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牵涉到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若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是要顾及自己承担职责可预知的后果，就要选择恰当手段行事以避免负面的后果；而若遵循“信念伦理”（或称价值伦理），就只考虑坚持价值理念而不管后果、不计成败
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
《伐林追问》第110期，2020年6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关于赵紫阳我已经做了八期《伐林追问》节目，今天是第九期，讲讲他被软禁之后的故事。“六四”后，中共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对他说，只要你做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是胡耀邦模式，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职务——这是王明模式，赵紫阳又拒绝了。
北京戒严前夕，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这一幕定格于史页，也定格于人心。
李先念、薄一波、王震都提出要撤销赵紫阳中央委员职务。但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1989年6月18日，江泽民主持常委会，决定保留赵紫阳中央委员。
6月19日至21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作报告，指责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建议撤销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参会的中共高层政要，纷纷发言批赵。
赵紫阳口述回忆《改革历程》。
会议快结束时，赵紫阳要求发言，此举似乎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会议主持人姚依林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赵紫阳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申辩发言稿，题目就叫“我的发言”，讲了20分钟。他发言一结束，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赵当即离开会场，但其他人没有动。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中共左派领军人物邓力群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写道，赵紫阳连“检讨”两个字都不愿意说，“完全是为他自己辩解的，实际上没有承认一点错误。”
宁愿下台也坚持自己的主张，赵紫阳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集会，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杜导正解释，赵紫阳此举的意思就是：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在全国共有二十七八个省委第一书记被批斗，像他这样连“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只此一例。
政治局扩大会议复会时，表决对赵紫阳的处分，把中央委员也撤销了。赵紫阳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撤销我的职务，没有意见；对李鹏宣布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在场所有人，包括邓小平、李鹏，都没有吭声。
赵紫阳说：“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紧接着，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宣布他在六四事件上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撤销其一切职务。全会后，中共成立专案组，开始对赵紫阳进行审查。比赵紫阳年长两岁、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被任命为专案组负责人。
王任重曾是赵紫阳在中南局的同僚，是赵紫阳专案组组长。
审查过程中，王任重等人与赵紫阳进行过五次谈话，王还给赵写过三次信，赵在谈话和回信中做了反驳和澄清。赵紫阳说，他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小平对学潮的方针，原因是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将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不同。他“要对历史负责，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整整一年后，1990年6月，王任重向赵紫阳递交专案组的审查报告《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本人意见。整个材料共有30条。赵回信对其中12条提出反驳。此后，中共对赵的审查不了了之。因为高层意见分歧，无法自圆其说，这份30条审查材料从未对外公开。
