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泉

陈春华爸和我爸同事，也是我的商业局幼儿园破裆裤同学。在幼儿园她就很出众，总是被老师叫上台。

俩家离的不远，我们又玩得来，家长就经常把我们放在一起。有一天，好像是小学一年级，我俩在胡同里玩，我用左手挽着她的脖子，右手去按她的鼻子。旁边的小孩都指着我说：“邪货、邪货”。我一下子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很长时间都不明白。

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看清楚，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皮肤之下就是一包水，成熟之后更是鼓鼓囊囊得不行。

除了她的脸，更记得她的声音，脆脆的，一笑起来咯咯咯的一串铃铛响，无论是跳绳子还是踢毽子，同龄小孩都玩不过她。

谁记得他们的青春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就记得。

大约十三岁时我在她家玩，她尿急，转身拉个布帘就在痰盂里面解急，仅仅一步之遥，那个年轻的肾脏挤压出来的音乐，仿佛打开了我的心脏加速器，一阵天旋地转！那泡尿还特别长，我瞬间明白了“邪货”的意思。

告别两小无猜，变成做贼心虚，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去过他家。家长也不再把我们放在一起，是否那天有什么破绽？

被那个年轻的声音缠绕多年，后来玩乐器，学乐理，汹涌澎湃想学贝多芬写交响乐。

本是一个很私密的细节，登不了大雅之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有博士论文考证，老贝身边的女性朋友没有一个是叫爱丽丝的，那这个爱丽丝到底是谁呢？考证结果爱丽丝是个虚名，贝多芬真正想送音乐的那个真人是他一个朋友的老婆。

我的青梅竹马却是真人实名，汉口六渡桥51中，74届高中毕业生。

这之后，其实我无数次想弯到她家附近看看，无形的男女界限已经高高垒起，真的去了也就是偷偷地徘徊一小会，生怕被发现。其实除了我，谁会知道我在哪里鬼鬼祟祟？但竞然一直到中学毕业我都没看到她。

还是我爸告诉我，她在中学就入了党，而且整所中学就她一个，是她们中学的大红人、忙人。

现在这把年纪见识多了，猜想她中学的党总支书多办个是个油腻男，借发展党员为由，多一点接触女孩子、听思想汇报的机会。当雄性激素哗哗分泌之时，男人都会有飘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上瘾。

可惜自古红颜薄命。

百十号应届高中生，由公社派个队长，号称知青大队。因为离家近，公社没有少收学生家长的好处。我们开始还以为捡了大便宜，结果这个鬼地方，离开后都让我做了10年噩梦，噩梦就是要把我送回去，一点也不夸张。

首先是生活条件极差。厕所是露天的，苍蝇的天堂，居然就在厨房旁边，厨房的苍蝇多得没地方站，长长油腻的厨房电灯开关线，被苍蝇站着满满当当，完全都看不到一点线。每天的饭菜里面必有死苍蝇，嘴里嚼着饭菜同时，手要在饭碗上面不停的摆动，驱赶那些厕所里跑过来换胃口的苍蝇。

住房是单砖单瓦泥巴地，屋顶就是三角铁做梁顶着瓦，冬天冰冷，夏天火炉，在武汉那个大蒸笼里面根本睡不着。入夜的蚊子排山倒海，如果睡觉胳膊腿不小心贴上蚊帐，蚊子就过来开party。第二天起来必然红肿一片，上面会有百多个针眼。早上5:00刚有点凉意，上工的钟就敲响了。

作为菜农，当时的菜仅一、二分一斤，我们很难养活自己。青年队农民队长是皇上，权力无边。还有两个党员，一个陈春华是女生队长，另一个就是会计。农民队长喝酒吃肉请客办私事的钱，马屁精会计都抢着报销。我们吃的越差，他们就越要开小灶；越是入不敷出，队长越是逼我们起早贪黑。外出包工，修路、挖沟、卸臭气熏天的城市垃圾大卡车填湖。大强度挑砖曾经让我便血，压着我一个肩膀低一个肩膀高，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19岁就大腿静脉曲张。

男生外劳伙食是食堂煮大桶糙米饭，外加供销社大酱缸产出的辣椒咸菜。我们吃饭的碗像个小锅，技巧是先添一平碗，狼吞虎咽后，马上再去抢一满碗，慢一点就没了。小伙子个个骨瘦如柴。

生病的人很多，如果时间再长下去，活下来都很困难。公社另一个青年队，有三个到武汉市厕所掏粪缺氧窒息。

坟地简单三个土包，就在我们菜地边上，每天早上迎着晨雾上工，仿佛都能看到他们在坟头招手。

这三个坟头，九零年后被压在新武汉火车站铁轨下面。

那时种菜全是人粪尿。最最恶心的是到城里公共厕所掏粪。坐着噪音巨大的拖拉机，一路泥巴土路掏心掏肺的颠簸进城，掏粪流程全是人工，揭开市内公共厕所化粪池铁盖后，下去用大桶装屎尿，再用两个手举上去，个矮的上面接，我成了下粪池内的当然人选。往上举的过程中，屎尿哩啪啦掉在脸上。浑身都是蛆在娜动。臭味还会顺着毛细孔进入体内，把人腌制成一块行走的臭肉。就是这种臭工作，我还争着去做，因为来回的路上，可以让身体和思想逍遥的闲一会儿。

女生的日子更不好过，自来水没有，厨房脏兮兮的大锅烧热水，仅晚八点供应一次，一人一小盆。全部的水源靠门口一口井，井旁边就是菜地，施粪浇肥，水源肯定有污染。记得春节前会餐喝了半斤劣制白酒，半夜醒来口干舌燥，大冬天到井边，吊水水桶锁在厨房，用自己的饭碗去舀水，够不着差一点掉下去。

