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阔海

第一次听说“天安门”，也许是小时候的儿歌，什么“我爱北京天安门”云云。

现在想来极其荒谬可笑。

一个小屁孩，住在一个离北京数千公里远的地方，从来没去过北京，也从来没见过“天安门”、“北京”长啥样，却天天傻呵呵地唱一支热爱那个地方的歌。

那时候，天安门和北京就像是神话。

1989年的春天，天安门广场成了中国电视及大众媒体的“明星”。从四月十六日到六月四日的那七个星期里，中国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节目空前绝后地报道了起于北京、蔓延到全国许多地方的学运、社运。许多一向不看《新闻联播》的国人都定时守在电视机前关心1949年以来第一次自发的学运、社运。

1989年6月4日，中共把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开进了北京城，用真枪实弹、用坦克、装甲车对学生和市民进行了屠杀。中国人七个星期的自由被暴力扼杀在摇篮里。那一天从此被定格在历史上。“六四运动”从此被用来指称1989年那七个星期在中国发生的学运、社运。而“六四屠杀”则把中共及其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时候，天安门之于我，是一个历史见证：既见证了中国民众的英勇抗争，又见证了专制政权的残暴凶狠。

1991年冬天，我蓬着一头长发，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第一次站在了天安门前。我失望了：天安门并没有电视里、图画上看起来那么高大宏伟。天安门广场上，我看不到1989年春天的那场学运、社运的任何痕迹。六四运动也好，六四屠杀也罢，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年轻人什么都找不到。那时候，天安门仿佛又聋又哑且失忆的国人，既没见过六四运动，也没听过六四屠杀。

1989年6月4日之后，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

我能找到的是：许多青年“火线入党”的急功近利，全民皆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大潮，以及面对六四时，一些人失忆而更多人假装失忆的中国社会。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北京，但似乎没再去过天安门广场。直到今天，我记忆中的天安门就是那样的：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鲜血，没有弹孔，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如果历史是一条大河，34年前的六四运动和六四屠杀就是这条河的一个急弯。而天安门广场就是那个急弯发生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六四屠杀的那一天起，天安门就在中国人心里站起来了，正如中国人在天安门面前站起来了一样。

34年之后，当我在西半球的暮春午后敲击出以上文字的时候，天安门已经被海外纪念六四的文字、影像、声音、行动塑造成了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抗争的象征。在专制的中国，社会运动可以被镇压，民众的不满却无法被弭平。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运动可以被抹杀、六四英烈们的鲜血可以被清洗，甚至关于六四的记忆可以被消灭，然而民众对中共暴政的抗争却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且不说那些持续不断、大大小小、不为人所知的工人运动，律师参与的民众维权活动，法轮功、家庭教会争取信仰自由的活动，仅仅过去几年中，我们就目睹了香港同胞的反送中运动、大陆民众的白纸运动，等等，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社运、民运。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火种依然薪火相承，从已经步入中年的六四一代手中，传递到了走上社会不久的千禧一代，甚至零零后的Z世代。

20世纪初，见证了五四运动的天安门曾经让中国民众产生了对自由民主中国的憧憬。

20世纪末，见证了六四运动与六四屠杀的天安门让我们一方面感动于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热情，一方面对中共政权的野蛮与专横充满愤怒，也让我们意识到：中共政权已经成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碍。

曾经，我仰视过作为神话的天安门。曾经，我也平视过空洞无物的天安门。今天，当我从半个地球之外想象天安门：也许有一天，天安门会见证中华民族推翻中共极权、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