赵紫阳又给江泽民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要求早日结束审查，结束软禁，恢复自由，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1992年10月，中共在十三届九中全会公报中宣布，结束对赵紫阳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所犯错误的结论。公报发布前一天，乔石代表中央与赵紫阳谈话，告知这个决定。赵紫阳当即表示，当时不接受“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顶帽子，现在仍然不接受。
像赵紫阳这样始终不改初衷，宁可被软禁16年也拒绝认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都曾写下长篇检讨，忏悔认错。
2004年3月到5月，姚监复前往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家看望。那时离赵紫阳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时间。
姚监复。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姚监复八十年代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今年（2020）87岁了。他出版了根据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口述整理的《胡赵新政启示录》，出版了前北京市长陈希同谈话记录《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等几本书。赵紫阳的老战友宗凤鸣请他当助手，一起去见赵紫阳，好记录赵的回忆和谈话。那时他刚六十出头。姚监复第一次去见赵紫阳问了很多问题，后来回忆说：他（赵）一直在那儿输氧，放在鼻子里吸氧。但是他一直很精神，注意听着我讲。我问他，他也就讲。……最后我说，你一边吸氧一边跟我们谈这么久，我该走了。最后告诉你一句，李锐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历任书记都是以做违心的检讨、承认错误而告终下台的。但是只有两位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你，赵紫阳。说完以后，他把氧气管拔掉，从躺椅上站起来，走两步，走到我跟前，拿手指着我鼻子：“是你说的陈独秀？”我说：“不是，是李锐同志给我说的。”然后他背过身，两个手朝着天花板，非常爽朗地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这个细节，反映出他的心态：他希望历史最后认可他。听到转述一个党史专家的评价，他心里非常满意。
姚监复说道，“六四”后，赵紫阳不是没有复出的机会，但他拒绝以检讨认错换取复出：“1991年，邓小平派人带话，说你出来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你要认错。但赵紫阳说，重新认识不必要，我的认识到此为止。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中国那种传统的英雄。”
姚监复所说的“邓小平说你出来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是否确有其事？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就写了这样一件事——
苏联和东欧剧变是赵紫阳在软禁期间关注的重大问题。在中共党内没有人预料到，中共高层对未来世界格局和趋势惊恐不安，想到了赵紫阳。王任重给赵写信，全文如下：
紫阳同志：
最近苏联、东欧的局势急骤变化，搞社会主义，苏联是七十年，东欧四十年，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联系到我国去年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我请中办将最近一个时期苏欧事件的有关材料送一些给你看看。然后，我们找时间再面谈。顺祝健康！王任重 1990年2月5日
王任重比赵紫阳大两岁，党龄要长得多，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长期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在陶铸上调中央之后，王任重与赵紫阳都官升一级，王任重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赵紫阳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过后，王任重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业期间，是赵紫阳的改革阻力之一；后来又是赵紫阳专案组长。
主动给赵看材料，征求赵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这是赵软禁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六四”欧美制裁中国，苏联和东欧剧变，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即将土崩瓦解，赵以静观动，对正在发生的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肯定有自己的判断。但后来是否对这个问题，通过什么方式对王任重专门有过反馈，我们不得而知。
