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何等聪明，他怎么不知道高压政策下反出来的数字并不可靠？我们看到了两个赵紫阳，一个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号召和指挥反瞒产的前线总指挥；另一个跟新华社记者杜导正关起门来说私房话、怂恿杜写“内参”向上反映另一面民情


　　赵紫阳是如何在大跃进中发动“反瞒产”铸成大错的

　　《伐林追问》第104期，2020年6月1日首播

　　◆高伐林


　　每当我们缅怀、纪念赵紫阳，总会听到对赵紫阳这样的责难：“他在大跃进反瞒产，对大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样的责难，来自本来对立的极左和极右两方面：极左人士是想借揭露赵紫阳这位改革开放带头人，贬损宪政转型的事业；极右人士是想借批判赵紫阳，来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共体制内所有人都是罪人。
　　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今天我就想来原原本本、但又只能是简明地介绍赵紫阳在广东如何反瞒产。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毛泽东称作“三面红旗”。

　　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打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当时的赵紫阳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大跃进放卫星的狂热高烧气氛中，省委班子包括赵紫阳也越来越无法冷静理性，炮制了广东连县的田北社亩产稻谷六万斤出头的高产卫星。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了社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祝本省第一颗水稻卫星上天》，这个标题，是拾人牙慧，照搬《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的话。
　　这一年12月8日，赵紫阳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做了报告《农业生产的新阶段》，说1958年是“特大丰收年”。但进入1959年，情况就不妙。一开年，普遍听到叫喊缺粮，秋粮征购入库缓慢。到1月31日，大米入库为27亿7583万斤，占征购任务50亿斤的55.52％。到3月31日，秋粮征购任务也只完成70％。

　　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报刊上连篇累牍都是各种“高产卫星”的报道。

　　怎么回事？陶铸和赵紫阳的第一反应是，粮食肯定有，秋粮征不上来，肯定是农民瞒了产。他们的对策，是发动反瞒产运动。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便亲率一支工作队来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接着，省委农业书记赵紫阳率另一支工作队，于1月中旬到达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这两个地方，1958年11月18日，《南方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特大丰收的消息，标题是《罕见的灾害，罕见的丰收》。
　　陶赵反瞒产有两篇文字成果，在大跃进时代都很著名。一个是公开的，陶铸的《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一个是内部的，赵紫阳个人署名、送广东省委和陶铸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简称《雷南报告》。
　　雷南报告说：去年收获时全县报亩产在一千斤以上，这个产量可能偏高，但是大丰收是可以肯定的。但是12月中旬以来，全县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公购粮入库时，各个排连、公社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时全县亩产竟跌至298斤。许多公社叫喊不仅三餐干饭吃不到，连两干一稀或两稀一干也难维持；不仅大米饭吃不上，杂粮也吃不饱；有些地区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反而要求国家统销，连一向比较高产的地区，报告里列举了好几个地方，都说没有粮食，开始吃番薯、木薯、稀饭。
　　对今天的观众和读者，我要解释一下“排连”。“排”就是生产队，“连”就是生产大队。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打金门，向台湾控制的金门岛发射了近三万发炮弹，引起举世震动；8月2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把全体农民纳入所谓“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就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小时候传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毛泽东强制全国全民进行乌托邦社会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军事化管理成为一种必要手段。炮打金门其实是为国内政治服务。三个星期之前，毛泽东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中说了一句话：“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人民公社由此获得了全民皆兵、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组织和管理的合理性、合法性。

　　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社员，被军事化管理，集体在食堂吃饭。

　　1958年各县各社抢着吹牛浮夸时，没谁想得那么远，放了高产卫星，欢天喜地把省里奖励的汽车、拖拉机开回县里，庆幸占了大便宜。然而，高指标是与高征购挂钩的。高征购较真，要兑现，各县就都傻了眼。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为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赵紫阳主持搞的雷南报告中就说：“上中农嚣张，吓唬干部不准报实产量，地富反坏趁机大肆活动，散布谣言进行破坏。一时乌云蔽日，空气大变，……短短十天半月内，农村形势急转直下，简直惶惶不可终日。”问题出现之后，雷南县委采取了非常手段，组织工农商学兵冲到乡下、冲进农家抢粮。但是半个月“只搞出743万斤”。赵紫阳率省委工作组前来反瞒产，局面才改观。从1月19日开始，一个星期搞出7千万斤。
　　赵紫阳在雷南打硬仗，在雷南现场开了四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反瞒产。他要反的头一号罪名是本位主义，目的就是更快更多地拿到粮食。在一次电话会议上，他说，没有不瞒产的连（大队），连以下干部百分之百都有瞒产，而且生产越好瞒产越多。大体每亩瞒产二百斤，多的达五百至六百斤。二，凡是闹粮食闹得越厉害的，瞒产也瞒得最厉害。

