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是现存政权和法律的挑战者，他所称“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的“法”，并不是指政府法令，而是共产国际和中共订的规矩。历来造反者可以视官方律条如敝屣，但就连瓦岗寨、梁山泊内部都必须要有规矩。罗自恃正确，要匡正共产国际东方部


　　米夫违反程序硬把王明推上台，激起罗章龙另立中央

　　《伐林追问》第132期，2020年8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上几期《伐林追问》我们讲到中共创始人之一罗章龙，因为另立中央，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在回忆录中他自辩并反击，说共产国际对中共人事横加干预，剥夺了中共党员、中央委员的民主权利，多次指定自己中意的领导人，强加给中共，实际上他们一点儿也不比中共高明，指定的领导人都不合格不称职。在他看来，1927年的“八七”会议，是这样一次另立非法中央的会议，而1931年元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也同样如此，分裂主义的帽子应该扣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或者说远东局的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头上。

　　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罗章龙，后来被中共开除出党。

　　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影响很大，留苏学生群体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开启了长达四年的王明路线时期。我在《伐林追问》节目中多次介绍，这里我就尽量争取不重复，只讲一些过去很少提到的情况。
　　共产国际米夫为什么急匆匆赶到中国开这次会？
　　这是因为当时中共党内已经分裂得非常厉害，中央没有镇得住场的权威。党魁是向忠发，仗着出身好被共产国际乱点鸳鸯谱扶为一把手，主要倚仗李立三。李立三却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计划，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甚至狂妄地要求共产国际配合。

　　李立三推行了三个月的“立三路线”，造成惨重损失，但中共最后还是给他塑像。

　　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径不仅导致惨重失败，引起党干和党员严重不满；也引得共产国际震怒，让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偏，随即又批评他们对立三路线心慈手软。这个态度先通过回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在中层党干中传开，导致许多人与党中央更加对立。中共中央又处理失当，先是对他们态度强硬，压制不同意见；后来得知是共产国际圣旨，又慌了手脚，连连认错，助长反对派更不依不饶。反对派几个大山头，是以罗章龙、徐锡根领导的全国总工会，以何孟雄、王克全为核心的江南省委等；刚回来的留苏学生派，也不买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的帐；而何孟雄、罗章龙这些人，又看不起留苏学生。
　　中共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共从创立到今天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毛泽东一言九鼎，八十年代邓小平陈云双峰政治，二十一世纪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到习近平又走回头路，定于一尊，大权独揽。

　　经过一个甲子的轮回，中共又回到了大权独揽。

　　当年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就举棋不定，伤透脑筋。1928年六大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很多弊端，连红军主力红四军也发生“朱毛之争”，毛泽东一度被赶出红军。为纠正弊端，中共中央在整个1929年一直反对“极端民主化”，建立起比较集中的权力结构，但是又出现另一种弊端，李立三利用中央权力推行盲动路线，下级谁有意见，要么处分要么撤职，独断专行弄得天怨人怒。于是党内民主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无论是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还是王明派，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中共江南省委是立三路线时期由江苏省委升级而来的，是中共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领导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原书记李维汉因为追随立三路线丧失威信，1930年12月23日，江南省委自行改选，新常委会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很强硬：“今日决议部分改组省委指导机关，并通过常委名单七人”，“望政治局立刻批准。”选出的代理书记，是威望很高的王克全。
　　江南省委设在上海，就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政治局迅速反应，力图重新控制局势，拒绝承认江南省委改选，12月25日中央任命王明为代理江南省委书记，王明此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中共领导层。
　　共产国际这才派了远东局书记米夫来调解矛盾、弥合分歧。平心而论，当时也只有他代表共产国际，才可能把中共的各个山头捏拢来。他的使命是否定三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指导中共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原中央领导已经威信扫地，远东局成员这些“毛子”不得不亲自出马、直接做何孟雄等反对派的工作。1930年12月29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等人谈话中，何明确表示，原政治局成员应撤职，王明等缺乏经验，应该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入新政治局。谈话记录：“在回答需要撤消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时”，他回答，应该撤销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关向应、项英的政治局委员，撤消李维汉和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何孟雄还说：“所谓的青年派”王明等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这话说得有趣，也很一针见血！

　　何孟雄，是中共内反对派的灵魂人物。

　　共产国际是维持中共党内秩序的唯一权威，但担负重大责任的米夫，那一年是29岁，还没到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呢，又因当过校长，自以为在中国党内有一批学生的人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年少气盛，尤其是不应该那么心急火燎地把比他小三岁、当年26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得意门生王明，塞进中央政治局班子。王明是学了些马列著作的革命教条，但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太少太浅；这么一步登天，让在中国多年政治搏斗中获得经验、获得威望的那些共产党人，怎么能服气？他就只能用那些教条来唬人，用共产国际的大牌子压人。
　　米夫当时想分化反对派、但分化需要时间，也需要合适的人来做。实际上，张国焘很快就要回国了，他和反对派领袖罗章龙、何孟雄是北大同学，一起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是与反对派沟通的最佳人选。但米夫可能认为白色恐怖下党内混乱状态拖下去太危险，等不及张国焘回国，六届四中全会就仓促召开了。

