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新闻刷频，他们走进乡土中国深处，“自找苦吃”的精神得到了高层肯定。看来最近一直议论纷纷的二次上山下乡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现在的国情与40-50年前已大不相同，这次上山下乡的原因、过程和结局与上一次相比，有何不同，不可妄加评论，只能等待时间的检验。

本帖只是讨论上一次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看过不少影视剧。陈冲的“天浴”太过极端，不太可信；“血色浪漫”中，钟跃民等在陕北农村的要饭一段，非常吸睛，但是演出者显然没有农村生活及要饭经历，演得过于轻佻，看看就罢了。

相比而言，上海知青叶辛的戏就很感人，“蹉跎岁月”和“孽债”在当时就非常轰动，毕竟作者本人就是上海的贵州知青。其中“孽债”的片尾曲中，孩子们的呐喊镇人心魄，余音绕梁，几十年都未曾忘记。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美丽的西双版纳

留不住我的爸爸

上海那么大

有没有我的家

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余的

爸爸呀妈妈呀

能不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1.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

其实推行知识分子青年上山和下乡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青年们的就业问题。众所周知，文革发动后，国民经济运行困难，本来就不多的工作岗位因为工厂停工等原因而大幅减少。知青下乡的目的本身就不在于知青能为农村带来什么，而更多是为了解决知青本身的问题而已。是国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把知青送到了农村交给了农民。再就是知青下乡其实在5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更多是自发的，这一批怀揣坚定理想下乡的知青可能真的带来了一些实际作用。国家层面大规模组织知青下乡则是在1969年到1979年。

2.上山下乡地点的差别

其实国内农村很复杂，农民也不都是老实淳朴。很多地方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这时候你一个外姓的跑过去和他们混在一起，你觉得你能过得好？如果是女生的话，那就有点危险了。

比如上海人上山下乡，最优是不下乡留沪，其次是去崇明岛，再次是苏锡杭一带鱼米之乡，然后是大型农业基地（起码能吃饱饿不坏），倒数第二才是普通农村，最差山区。这一切都要靠给负责分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托关系送礼完成。

3.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

如果说知青下乡完全没有帮助或者说起了多少重要作用都是不客观的。黑龙江、新疆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下的农场因为是拓荒性质，广裘而荒凉的北大荒等地具备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加之军事化管理，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而且至今仍在受益。而且巧的是，千万知青中的佼佼者，至今仍然非常活跃的姜昆、聂卫平等人都来自那些地方。在知青下乡的早期，知青们热血膨胀，激昂澎湃，确确实实对农村的发展起到不少作用，完全否定也是不现实的。是对那些热血青年的极大不尊重。

从1969年国家大规模向农村输入知青开始，十年里先后近两千万知青进入了农村。

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农村向来不缺劳动力，所以两千万知青进入农村，只是单纯的劳动力补充，并没有带来多少农村生产力实质的变革与提升。

在刘小萌“知青政策的调整”中有如下表述：

“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以上海为例，“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

在生活都不能自给还要靠国家和在城市的父母接济的情况下，谈何对农村有多少重要帮助？简单地说知青下乡就是为了吃饭、就业、生存，但效果显然不尽人意。

有些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生产资料带到了农村，医疗、教育也带到了农村，看来农村在那个时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倘若如此，为何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情景？

1977年，万里当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查后发现，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万里下乡调查三个月所到之处，询问农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农民回答是，第一，吃饱肚子！第二，吃饱肚子！第三，吃饱肚子！

1978年12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讨饭。

4.农民对知青的真实态度

中国因为人口原因人均耕地面积一直不大。一个村子也许原来有300亩耕地，分到200个人身上出产的粮食刚刚够吃。这时候这个村子分来了七八个知青，开始的时候学习农业技能，基本只吃不产出，只投资没有收益。等到有种田技能的时候照样也是和老农民抢饭吃。如果这个村庄地处偏远还好，还能通过开荒拓展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如果是平原地区，这就非常困难了。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都是十多20岁的年轻人，普通的农活干都没干过，农民自己还吃不饱，又多来一些人来分粮食，让这些人来缩小城乡差距，不如说是给农民增添一个大包袱。

江西上高县界埠公社有大队干部说：“宁愿管一千老表，不愿管一个知识青年”；江西金溪县有些干部也认为 “大城市来的，社会经验多，问题不少，麻烦事多，不好领导”，“上海青年不好弄，不如南昌学生好弄”。

相比于大队与生产队干部，社员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更为消极。江西的档案材料与知青叙事都显示，社员普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好人不下乡、下乡冇好人”、“上海知青是 屋檐下的躲雨客”、“上海知青是X主席的崽”、“知识青年早晚要走的，‘兔子 尾巴’长不了”之类的谚语与说法更是在各地农村广泛流传。上饶地区甚至有社员谩骂道：“上海佬，死了好，吃了我们的谷，害得我们不能打平伙 〔平分稻谷，极有可能为瞒产私分的稻谷〕。”

社员中政治地位最为优越的贫下中农，对于“再教育导师”的身份颇为茫然，不知道该如何教育知青，因为“这 些人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有文化、有知识，能说会道，还要我们教育他什么”， “他们是大城市来的，在我们山沟里蹲得下来吗”。

对于上世纪这个千万人级别的大事件，纵然有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据本人的观察，负面评价的居多，尤其是当事者：农民与知青。有好事的知青总结他们的人生：上学、停课、造反、下乡、回城、就业、下岗、摆摊……。能够混到国家领导人、棋圣、相声大师及企业家的毕竟是少数，就大多数人而言，那段经历应该是悲剧，不是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