这个时候，赵紫阳被软禁还刚刚八个月，读的主要还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新民主主义论》等。而且他还在被审查期间，我认为，王任重的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审查的一部分，就像一次开卷考试，考察赵紫阳反省得如何。卢跃刚也认为，动机恐怕不单纯是请教。
在“赵紫阳有没有复出的机会”这个问题上，真正说得比较详细的，是蔡文彬。
蔡文彬（右）1993年11月1日探望赵紫阳。
蔡文彬也是河南人，是赵紫阳1975年主政四川时结识的。文革爆发时他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是四川学生造反组织的主要头头，1968年被周恩来提名，参加“三结合”，担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赵紫阳来四川后相当器重他和放手使用他，文革结束后审查“三种人”，赵紫阳反对一刀切，设法保护他和安排他。1989年之后他离开体制创办民办高校和民营企业。在赵紫阳去世后，中办通知，点名四川省数人前来北京向遗体告别，前几位都是省里的主要官员，最后一位，就是赵紫阳“生前友好”蔡文彬。
蔡文彬在赵紫阳软禁期间，数次前往看望交谈。后来他主编了文集《赵紫阳在四川》，以及采访纪录片。2010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张博树主编的文集《赵紫阳的道路》，书中收录了海内外多位重量级人物如鲍彤、吴国光、陈子明等人分析评论赵紫阳的文章，蔡文彬的两篇文章放在最突出位置，其中一篇透露：在1991年12月赵紫阳告诉他，邓小平于1990年第四季度和1991年第四季度，曾两次派人向赵紫阳传话，希望赵复出。
张博树主编《赵紫阳的道路》（晨钟书局）收录了蔡文彬、鲍彤、严家祺等多位学者的文章。
这个信息称得上是爆炸性的，此前从来没有人知道。蔡文彬说，邓小平派人找赵紫阳谈话，中心意思两条：一条是希望赵紫阳对“六四”能够有个明确态度，拥护中央决定；另一条就是希望赵紫阳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商量，包括总书记。赵紫阳说，邓不是通过组织程序来找他谈话，而是通过特殊渠道的传话。第一次来人谈了以后，赵紫阳就讲：“请你回去转告小平同志：一、我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总书记这个位置上退下来，我就没有再考虑过出来工作，在我辞职前我跟家里人开过会，跟家人商量了，我有思想准备。二、要我出来工作，对‘六四’应该有个说法，‘六四’没有个说法，我无法出来工作。‘六四’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反革命暴乱’，更不可以否认后来发生了流血，这场悲剧本来不该发生。现在应该对‘六四’有个公正的结论。三、如果一定让我再出来工作，我不当配角，不挂虚职，也就是不当委员长，不当政协主席。我也没有能力担任总书记，但我认为我做国务院总理比李鹏合适。”
来人回去一年以后，邓小平第二次派他来说：“上次你的意见向小平同志汇报以后，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担任总书记、总理都没有问题。但是小平同志还是希望你对‘六四’表个态，拥护中央决定。”赵紫阳回答：“看来‘六四’是个绕不开的问题，请你回去转告小平同志，如果‘六四’问题中央没有明确态度，我就不出来工作了。”
赵紫阳告诉蔡文彬：“第二次谈得比较简单，因为都很明确，小平希望我接受中央对‘六四’的决定，我希望中央为‘六四’平反，这是双方坚持的底线。看来现阶段条件不成熟，后来小平就再也没有派人来了。”
两人谈话，蔡文彬在赵紫阳去世五年后才披露，人们很自然就要问：是否属实？赵紫阳在软禁期间见到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其中也不乏他能信得过的人，例如杜导正、宗凤鸣，为什么没有向他们透露，唯独告诉了蔡文彬？
赵紫阳最后的岁月。
蔡文彬解释说，第一是此前数十年交往中从来没有对外泄露过两人的交谈，他（赵）信任我；其次我是一个局外人，这些话他不好和局内人讲；第三他还有些维护邓小平的意思，赵紫阳说“这是小平同志以个人名义向我传话，讲出去就不好了”。我根据赵的叮嘱，从未告诉任何人。2009年8月9日，单独对鲍彤讲了，问他：“紫阳讲这个事，你认为应该怎么办？”鲍彤说：“你应该把它写出来。既然赵跟你讲了，他的目的绝不是只让你一个人知道，但是也不是要你马上披露，而是希望这件事早晚有一天要公诸于世。”
鲍彤又说：“我对这个事亮明我的观点：我信。”然后他列出了他之所以相信的六点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邓小平对陈云和李先念在“六四”前极力推荐、自己别无选择提拔上来的江泽民，并不满意。江泽民主政一年多，感恩于李先念和陈云，靠近他们，让邓小平不能容忍，觉得比去比来还是赵紫阳好，所以很想重新起用赵紫阳。而且他的心病就是“六四”在自己死后被清算被翻过来。如果赵紫阳对此表态，他就放心了。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在他担任双主编之一的《中国战略分析季刊》2019年5月20日出版的这一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三十年后看六四》，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写邓、赵关系的演变过程。文中对蔡文彬所披露的这件事说：“按照这个逻辑，邓在六四后的1990年、1991年两次传话让赵“重新出山”，也并非不可能。”