　　这处上海不显眼的民居，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会址。

　　这次会共37人参加，中央委员22人，列席代表15人。
　　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产生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有23人，候补委员有13人。到六届四中全会举行的1931年元月，正式委员中牺牲和病故的有彭湃、苏兆征等四人，有两人被捕后变节被中共惩处，就减少六人，为17人。但是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4人、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补选7人。
　　比较让人怀疑的是米夫召来了并非中央委员、也非候补委员的15位列席代表，罗章龙问谁有投票权，米夫一口答道：来的人都可以投票。人们很自然地就要怀疑，是不是米夫大耍权谋想出绝招，把支持他和王明的人都拉来投票呢？
　　其实倒不是这样。非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中央全会，以前也有，就叫“扩大会议”。例如前一次六届三中全会，就是一次扩大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列席代表则多达20人，结果补选出15名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次15位列席代表，也并不都是支持米夫观点的，7人属于反对派。
　　具体参加会的名单，我就不一一念了，绝大部分人的名字，我相信大家并不熟悉。
　　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中，支持中央的人为14人；反对派包括罗章龙、史文彬、王克全在内为6人；还有两位动摇派。列席15人中，支持派8人，包括王明、博古、王稼祥、夏曦、柯庆施等；反对派7人，第一个就是何孟雄。

　　博古作为六届四中全会的列席代表，是米夫的支持者。

　　六届四中全会上政治讨论环节，还算顺利进行，向忠发作了政治报告，王明作了很长的理论性发言，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作检讨。到选举环节就热闹了。选举政治局，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了16人名单，表决结果21票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了一个名单，反对派史文彬提出了另一个名单，表决结果，“赞成远东局名单的20票，反对2票”，通过；“赞成史文彬名单七票”，否决。
　　这两个名单拒绝了反对派绝大部分要求，他们非常失望，愤而退场，但被人拉住，他们拒绝参加表决，罗章龙还回忆说会场上嘘声四起。一位工人代表袁乃祥对提名王明参加中央领导极为愤怒，声色俱厉说：四中全会是“充满欺骗、诡诈、奸谋的丑恶把戏，你们背叛党章，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

　　罗章龙强烈反对米夫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

　　虽然形势紧迫危急，但远东局突击做工作分化反对派，收到一定成效，掌握了会场多数。从改组了中共中央结果看，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政治局。其余多数原领导留任，但也让一些反对派工人干部进了中央：王克全等人进入政治局，但反对派灵魂人物罗章龙、何孟雄被刻意压制，反对派要求罗章龙进政治局、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都未被米夫接受，大概是考虑到这两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干部那样容易控制。而米夫极力抬举的留苏学生，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并不算多：王明进入政治局，沈泽民、夏曦进了中央委员会，而博古则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实际结果，就是米夫计划的由旧中央、留苏学生、工人干部三结合。
　　1931年1月8日，四中全会后第二天，反对派即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了由罗章龙、何孟雄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报告大纲小册子由全总印厂铅印五千份，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罗章龙回忆，报告大纲提出后，签名者多达96人，分送党内各支部作为报告讨论之用。同时将纲领转寄各苏区支部。纲领译成外文，送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以及各国兄弟党。
　　《大纲》集中表达了罗章龙等的政治主张，首先就是要彻底改组整个中共中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大纲》声称反对派阵容强大，有代表性，列举了一大堆，“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大纲》抨击四中全会没有合法性，“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指责四中全会没有完成改组中共中央的任务，保留了多数犯错误的原中央成员，而新选入的王明等人毫无经验。
　　罗章龙派还不敢公然反对共产国际，《大纲》只把矛头指向了米夫，抨击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刻意提拔自己的亲信王明等人，“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

　　1919年3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坐在长条会议桌尽头的正中间。

　　远东局为阻止党的分裂，1月17日召集全总（即全国总工会）党团二十多人在沪西一个花园别墅开会，罗章龙后来称其为“花园会议”，但是会上仍然是激烈对抗。据罗章龙回忆：在会上“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态度极为强硬”，说“对国际应绝对服从，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正确路线的”，“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离开他们是不行的”。但是反对派并未屈服，花园会议通过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明确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绍禹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
　　不料反对派活动很快遭遇意外挫折。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国民党特务活动手法很厉害，如果中共党员被捕叛变，在答应做特务后，被很快释放，此人就神不知鬼不觉成了潜伏暗探。不过中共有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一般是纵向单线联系，所以暗探破坏也有限。但1931年元月党内斗争斗昏了头，秘密原则打破，横向联系增加，到处串联谈话，甚至召开人数众多的会议，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罗章龙与外孙女罗星原1956年摄于武昌蛇山。

