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邓小平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崛起之路值得关注和研究。众所周知，在八大后，邓即位列“毛刘周朱陈林邓”7大伟人之列，排在最后一位。那时及以前的邓小平，很难说能对中国整个国家的全局造成决定性影响。真正造成全局性影响的是文革及其后的整顿，这为其后邓坐上第一把交椅，发动改革开放，在党内外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人脉基础。

文革开始不久，邓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即被打倒。但与刘不同的是，虽然批判的声浪高耸入云，但邓的党籍始终得以保留，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人也没受皮肉之苦，只是被送到江西新建冷藏起来。那时的邓，虽远离政治漩涡，但还能步行上班，偶尔从事一下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本行，待遇与第一号的刘和第三号的陶铸不能同日而语。

1975年初，毛力排众议，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其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

1.整顿之初，邓是得到毛的首肯和支持的

邓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是毛提出的“三项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中“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都是与“文革”相悖的。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武器，从问题最为严重的铁路运输部门入手，开始发动大刀阔斧的整顿，然后层层深入，渐次扩展到钢铁工业、军队、科学技术、文艺、国防科技、农业、教育等许多领域，最后进入最核心的党的整顿。

全面整顿中所暴露的问题，使人们逐渐看清了文革造成的危害，整顿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让人们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邓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正如他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页)。

2.整顿后期，引起了毛的警觉和不满

毛支持邓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文革”的偏差，但不能容忍邓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在1975年下半年，当全面整顿显现“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的时候，毛对邓的不满加剧了。这时，毛远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吹风：“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远新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毛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帮助邓小平提高认识，并要求由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的这个决定颇具匠心：一是让邓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给邓一个机会和台阶，让他改变对“文革”的“错误认识”，思想上来个大转弯。毛的本意是希望邓能够就此妥协。但出乎意料的是，邓委婉地拒绝了毛的提议。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是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的；其真实含义则是他不认同毛对“文革”的肯定。邓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让他“专管外事”。邓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3.整顿的历史作用

邓主导的整顿工作，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加之其后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和四五运动，为其在党、政、军内以及全国大众心中，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使之成为人们心目中，毛离世后能够主持中国政局，并走出困境的不二人选。此时的邓，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毛，以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这就是历史，一切貌似偶然，但总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