蔡文彬在文章中，还列举了一些旁证，包括宗凤鸣、杜导正等人书中的一些叙述。但不管怎么说，这么明确地说了邓小平两次要他复出，只要对“六四”明确拥护中央决定，当总书记、总理都可以，蔡文彬的说法只是一个孤证，还有待今后更多材料来证实。
［最近我读林雪上下册《寻道者赵紫阳》一书，其中也提到蔡文彬此说，她指出：此说史家大都没有采信。林雪辨析说：首先此说未得到邓、赵两个当事人任何材料、记载的证实；“第二也不符合邓小平的性格”。该书下册516页写道：“从来不认错（的）邓小平也不大可能召回赵紫阳，更不可能一次不行再去第二次，那只能是人们的期盼。”但林雪所说邓小平“从来不认错”，我看下笔轻率了，实在离史实太远。——老高2023年5月17日注］
林雪上下册《寻道者赵紫阳》出版于2023年1月。
赵紫阳的态度明确，符合他的一贯观点，就是自己没有错，是中央应该认错，“六四”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反革命暴乱”。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这两种选择：一种，坚持不认错，因此不能复出，导致十三大刚刚开了个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此夭折，三十多年来反而倒退；一种，当时认错，从而能够出来继续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大业——这两种选择，究竟哪一种更好？
赵紫阳于2005年1月17日凌晨7时01分逝世。他书房里的挂钟永远定格。（高伐林摄）
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赵紫阳在坚持政治家的道德伦理上做出的选择。姚监复是坚定地认同赵紫阳不认错的选择的。指出：“政治家要坚持道德伦理，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责难赵紫阳：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去主持戒严会，把总书记的职务保住，至少天安门事件以后不至于改革派全盘皆输。陈小雅就有一个观点，说赵紫阳只考虑道德伦理，不考虑责任伦理，就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都学邓小平，永不翻案，然后一上台再永远翻案，那有什么意思啊。如果人人都变成这样，那中国的道德那里去了？所以赵紫阳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值得学习。”
姚监复老先生因为是接受采访时的口头表达，有的话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意思我们明白。他举出与赵紫阳的选择相反的例子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被人称颂为“三起三落”，过去人们都用来称赞他多么有韧性。但是有人就说得很不客气：什么“三起三落”，就是以屈求伸，压力一来就认错检讨服软写效忠信——给毛泽东写过，给华国锋也写过，以求得重新复出后再大展宏图。
邓小平“三起三落”，其实就是运用以屈求伸的策略。
毕竟邓小平这样获得了成功，而赵紫阳，用卢跃刚《赵紫阳传》书的副标题的定位，是“一位失败改革家”。
这里就牵涉到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顾及自己承担职责的后果或至少可预知的后果，就要选择恰当的手段行事以达到或避免负面的后果；而“信念伦理”，姚监复先生所称的道德伦理，就是只考虑意图，而且常常是终极的意图、理想或信念而不管后果、不计成败。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让我深感困惑。希望观众听众也来分析评判，帮助我提高认识。
老高补识（2023年5月17日）：
关于赵紫阳的视频节目播出去后，影响大小不等。这一期节目，是这个系列的第九期，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是被转载最广的——或许是其中提出的问题，让人思索？
国内主要传播方式，是被人做成了音频。我就至少收到十来位国内朋友发来音频文档。音频没有标题，也没有讲述人的名字，听众并不知道是我做的节目，有位从未见过面的网友后来得知讲述者是我，还疑惑地问：讲述者普通话很好，不像是武汉人呀？让我偷着乐。
另有一位“红二代”，父亲多年受压，不幸未能撑过文革结束、去世后才平反昭雪。他讲述了父亲坚持价值伦理遭到的打击。我与他的交流不妨节录一部分供参考——
他：老兄所说的“责任伦理”似乎很难被接受。当年只要我爹认个错，服个软，立即官复原职。但他不检查，始终没在右派结论上签字。如果他服了软就没有流放生活，也就没有那些用血泪写成的诗篇。在他诗集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学泰老先生说，官场顺遂可能多造就一个官，多了几首老干体诗，而少了一个直追老杜的旷世诗人。李锐、邵燕祥、钱理群、王康也深表认同。
我：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二者，如何选择才好，并不是一件一目了然的事，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在节目中，本来想说得更详细一点，但发现要说清楚，恐怕至少要二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只好打住了。以后有机会再来续讲。