　　赵紫阳（右三）1963年10月1日在广州参加国庆活动。赵紫阳时年44岁，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赵紫阳的雷南报告认定，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基层瞒产私分造成的。他这样总结反瞒产的经验：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雷南报告中有句话很重要：反瞒产，阶级教育是基础，是基本方针。这句话很容易被忽视——就是要告诉全部与会者，反瞒产运动是要划分敌我的，暗示矛盾的性质可能转化。这当然就是一种威胁：反瞒产有两个假想敌，一个是上中农分子，一个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这是减租减息、土改、合作化以来的老套路，所有政治运动都遵循这个套路。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一书中写道：反瞒产从此成为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持续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常规政治运动。
　　广东有位近代史学者叶曙明，去年（2019年）纽约的重审毛泽东的土改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了两篇论文。他也研究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灾难。在《广东五十年代》这篇文章中披露，“雷南县七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六人被拘捕，二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学者叶曙明。

　　雷南报告1959年1月27日上送广东省委，省委1月31日写了批语转发各地委县委并报中央：批语说：
　　省委认为赵紫阳同志雷南报告很好，其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确的。……许多地方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去年粮食的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绝不能有所动摇和怀疑。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
　　1月26日到2月2日，陶铸在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1月31日把雷南报告交给了毛。不知为什么，在毛泽东手里压了21天，到了2月22日，毛泽东好像回过神来，写了中央批语转发全国：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急如星火，一叠声地催促，写道：
　　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快（越）好。
　　越快越好，写成“越快快好”，笔误反映出毛赶快反瞒产拿到粮食的急切心情。
　　广东省委的批语和毛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无异于一场从广东到全国针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动员令，或者就是宣战令。
　　春节前广东全省掀起反瞒产，2月17日，举行广东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三次会议，省委书记陶铸和省长陈郁的报告几天后都见报了，只有赵紫阳做关于农业的报告一直秘而不宣，文革初期打倒赵紫阳时才被群众组织挖出来。他讲的其实还是反本位主义。

　　人民公社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粮食储备被吃光后，食堂只好解散。

　　反瞒产的成绩，果然辉煌：“交代出瞒报粮食40亿斤”，卢跃刚提醒我们注意赵紫阳的措辞：“交代出瞒报粮食”——40亿斤并不是最后征购入库的数字，依然是虚的。赵紫阳何等聪明，他怎么不知道这种高压政策下反出来的数字并不可靠？文革期间，中山大学造反派组织做了一件事，到雷南调查赵紫阳反瞒产情况，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披露一个有趣的细节：造反派大字报说：赵紫阳对干部残酷斗争，压出了一亿斤的假瞒产数字（全县年产才两亿多斤），省委奖了一部苏联小吉普车。赵紫阳狡猾地说：“反出那么多，可能有虚假，但起码有五成”。卢跃刚说，“狡猾”两字用的很传神，暗示赵知道有瞒产，同时知道反出来的瞒产数字有水分，打了一个对折。
　　赵紫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杜导正采访时说，农民瞒产私分的原因，不只是本位主义作怪，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反映的是公社化后，粮食消费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几千年来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地管理粮食、消费粮食，公共食堂化后，农民将米缸从家里搬到食堂去了，但是食堂能否长期办下去？能否办好？一些农民是怀疑的。另一方面，公共食堂化几百口几千口的嘴巴和肚子都要干部负责，他们也想手中多控制点粮食，以防发生困难时，自己有办法。