为留城扯皮，我去青年队晚了数月，第一次挑担子实在受不了掉了队，陈春华专门回过来接替我。

男生女生劳动基本上是分开的，没有太多接触机会。不过哪怕远远的看一看，被女生那边传过来的莺啼柔声沐浴一下，也会让男生变得稍稍文明一点，稍稍修饰一下。

陈春华莞尔一笑，随便几句话，都是我的营养品。幼儿园就在一起？有男生会装着不经意地打听关于她的细枝末节，扩大他们的想象空间，而我又总是欲言又止，不知道如何把握我的那点私有财产。

自古红颜祸水一点不假，她还有个五十一中同学也在我们队里，生得高大张狂，是个不顾一切要博美人同学一笑的雏公鸡。巧在我们两个都有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有汽车。每两周休息一次回家，走去公交站要近一个小时。春华大体是一个人的车搭一次轮换。十九岁的女孩搞平衡，也不知道谁教的？大意要表达彼此还不是男女朋友吧。当她坐在他的车上，从田埂边有说有笑的远去。我心烦意乱自不用说。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家伙发情期的醋劲比我还大。一次在田里发生一点小争执，然后开骂，才几句来回，一把铁锹就扑面飞来。我头一偏、手一挥挡，头没打着，小手指骨折。

当时在市中心的青少年因打架伤残的比例，如果有人统计，一定是惊人的。就像长江里淹死小孩儿一样，根本没人管，还要自家掏钱，在下游河湾处雇人打捞。

我的旧愁新恨，半秒钟就烧起来，马上去抓铁锹，血腥味已经出来啦！不巧身强力壮的农民队长正在旁边，他过来一把把我死死抱住，一边吩咐那个小子回队部，准备接受处分。

虽然队长强压下来，我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青年队就像一个鸡群，两只公鸡打架，是件确定鸡群中地位的大事。

严打运动前袁哥们还在，以大队分红了为由，在最高档的冠生园三楼一顿酒肉，我添油加醋的描绘了那个恶人。哥俩很平静，专心吃菜，帮朋友教训仇人小菜一碟，他俩干脏活还有快感。我说：你们只是帮我打场子，不要往死里搞。

放假那天在他家附近，当袁哥们凶脸一露，西瓜刀一亮，旁边的人马上跑开。那个家伙知道大事不好，也算是见过世面，抱着头护着脸蹲在墙角认怂。一顿乱砍后告诉他，还有下次就要取命。据说事后他用厨房的一袋面粉，从头倒下去止血，再去医院缝针，青年队随后传说：他缝针的线，可以缝一件衣服了。

虽说是袁家兄弟动手，我有过一番纠结，明白承担后果的是我。他要跟我拼命，那就拼吧。动物界雄性争斗，真的敢用命来拚的还是少数。之后他远远的见到我就绕道。

至于他是否暗地里策划报复，我无法知道。不久我们各奔东西，报复已经失去了意义。

正在二个可怜的小公鸡想入非非、痛下殺手的时候，油腻书记兼大队长已经对女队长下手了。

虽然穷的要死，公社还有一个宣传队，经常参加各类区市文艺汇演，青年队出几个人，再由我到城里搬兵，朱胖是大腕，汇演给公社争了面子，公社书记难得给我一个笑脸说，下次还要找他。当时的报酬其实也就是八个菜十个菜，为肠胃捞一把油水，再放一两天假。

宣传队还有一个美差，提着油漆桶四处写大标语。公社书记的指示很简单，说话要狠，有威慑力！末了，还补充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要触及灵魂”。

各种字体随便我自选，大口号也有一定的拍脑袋创作空间。只要有公差，公社就补贴到农民家吃饭，比青年队食堂吃的好太多。比该死的太阳下干农活更是好太多。

我处心积虑游说想把青梅竹马拉进来。文艺这玩意儿无论是雅是俗，美丽的脸蛋都是观众的基础爱好。可是农民队长每次都一口否决，理由是农业为主，公社要培养她挑大梁。说话间队长邪着眼蔑视我这个嫩苗，心里一定在想；尽管做美梦吧，哪有你的份。

几个月后我顶替我妈回武汉当老师，没有了青年队的消息。没过多久，下放政策结束了，而青梅竹马在我走后不到一个月，突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由于他们家希望她恢复过来做正常人，一直对外保密，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发胖，变得双眼发直、呆若木鸡，大量吃药所致。

她大方开朗，按说这种类型的人，抗压能力是最强的。大家只知道农民队长经常与她关起门谈工作，想想她面对一个被太阳晒出一脸厚厚黑油，满口烟酒气的土包子，其中一定有很多恶心！把一个身体心理都非常健康的女队长变成神经病！得有多么龉齰！

但没人知道细节，没有证据，又赶上知青返城潮，每个人都忙于适应自己的新位置，农民队长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二十多年后，父亲过世，从加拿大返回武汉，她的遭遇依然如鲠在喉。我试图去调查，联系过律师。可是当年那个公社全部都变成了新火车站里的铁路。我想去看看她，一点线索也没有，一切都太晚了。

她的美丽和青春在19岁嘎然而止。不管文革知青苦难过后的世界有多么精彩，都和她没了关系。

七二年，安徽某县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被录取的七十多个女生去体检，没有一个处女，性器官全是陈旧性损伤。可惜丑闻2015年后才公开，如果当时我们就知道这类故事，陈春华和大家就会有些防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