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山

【前注】昨天看到體育老師一篇轉聶衛平的文章，我的第一想法：這世界上沒有多少真相，換個角度，看到的完全不同。

見：聶衛平：當時就我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 - 萬維讀者網博客（有關部分附後）

我想說的就是1985年，5月19日，給世人留下極為深刻印象的中國與香港隊的球賽，我是親歷者。我的所見所聞。

那一年，我從外地回北京，正好趕上5月19日那個星期，不過我可不是衝着那場球賽。當時父親在體育部門工作，近水樓台，占盡了一切先機。對於這種唾手可得的機會，我基本不聞不問。不過那場球，即便我不關心體育，也從始至終給我留下極深印象。

首先，在比賽前一周，家裡充滿焦灼氣氛。我沒有問過，不過從隻言片語，我知道這場球非常重要，全國人民期望值非常高，正像聶衛平所說，人們充滿了樂觀想法，“至少贏兩個球”。但是體委領導完全不同，似乎有種危機感，大概是責任感所致。其它主任副主任，都不在家，李夢華好像是在國外，其他的也各種活動出差在外地。就留下父親一人，“歷史性”的成了這場比賽必須出席，負全責的領導人。從爸爸的言談話語中，能聽得出來，其他人都“躲"出去了。以往分工，三大球（足球，籃球，排球）三小球（網球，羽毛球，兵乓球）是必爭的項目，因為既有名又有利，這次卻全部退避三舍，沒有人爭這個頭籌。

其實，領導參加各種活動（球賽），有的是被請，有的是一定規格需要參加（這場球是後者），通常不過當個觀眾，只是坐在主席台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既不需要講話，也不需要主持，只是看球。但是這次不同，當時中國人民剛剛改革，各方面都表現開放的姿態，學習外國人，在球場鬧事正好時髦。當年或前一年，已經有幾起鬧事的事情發生，免不了蔓延到北京。這樣，現場的領導免不了就會有責任。

晚上看球，我還是去了，完全是好奇心。爸爸通常有一張請柬和五張小票。小票不是在主席台下邊，就是在對面最好的位置。那天我是在東邊六台吧。也怪了，通常都有親戚好友來要票，那天記得沒有別人，就我一人和爸爸去看的球。中間過程全然不記，輸球了，散場了，人群有點激憤，好像還不出邊。我隨着人流從東門出來，轉到北門，於是就看到了砸車燒車的人群。人越圍越多，我也跟着人流，一直走到北小街十條出口，因為馬路一下變窄了，人流不易通過，慢慢散去，我即回家，大概12點1點的樣子，倒頭便睡。朦朦朧朧感覺到爸爸是凌晨才回來。之後過去，好像一個字也沒有多談（或者說，爸爸沒有跟我談）這件事。

半年一年，也許幾年之後，聽到一個叔叔問爸爸，5.19那麼大的事，中央也沒有追責？爸爸是這樣回答的：事前就感覺有可能出事（這也許是其它幾個主任副主任紛紛出走，放棄這個既出名又得利的機會的原因），他一周前就給中央打報告，但是沒有回覆。爸爸說，中央就是書記處，就是給耀邦（這是原話）。所以，事後當然就沒有人追責了？！爸爸說，那天，小平和耀邦都沒有來，所以公安部就來了一個副部長。後來爸爸和這個公安部的副部長成了現場的最高指揮官。

聶衛平說，當天晚上耀邦秘書給體委打電話，李夢華讓秘書一個一個通知副主任，都是屁話，其他人包括李夢華全都不在北京（甚至中國）。至於公安部，不受體委，甚至耀邦指揮，根據爸爸的話音，除非小平，耀邦等中央首長出席，規格會抬上去，否則公安部不會憑空，或者一個電話就加強警戒的。如果爸爸事前打的報告，耀邦批了，批到公安部，那可能又當別論。不過，耀邦秘書的電話，肯定有記錄，倒是給中央日後脫責，埋下了伏筆。

我對耀邦，充滿了崇敬。他是爸爸的老領導，據媽媽說，63年爸爸患癌症，生死之間，醫院動手術，說最好的結果，也許只能再活五年，當時是耀邦簽的字，而不是家屬。不過通過5.19足球這件事，讓聶衛平對耀邦”更加敬佩了“，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父親的報告，中央批覆了，事前就重視，這個事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共產黨這麼點小事還控制不了嗎？

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看過一場足球，包括現場和電視轉播，直到今年世界盃，看了一場梅西的，奪冠之爭。我知道，中國無論是從娃娃抓起，還是足球夢，根本就是瞎掰。看中國人足球，純粹是浪費時間；跟着起鬨，更是徒費精力。我慶幸，一個5.19，讓我日後在足球上少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

聶衛平：當時就我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選）

還有一件事使我對胡耀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被稱為中國足球史上最慘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個星期日，下午三點我去人民大會堂和鄧小平打橋牌，同時參加的還有胡耀邦、萬里、王大明、王漢斌、丁關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檔，在發牌過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隨便地問我，你對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麼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說，晚上的足球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們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線，我估計最少贏兩個球。

胡耀邦一聽警覺起來，又追問了我一句，有你這樣想法的人在體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說，我估計所有的體委負責同志都是這種想法。胡耀邦連聲說，不行，這樣不行！他放下牌，把秘書叫來，讓他馬上給當時的體委負責人打電話，說這場球不見得肯定能贏，要做好輸球的準備，特別要防止群眾鬧事，並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秘書全都用筆記了下來。

我當時就在旁邊，耳聞目睹，心裡卻很不以為然。我想你不是總講實事求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嗎？你今天可就有點外行了，這球還能輸嗎？你怎麼能讓人做這種準備？當然我沒敢說出來。

晚飯後，胡耀邦提議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關心這場球，特別是鄧老爺子也是個足球迷，於是就散了。

回到圍棋隊，我就打開電視機，等裁判結束的哨音一響，我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國大多數人的腦袋都在發熱時，他卻保持着高度的冷靜。當時我還沒想到真的會鬧事，可事實證明當天晚上就有群眾上街鬧事，還放火燒了汽車。

事後胡耀邦跟我說，他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李夢華後，李夢華馬上讓秘書給幾位副主任打了電話，傳達了總書記的指示。只是不知哪個環節出了疏忽，並沒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結果事件發生後，由於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夠，搞得非常被動。

這件事使我對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僅預測到在那種過熱的情況下有可能輸球，而且看到由於當時物價上漲等原因，社會產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會有人借着輸球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果然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維和膽識。

“五一九”之後，曾雪麟（時任國足主教練——編者注）講過，他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打平了都無法答謝國人，非得大勝不可，還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當時國家體委能夠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時傳達給教練組，傳達給曾雪麟（從時間上講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講的），給他們降降溫，卸下包袱，那麼比賽的結果會是另外一種情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