我这期节目之后，观众跟帖进行了一番讨论。比较多的人同意赵紫阳的选择，但也有人认为，他应该放下个人荣辱，以社稷大业为念。
谢谢您讲述令尊的选择，凡是有信念追求和人格坚持的人，都会支持您父亲的选择。我无疑也是如此。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要复杂许多。随手写下几点思考，供您参考。
1，您介绍的父亲这个选择，是在信念与世俗功利之间的选择。我在节目中说的，还不是这样的选择，而是“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这两种信念之间的两难选择。
我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如果令尊在任职期间，有一项极端有害国计民生的大工程，他在任上，就有权喊停，就能尽到自己的职责阻止其上马；他若被打倒，这项工程无人阻止，就可能生米煮成熟饭，千秋贻害。那么，他是应该坚守信念伦理拒绝认错，在厄难中淬炼成一位诗人；还是应该违心检讨，保住权力（往往还可能冒着一些人视其“变节”的误解和非议），从而为国为民避免一场大灾难呢？
责任伦理，并不是官位、权力、级别这类考虑啊，是与职务伴随而来的贯串责任的伦理规范。
2，要做出抉择，还必须在电光石火的瞬间，评估两种选择各自成功的几率——这就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不管选择哪一种，都未必能保证成功。因为要达到成功，还有众多的变数因子。我们在历史上、在现实中，见过太多并没有成功的先例：
想坚守责任伦理，结果并没有干成事业——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令尊很可能未能阻止那项祸害工程，让他的牺牲付诸东流，他甚至最终成为平庸的官僚；
想遵循信念伦理，却最终发现那个信念不过是镜花水月甚至是骗子谎言，或者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令尊并没有达到直追李杜的高度……
失败的先例，就给后人在类似的两难关头做出选择，增加了难度。
3，回到赵紫阳。今天评点历史，往往容易犯“从结果倒推起因”的错误。事后来判断，当然赞成赵的选择，因为这是已然发生的事实，历史封闭了其它可能性，明明白白地画出了唯一的轨迹，导向唯一的结果。但是在1990年看前方，未来是开放的，有多种可能性。我们并不能断定，邓也好赵也好，在当时都只有各自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未必！当年他们都很有做出各种改变的可能。
4，我在节目中并没有认定赵紫阳的选择不对。但是我希望自己，也希望观众听众们能多几个维度、几个层面的思考。
赵紫阳我一共讲了十期，用意之一就是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复杂性，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所以我有意选择了赵紫阳早年和八十年代的失误、失算和失策，正面回答人们对赵紫阳的各种非议、横议和妄议。从节目后观众的反映看，效果还不错。后来赵紫阳的一些亲属也写来微信，虽然我讲了这么多关于赵的负面信息，他们听到了，表示：“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特别感谢！”
以上想法匆匆写来，很可能有片面性，望兄继续指正！
他：同意伐林兄的观点。这种二难选择在我父亲和我身上均有体现……（略）父亲是典型的两头真，他1925年参加革命毁家纾难，变卖田产给共产党，他对他认为对的事业执着追求，但他觉悟得比较早，痛苦也就更大……
我：老兄回忆往事，我看了数遍，惊心动魄！您可以写成一篇跌宕起伏的独立纪实或者系列章节，极有价值。期望您从此开端，一段一段来，每天三到五千字。那些人，那些事，您的祖辈父辈，您自己的亲历亲为，您不写就没人写，将湮灭于岁月尘灰矣！
谈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难，我想起2006年8月曾经写过一篇相当长的对张炜的专访《他没有成为中共“第五代”》。问过他这个问题。摘录这一段见下——
我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权衡的呢----留在体制内的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当时和现在肯定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张炜要不辞职，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作出多少贡献！
张炜笑答：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不在于我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张炜。但赶在那种关头敢于辞职，表明一种道义勇气，同时也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一种提醒----能起这种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需求么？
张炜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绝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但他们的能力、见识比我强得多。还可惜什么呢！”“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