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皮埃尔·弗朗克（Pierre Frank）

（1951年）

陈独秀，字仲甫，中国托派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在此之前，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他在1879年10月8日[1]诞生，逝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5月27日。

他虽然在国外不甚著名，但在近代中国，由于他的活动及其所起的政治作用，却是伟大人物之一。

他诞生于华中[2]一个富裕的官僚家庭中，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早在1904年，他就参加了他本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创办了一张报纸。[3]在第一次革命——即1911年革命——之前，他因政治活动而被捕，被迫亡命日本，在那里他和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合作，但并不加入国民党。[4]当推翻满清的第一次革命期间，陈氏返国，成为他本省革命军的政治“指导员”。等到一次“政变”使革命失败之后，他又被迫亡命日本，在那里办了一张革命报纸。[5]

1915年间，他会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办了一份名叫《青年》的杂志，这本杂志是在北京发行的。[6]杂志反对孔子的思想，[7]这个思想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它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代表着社会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落后，乃由于在孔家道德下面旧社会的僵硬化；而促使社会进步的条件，则在于唤醒及教育广大群众。陈氏将他的这些想法总括成一个口号：科学与民主。这使他去考虑书写用的中文问题。他觉得，那种字数繁多的、文法结构艰难的、与口头语相差甚巨的文字，乃是群众文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陈独秀怀着简化这种字的目的，研究多年，终于在华北开始使书写的文字通俗化，[8]使它与口语相适应（那是在1917年，他正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种语体文字被称作白话文，现在它已实际成为中国的正式语言了。

后来，陈独秀又察觉到，白话文的使用虽然使文化的宣扬能有所进步，但是广大群众还是接触不到文化。事实上，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因处于朝不保夕的、悲惨的状态中，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与发展。终其一生只不过是与饥谨所作的长期搏斗，只不过是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哪里有必须的时间与金钱来上学？在干千万万的农村中，根本不存在学校——更不必说报纸了——他们又怎么读书呢？

因此，陈独秀的注意就不可抗拒地转向政治问题与社会斗争。正在他思想进化的这一时期，1917年的十月革命告诉了他答案之所在。俄国这个落后的大国，可以算作中国在欧洲的复制品。可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那里的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不再是虚愿与乌托邦，而是成为可能与现实了。对中国来说，这乃是它得救的榜样。

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弱小，虽然他们的斗争——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为了眼前的要求，可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却能进入知识分子团体中，在那里发生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它反对在凡尔赛和会上蔑视中国民族要求的帝国主义者，又反对中国的封建制度。这个运动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激进化的过程。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紧跟其后的高压的受害人之一。1919年，他因散发革命宣传品而被捕，被判处徒刑，两个月之后，因华北举行多次群众示威而被释放。1920年，他开始想建立一个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这个职位他一直保持到1927年。1922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

斯大林派的宣传，以及特别是中共的领袖们，惯于将1927年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在陈独秀身上。可是他们忘记说出这一点，陈的责任乃在于他对当时由斯大林与布哈林所规定的路线太过忠实了。这里当然不适于详细分析1927年中国革命惨败的原因，成为共产国际政策之特点的那种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之迭相交替，已经由我们的刊物，特别是由列夫·托洛茨基多次分析过了。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陈独秀因为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须分担一部分责任的话，他后来却反对过走向广州暴动的那个冒险主义的方针。在1927年8月的中共会议上，他被撤销了领导职位，他从积极活动中退下来，而党的新领导（其中部分是旧人）则遵守了莫斯科的命令，投身于完全的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活动中。1927年广州暴动乃是此一政策的登峰造极的事件。陈独秀曾给中央委员会写过好几封信，反对盲动路线。1929年8月，他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文件，再度着重地提出他的反对意见，并且要求检讨党的政策。不久他便被开除出党。同时还有数百名党员，以反对派之故被开除出党。[9]1930年2月，共产国际邀请他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有不少的领袖，在斯大林机关的压力之下，已经悔了过，承认他们的“错误”，不过陈独秀拒绝了邀请，他要求将中国革命的失败问题提出来在共产国际内与中共内部讨论。

这回的拒绝和要求终于使那维系在陈独秀和斯大林派之间的、业已脆弱的关系最后破裂。他于是参加了一个左派反对派。后来，当几个左派反对派统一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后来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之后，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运动的首要人物之一。他被推选为托派的总书记，领导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直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为止。[10]当他在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时候，慷慨陈辞，十足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的气概，公然斥责国民党恐怖的军事独裁制度。他的勇敢态度，被国民党用“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了十三年徒刑。[11]不过陈独秀这个人物的态度与举措在警宪的重围之下，面临着可能被判死刑的危险，他却敢于向独裁者的忠诚仆从们高声挑战，公然表露他对这些人的仇根。他在这个被迫害的法庭上，代表那被恐吓下与被践踏的群众发出呼声——这种态度，乃是对于所有革命者的一种激励，一个榜样。

他从1932年开始被拘禁在南京，直至1937年。那时中日战争爆发，他和政治犯一起，获得了释放。但在同时他仍旧受到统治者的严密监视，使他不能积极参加活动。当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之后，陈居住在江津——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里，那地方离重庆不远。他原患有心脏病，后因狱中生活而加重了，结果就在江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虽然他处境孤独，却始终属于第四国际。在他逝世之前的几年内，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甚至不许他从事活动，因为资产阶级始终是害怕他的。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毕竟是一位大革命家的历史。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较多的由于他开始革命斗争时中国的实际情形，较少的由于他本人的性格。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信心坚强与勇敢的共产主义者，却从来不曾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1925-1927年的革命中他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会忽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主张革命者在战争中应该支持民主帝国主义去反对法西斯党所领导的帝国主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会对“民主”那边产生幻想。

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不结实，所以才会如此。首先因为他不懂外文，[12]而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又非常之少。又因他一生都在中国度过，[13]以致不能因接触国际革命劳工运动而扩大其经验。他和外国的唯一关系只是在1925-27年间和共产国际官僚们（鲍罗延、罗易等）的来往，这班人的唯一任务是来发号施令的。在他们这所学校里，陈独秀自然不能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扩大他的政治眼界。

所有这些情形，只能加深他心中最初对于“德谟克拉西”的幻想。他是在这样的时候进入政治生活的，那时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乃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他所提出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口号（它概括了中国必须摆脱孔子学说的这个必要性），就当时中国的封建状态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之反对旧北京政府的斗争，以及后来他之反对国民党的官僚统治，都有助于作为抽象理想的民主观念，它并无任何阶级意义。苏联的堕落与斯大林党的那架可怕的实行压迫与恐怖的机器，更加强了他那抽象民主的思想。

但是，尽管陈独秀有着严重的政治局限性，他仍是伟大的革命人物之一。他毫不迟疑地放弃了尊贵的职业，去过一种不安定的与艰难的战士生活；他从不叛变自己的信仰，他宁愿冒着监禁与死刑的危险，也决不投降于蒋介石的仆徒们。他如此勇敢、忠诚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带路，以致于他被称为中共在初期曾送给他的称号：“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他将以这样的身份留存在革命者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