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業化”，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等建國主張，被毛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         毛髮動文革就是要整“走資派”，“清君側”只是手段，“役其政”才是目的。

乙：如我前面已提到過，“文革”顯然不是一個孤立的突發事件，它是建國後17年來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甲：你這樣講，有什麼根據？

乙：我們研究“文革”還是要看基本的歷史文獻，如毛澤東主持批發的“社教23條”、“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條”等。那裡面講得很清楚，這場運動就是要整“走資派”。除此之外，他並沒有什麼其它的“隱秘動機”；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里，更直接寫明了他對劉少奇的問罪。

甲：也就是說，毛那時已明確意識到，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

乙：對！劉少奇就是毛澤東心目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甲：現在有一些文革學者質疑道：“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他們認為“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胡平) ^[1]

  那就請你談談劉少奇的路線是什麼？他到底是不是個“走資派”？劉派有沒有發號過與毛不同的政令？

乙：好！大家都知道，剛建國時，劉少奇就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要先搞些“資本主義”，他說：“我們國家生產不發達，生產落後，今天不是私人資本工廠太多，而是太少。現在不只是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發展，需要擴大。”

  1951年土改之後，一些同志對農村中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黨內有人建議“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的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劉少奇立即批示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顯然，他那時反對對“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51年2月28日劉少奇在北京市人大會上講：“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和工業化！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這完全是與毛強化“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經濟“集體化”、“國有化”等主張唱反調 。

  1955年劉少奇支持鄧子恢砍掉卅萬個合作社，被毛罵為“小腳女人”。

  1956年“八大”時，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強調，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否認了毛一貫熱衷的“階級鬥爭”理論。而在新黨章中也略去了“毛澤東思想”，他不贊成對毛搞個人迷信。

  同年，劉少奇又支持周恩來等在經濟工作上“反急躁冒進”的主張，後來被毛多次痛罵為反對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反對“大躍進”。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紅旗”大敗之時，劉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農村經濟政策，這也就是土改以後，他主張在中國農村實施的經濟綱領。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而劉則在工礦企業中推行“計件工資”、“獎金掛帥”等“物資刺激”措施；許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還在熱衷試辦大工業托拉斯。劉與毛唱反調，實際上是主張實行“市場經濟”，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路線。

[注]：文中的縮寫“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

甲：說到這“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我想起了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1951年，幾乎與劉少奇反對“合作化”的同時，鐵托公開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開始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1953年又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僱工，並且廢除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經濟成長相當突出。雖其生活水準終究無法真正趨近於西歐的水平，但是顯然超過其他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

乙：是的，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國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後有眼可見的成效之外，鐵托的成功實踐可以說是劉少奇“走資派”路線有效的一個“旁證”。鐵托做了劉少奇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然而，後來鐵托也被毛澤東戴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大加批判。

甲：對了！如果不健忘的話，當時國內還有一條所謂的“文藝黑線”，它提倡深入揭示社會矛盾又寬鬆自由的文藝政策，還公開推崇“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但文革中卻被歸納上綱為“黑八論”；又有一條“經濟黑線”主張“價值規律”、“商品經濟”和“利潤掛帥”；哲學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軍事上搞“軍銜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為“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們“平反翻案”，還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連中共中央書記處搞的“二月提綱”也鼓吹“資產階級”的口號：“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護“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縮寫“黑八論”即：“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以及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脫帽加冕”是指“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

乙：現在看來，這些所謂的“走資派”罪行，都是正確的事，是好事！但按文革時對劉少奇的批判來看，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整套“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劉少奇麾下有一龐大的幹部隊伍和一大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組織部”、“外交部”，“中聯部”，國務院及各部委，黨校和社科院，報刊出版等輿論機構，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門。1965年毛澤東要批《海瑞罷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動，別人就是不聽他指揮，按毛的話來講，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陸定一的中宣部是“閻王殿”！結果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總而言之，按毛的話來說，那時就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毛澤東真成了勢單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而且，重要的是，在所有這些事情的背後，人們都可以看到有劉少奇的身影。特別是在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更是挺身而出，當着與會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直接點出了毛澤東的錯誤。接着劉少奇又親自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會議(如史稱的“西樓會議”)，具體地大幅度向“右”調整了毛澤東的各項政策，這也就是他說的“要退夠”的意思。

乙：劉少奇還有一句話是直接對毛說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這反映了劉、毛在治國理念基礎上的衝突。毛不在乎百姓“生命”，偏行己路，以至餓死幾千萬人，劉則很憤怒，力圖改變毛的路線。他最終不惜與毛決裂，到死也沒有屈服，被毛稱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甲：這裡的問題在於，治史之人能不能正視這些事實，並給出公正合理的說法？