　　1931年1月17日反对派在东方饭店举行会议，显然由于叛徒出卖，参会者遭到了租界巡捕围捕，后来又有多人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国民党政府，2月7日24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枪杀于龙华，其中好几人是反对派的重要骨干。
　　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借刀杀人？罗章龙在1981年写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文中列举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与王明很要好的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唐虞，通情报给蒋介石的特务。罗章龙文中虽未明说，但意思就是王明等人借刀杀人，借国民党之手除掉自己党内的反对派。

　　《罗章龙回忆录》

　　有这种怀疑的，不止罗章龙。罗章龙说：对于在东方饭店和其他几个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幸灾乐祸。不过，中国大陆党史学者张永2017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文章《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大量引用了《罗章龙回忆录》，但特别提醒：《罗章龙回忆录》中不准确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须非常小心，尽可能用其他资料核对——这倒是与我在十年前的看法相似！张永指出：东方饭店事件对反对派的打击并不是致命的。出席四中全会的那些反对派主要成员十几人中，只有何孟雄一人被捕，反对派的中央委员都安然无恙。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分化瓦解反对派，积极争取各个地方组织和反对派重要成员。一个重要手段是，威胁停发生活费。当时多数中共的工作者以革命为职业，没有其他收入，很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从组织，与何孟雄等反对派断绝关系。党组织发的生活费从哪儿来？中共当时不可能拥有党产，给党的干部发的生活费，只能从共产国际来。难怪当时国民党骂中共是“卢布党”！反对派没有了经济来源，光凭热情和勇气，难以为继。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永远开除罗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罗章龙等人反抗更加激烈，于1931年1月31日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据罗章龙回忆，非常委员会“是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宣布开除许多同志的中委、党籍，并停止他们的工作以后，才被迫成立的”。这个“非常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迅速撤换米孚，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迅速派公正人员查明四中全会事件经过，对肇事人员予以纪律制裁”。非委还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各支部根据非委‘提纲’通告文件内容开展全党讨论”，“以实际革命行动为表率批判米、王集团”。同一时期，非委在《致中共各苏区信》中，呼吁“禁止米、王死党进入苏区”，“米孚、王明、向忠发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窜入苏区，对首恶应处理制止，以平民愤”。
　　罗章龙是挑战现存政权、挑战现有法律的地下工作者，他所称的“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的这个“法”，当然不是指国民政府的宪法和法律，而是指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订立、要求所有成员一体遵守的规矩。历来的造反者可以视官方律条如废纸、如敝屣、如粪土，但除非是亡命之徒，也仍然要遵从一定的不成文的江湖规矩。尤其是结伙造反，像瓦岗寨、梁山泊、太平天国，团伙内部必须要有规矩，来协调和规范行动，否则这个团伙一天也维系不了。中共从第一届到第六届，规矩越来越周全和细密，尤其是关于其领导集团和最高领袖产生的程序，已经是有章可循，关于中共各级组织，关于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及其东方部，上下级虽然等级分明，但各拥有什么权力和限制，都有了明文规定。罗章龙认定1927年武汉“八七会议”和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两个中央领导机构，都是“非法成立”，就是指其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共同制订和认可的程序。所以他才认为，非法的不是自己，而是米夫、王明、向忠发一伙，理直气壮地要求共产国际拨乱反正。

　　毛泽东（左四）与罗章龙（左六）与同伴在新民学会合影。

　　罗章龙资格很老，还试图利用和各苏区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游说他们支持自己，他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湘鄂西苏区的夏曦、贺龙都写了信。毛泽东是和罗章龙私交最深的苏区领导人，在长沙共同创建新民学会，在北京游学期间更是一个锅吃饭、一张床睡觉。但毛泽东没有支持罗章龙，毫不客气地批评罗过分在意“鸡虫得失小节”。罗章龙与张国焘两人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共同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但是，当张国焘回国后试图劝说罗章龙时，罗一直避而不见，也许他在何孟雄等被捕牺牲后，担心遭到暗算。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张国焘确实提到，当时远东局代表波兰人，就确实曾提出暗杀罗章龙。

　　毛泽东（右）与张国焘都没有支持罗章龙。

　　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党内民主是受限制的，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是中共领袖合法性的来源。共产国际支持谁，谁就有合法性，谁就是正统。罗章龙的挣扎和抗拒都是徒劳。但胜利一方只有短暂的轻松和喜悦。很快王明等人把中国革命引入了灭顶之灾。而那位中共的太上皇米夫，下场十分悲惨。1937年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是反革命、托派分子，他被逮捕关押。1938年9月10日，米夫被秘密处决，享年37岁。

　　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一度扮演中共的太上皇的角色，但是自己的结局十分悲惨。

　　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巨大的绞肉机。倒是急流勇退的罗章龙，保住了命，得以善终，活到了99岁。但他是活得坦然、活得舒心，还是活得心惊肉跳呢？他是否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