乙：可惜，現在許多人都忘記了，或者乾脆否認，這些當時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更不要說去重新判斷這裡面的是非曲直，並追究理論分歧的根源所在了。

甲：而楊繼繩的“官僚”論，除了上述“第一重緊張關係”之外，還需要引入新的因子，才能對這些上層政治鬥爭加以解釋。他是把這些鬥爭歸結為“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着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第二重緊張關係是因為幹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在文革中，這兩重緊張關係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鬥爭失去了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斗場上左衝右突的群氓。”^[2]

乙：楊繼繩用“第一重緊張關係”(官民矛盾)，把文革曲解為一場“反官僚”的運動，現在又用這“第二重緊張關係”(官官矛盾)，把它淡化為一場無目的的“權力之爭”。由此，他把黨內政治上重大的分歧，庸俗淺薄地歸因為“‘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所致，從而否認了“路線鬥爭”中的“是與非”、“正確與錯誤”。

可是，一旦進入“派系”、“山頭”等人事、親緣和歷史淵源關係，他的理論就變得非常複雜，容許有無限多個待定參數來解釋單個事實。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僅此一點，這個“唯象的”理論就顯得很“拖泥帶水”，遠不及“反走資派”的“路線鬥爭說”來得“簡潔和清晰”。應當說，“走資派”的問題，才是文革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甲：我最近看到北大的陳坡對毛髮動文革起因的沉思錄三十三，他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史實：

67年《紅旗》5期刊發的經毛審核的戚本禹的批劉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向劉少奇提出了八個為什麼，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劉在抗戰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建政後堅持新民主主義反對過急過快搞工商改造與合作化、56年主張階級鬥爭熄滅論、三年大饑荒時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內外調整政策……戚的指控從另一個革命大批判的視角反射了從45年到66年毛劉的一些重大分歧，終於爆發於64年的社教運動，65年毛開始設局剷除劉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劉閱後極為憤怒，致信毛為自己申辯，後又寫了對“八大罪狀”的答辯，均被置之不理。

乙：的確，戚本禹當年的這篇“討劉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倒劉的意圖，文革中它“膾炙人口”，無人不曉。毛和戚數算劉的“八大罪狀”里，講的明明都是“兩條路線”與“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哪裡有什麼“官僚”二字？哪裡有什麼“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說法？

甲：在邏輯學上，把文革的“宗旨”從“反走資派”變為“反官僚”，這屬於“偷換概念”。

乙：你點明了問題的實質。文革中不容劉有任何分辯，毛依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硬是把劉整死搞臭。時過五十年，有人來重建文革史，揣摩毛的心思，給劉戴上一頂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那不就是要肯定毛文革的“宗旨”嗎？怎麼能這樣地不顧歷史事實？現有的材料都看不懂，不去分辨毛的指控，還需要找什麼樣的秘密檔案來替毛開脫責任？這種“概念偷換”實在是替毛文革在作“善後料理”！

  如果今後有什麼文革文件要“解密”的話，我最想看到的，便是劉給毛的這封信，及其對戚文“答辯”的原件。

甲：不過，“走資派”這頂帽子畢竟是毛澤東給他戴上的。劉少奇到底是否有過一個和毛的主張對立，明確而又具體可行的“走資派”建國綱領呢？

乙：劉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為馬列學院一期學員講課，內容提綱就是《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其中他勾畫了一幅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步驟和圖畫。他認為首先要長期保持“五種經濟並存”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即，除了國營經濟“會發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會要發展”，“個體經濟也會發展”，“合作社經濟也會迅速地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會要增加”。劉少奇估計，這個過程大約是十到二十年的時間。

此後才是，“第一步實行工業國有化。但小工業和個體手工業不能國有化。這是一種嚴重步驟，不能輕率採取。性質是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要影響小資本家和小有產者富農、以至中農。”

“再經過一個時期的鞏固與發展以後，就可以進一步地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步驟，在農村中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

但同時“應有時間給中農去動搖和考慮(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體化的時間在一片地區可能延長几年，才能達到絕大部分農民的集體化，剩下少數個體農民也讓他單幹。”

他認為“進入社會主義，主要的是這兩個步驟”，這兩個步驟還要一先一後，是因為“離開城市工人階級、強大國有工業，不能有農業集體化。單純倚靠農民來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幻想。”

甲：啊！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這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又是什麼？

不過，今天來看，假如真按劉少奇的藍圖來搞的話，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國經濟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會像是被毛澤東搞成的那種爛攤子了！我國的“經濟起飛”恐怕要比“亞洲四小龍”更早。

乙：可是毛澤東當時就嚴厲地批評了劉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講話。毛自己不通馬克思主義，違反社會發展規律，自行其事，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失去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歷史機遇。

甲：那老毛真成了“老佛爺”了！但他與慈禧太后的“守舊”不同，毛是以其極“左”的方式，也成功地打壓了一次“維新”嘗試，扼制了馬克思所期待的“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中國的發展機會。毛澤東和慈禧“異曲同工”，他們成功地推遲了我國現代化、民主化進程很多年。在這個意義上，毛自己才是“形‘左’實右”吧？他才是個歷史的罪人！

乙：是啊，劉的那種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業化”的建國藍圖，決不是等閒之輩可以構想出來的。它沒有照搬蘇聯或西方的作法，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情形，合乎歷史發展規律，又具體可行。

甲：奇怪的是，楊繼繩的“文革史”對毛、劉的這些重大分歧的史實，卻隻字不提，是因為不合他“反官僚”說的邏輯就故意略去了嗎？

乙：我真希望人們由此能改變一點對劉少奇的敵意和成見，用理智戰勝情感，以大我克服小我。

甲：你說的這些事實，應當是回答了前邊提到的一些文革學者的質疑。

乙：剛才談的主要是，“黨內有沒有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關於“黨內有沒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我想再說幾句。

劉少奇等作為“當權派”，又沒有發過“政令”，那就奇怪了。

除了62年的“西樓會議”、“廣州會議”等在黨內下達過與毛派不同的方針和精神之外，許多中央政策文件的發布都明顯地有過爭議和反覆。

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60年代黨的文藝政策從《文藝十條》到《文藝八條》的轉向和倒退^{[3]，[4]，[5]}。中宣部這個文件的出籠折騰了三年，先後易稿幾十次之多，其中的複雜與曲折、較量與苦衷，均不是現代一根筋的二杆子們能夠想象得到的。原來草擬更右的《文藝十條》最終被迫妥協成《文藝八條》，即使如此，它發布後仍然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歡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傳下去。然而，在文革中，《文藝八條》也被當作“修正主義”大毒草來狠批。

甲：記得高教部長蔣南翔1961年9月搞了個”高校六十條“，它主張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和其他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要“正確劃分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學術問題”，以及“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等，後來同樣被批為與毛的“階級路線”及“教育方針”唱反調。

乙：還有，在1962年8月曆時兩周的《大連會議》上，談的是農村題材的“文藝創作”問題，但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主持人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卻沒有引用過一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非但不引，邵更公開與“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毛方針大唱反調，主張文藝作品要“暴露現實的真實關係”，要描寫“處於現實矛盾中間的人物。”^[6](準確地說，在會議所有講話中，邵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語錄，即“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論人民民主專政》，6/30/1949)。小鷹注)

到了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於北京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又是這個主張“現實主義深化”及“寫‘中間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揚等人的支持之下，堅持周恩來在“題材問題”上的文藝方針，與來自上海秉承柯慶施“大寫十三年”頌聖旨意的張春橋，展開了面對面的激烈辯論。^[7]

在那個年代，黨內分管文教的高級幹部，敢於“獨立思考”，並不把“毛語錄”奉為圭臬，這是今人很難以想象的事。^{[6]，[7]，[8]}但實際上，那時黨內就是有這樣的幹部。

甲：哦，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恨恨地把他們都叫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吧？

乙：是的，那時國內各行各業都有些這樣不愚忠他的“當權派”，只是在知識分子成堆的文教領域裡，尤其突出。因此，毛也最恨知識分子，定意要把他們統統趕到“廣闊天地”里去“大有作為”，免得日後“胡思亂想”，給朕添亂。

甲：六十年代有關“文藝問題”的路線鬥爭還遠不止這些，可以說，它們只是後來“文化大革命”毛、劉兩派決戰的前哨戰。

乙：沒錯，到了文革決戰前夕，上層這類不同政令的“暗中較勁”變得更加公開化和白熱化了。

例如，“四清”時劉少奇根本就反對有“走資派”一說，64年底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向全國印發了個指導文件“社教17條”，重點要查處幹部經濟上“四不清”的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65年一月毛澤東立即用他的23條否了劉的17條，把“四清”改為“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明確提出重點是要整“黨內的‘走資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氣地寫道：“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劉派搞的保護“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二月提綱”。“通知”中明確地說，劉派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話說到這份上，可謂是“圖窮匕首見”了！

而八月八日發布的“文革16條”，更再次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真不曉得，說“黨內沒有兩個司令部，沒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人，說“文革”不是反“走資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這些鬥爭歷史？

甲：你梳理的這些路線鬥爭的歷史，文革時都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事，但現在一些中青年，文革時不是太小，就是還沒有出生，又不去認真研究歷史，“道聽途說”幾句，就“人云亦云”地信口宣稱“沒有什麼路線鬥爭”，實屬“孤陋寡聞”。

而另一些親歷文革的老人，當年“熱淚盈眶”地跟着毛去“反修防修”、“槌胸頓足”地打倒了“走資派”，在這場“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為毛屢建“功勳”，現在卻也說“沒有、沒有！”這又是為什麼？

乙：因為如果現在要肯定“走資派”路線而批毛，他們自己就顯得很“不光彩”了。我看，這才是他們心裡盤算的“小九九”。這種出於“自我”而對劉派持“敵意和成見”等心理障礙，令他們有意略去這些史實，更妨礙他們得出客觀正確的結論。

甲：那到底是誰“必須爬出毛氏思維的泥潭”啊？

乙：對，這兩條都有其人。但我想，對多數人來說，更一般地可以問：文革前，人們對“黨內鬥爭”有多少了解？對劉少奇的主張又知道多少？很多人對劉派的印象都是在文革中被毛的“大批判”“洗腦”後形成的，仍以為他們是“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萬惡的‘資本主義’”就是要讓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些人至今還走不出毛文革的陰影，這使他們認識不清楚“‘文革’是什麼？”的問題，只以為它“打打殺殺”、“血腥野蠻”、“摧殘人性”、“破壞文物”，所以不好。

現在我小結一下：建國後劉少奇與毛澤東有着根本對立的兩條路線，而且黨內也的確是存在有兩個“司令部”，在許多大事上主張“格格不入”，各自號令不同。所以說，“文革”是十七年來這些矛盾鬥爭累積的總爆發。

甲：我知道有些人還是否認你這種看法，他們說：文革就是一場無目的的“權力之爭”，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魯曉夫”鞭屍，其它都是託詞。例如，史家高華就認為，毛搞文革，是因為劉少奇“僭主越位”，大有“逼宮”之勢，毛講的“什麼‘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10]

乙：這種否認政治內涵的單純“爭權”說，不過是一種市井“心理猜測”，經不起分析。它會面臨一個問題要回答，就是：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只是因為劉少奇威脅到他的權力，他要掩蓋自己的錯誤，那在1969年11月24日劉已被整死之後，劉派官員已“潰不成軍”，毛在全國的威望和權力已達到極點，無人可以再威脅挑戰他了，毛為什麼還要說：以後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呢？那時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誰呢？他自己還有幾年可活，為什麼要關心身後每七、八年的事？

我想，這正說明毛澤東是個有“宏圖大志”的帝王，他發動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後繼續實施毛式“社會主義”之政道路上的障礙──黨內走資派及其社會基礎。

甲：所以，“清君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權力是實施理念的工具，專權是為了役政。

乙：你抓住了要點！我想，那些論客恐怕是廉價“宮鬥劇”看多了，只會看表面的“爭權”情節，不去看或看不懂背後的“政治”實質。他們“大義”指斥“毛不好、劉更壞”，以為自己很超然、很前衛，實際上，見識很膚淺、很庸俗，結果是把毛“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或者，是有意換一種法子來淡化、遮掩，甚至袒護毛和毛路線的“反動”之處。

甲：一點不錯！他們是“避重就輕”，把毛頑固推行其“社會主義”道路的行為，從政治上的“反動”，降格歸結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質”問題。“飾詞”說，其實是在為毛而“飾”。

乙：當然，從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質”來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簡單化”，對理解文革的發生，肯定會有幫助，也是必要的補充，但這決不是這麼大的歷史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把一場嚴酷的“路線鬥爭”降低為“個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抓住主要線索，不從政治、思想、歷史、文化，以及社會屬性和體制設置的深度，來分析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會發生？去判斷兩條路線鬥爭究竟誰是誰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改頭換面、捲土重來，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們的頭腦。

換句話說，如果日後不改變毛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難道人們只要精心甄選些“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領袖，中國就可以避免再度發生類似“文革”那樣邪惡的“政治運動”了嗎？

我們下一次會詳細談談“文革”究竟反動了什麼？

待續之三：“文革”反動了什麼？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

引文出處：

[1]胡平，《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見《華夏文摘增刊》第一○六七期。

[2]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為“導論”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復──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

[3]段愷，《從<文藝十條>到<文藝八條>》，《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9/15/2015。

[4]邵荃麟，《關於<文藝報>“題材問題”的專論──給張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其中，他對“社會主義”文藝的許多意見，後來都寫入了《文藝十條》。這封信是文革初期張光年主動上交的。交信時張光年在原信上用紅筆加了批註，還在許多文字下劃了紅線，指出他認為的問題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場，與邵荃麟劃清界限。

[5]小鷹，《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時寫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6]小鷹，《究竟什麼是“中間人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3期。亦見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7]小鷹，《從“大寫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8]洪子誠，《“大連會議”材料的注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9]高華，“重讀中國歷史”講座，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