　　杜导正。

　　这就说明赵紫阳认识到，人民公社、食堂化才是秋粮收不上来的深刻原因。别说农村基层干部心里打鼓，赵紫阳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心里打鼓。卢跃刚认为，我们看到了两个赵紫阳，一个赵紫阳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反瞒产的前线总指挥；一个是跟杜导正关起门来说私房话的，他当然知道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毛泽东是能看到的，他的意图要借这一渠道向上反映情况。
　　也有两个毛泽东。2月22日毛泽东转发赵紫阳雷南报告的批语，各地反瞒产高征购变本加厉，但是仅仅过了五天，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郑州会议，在讲话提纲中做了180度大转弯，肯定农民瞒产私分是对的。他指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屁股坐到了农民这一边！他好像得了健忘症，忘了就在几天前批转雷南报告，还强调“一大二公”“共产主义”高调。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公社刮“共产风”“一平二调”，连“抢产共产”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正在为毛泽东在全国发动的“反瞒产”运动白天黑夜拼命干脏活的省地县社各级干部，被毛作为对立面：你们错了！农民对了！

　　1958年毛泽东（右一）在河南视察。他一边鞭策各级干部为他“干脏活”，却又急速变脸，充当农民代言人，嫁祸于各级干部。

　　毛泽东随后写了几期《党内通信》，也是这个口径，向农村生产队喊话，明显地嫁祸于农村基层干部，卢跃刚分析，还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暴露了毛泽东不信任官僚系统的效率和忠诚；二，向全党展示并证明，作为党魁，超越了历朝历代独裁者，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动员底层民众的能力，三，告诉农民，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这套把戏，激起了基层干部的不满。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就对赵紫阳说：“毛主席怎么给全党全民发信，把大家都出卖了！”赵回答：“毛主席是领袖，领袖可以哟！”
　　两个毛，一个是在赵紫阳《雷南报告》上批示，要求全党对农民和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搞反瞒产的毛；一个是站在农民立场上抛出“瞒产合理论”，为农民说话俨然是农民代言人的毛。卢跃刚有个解释：注意两个毛之间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定律”甚至是解读中共政治文化的密码。为什么这么说呢？利害得失的算计，浸透在革命者的骨子里，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这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革命者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不能理解“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被幻化出来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所误导。
　　卢跃刚说：左是战略，右是战术，战略战术操作的核心概念，就是“时间差”和“替罪羊”。当反瞒产把农民的秋粮搜刮殆尽，毛泽东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纠左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用了大量篇幅，叙述陶铸赵紫阳很快发现了农村真实情况并不是那样，反瞒产失败，粮食与社会危机呈现，1959年5月，广东省委开了十天“汕头会议”来检讨反省，承认：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而增加人民的苦难，很不应该，因而心情沉重。
　　“增加人民的苦难”这样的提法，可以说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这么承认。

　　陶铸在很长时间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为首的广东省委竟然敢于承认“增加人民的苦难”，在中共治下实不多见。

　　陶赵的特点是，跟得快，转得也快。而且与其它地方大员不同的是，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纠自己的错。随后，在上头是毛泽东党中央三令五申，下头是农民苦难深重的两方面压力下，他们不得已成为两面派，文件的标题和导语中都顺应上面“继续大跃进”、“更大跃进”的口径，但是在实际举措中却给农民减负、松绑。
　　今天我说的主要是反瞒产这桩历史公案，广东整个大跃进、大饥荒的经过，还有大量史实我今天无法一一介绍。赵紫阳反瞒产确实起到了为毛泽东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转发全国，在许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但是最严重灾难的祸根，还是半年之后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本来是要纠左，却变成反右。这五年大饥荒饿死人的高峰，是1960年初，而不是反瞒产的1959年。
　　广东在五年大饥荒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一个说法是杨继绳在《墓碑》中写的：48万；另一个是学者曹树基说的：65万7千人。卢跃刚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根据各级官方篡改过的数字推算的。言外之意，实际数字肯定超过。
　　1959年，赵紫阳40岁，是所谓“不惑之年”。但这一年，他的困惑实在不少。这一年的深刻教训，埋下他深深反思的伏笔。十六年之后，他调到四川，天府之国竟然二十多年农民吃不饱饭，大饥荒中饿死1200万人的惨痛史实，更促使他支持“包产到户”，并率先在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这个罪恶的红色农奴制。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节应该充满欢笑与歌声，但是回忆起我的童年时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今天我们讲述那个年月的往事，正是希望能铭记历史的教训，让今后所有的孩子，都不再有那样的噩梦。
　　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收听！有网友问在何处买到卢跃刚的《赵紫阳传》，我介绍过，我是通过纽约的世界书局买到的，如果您在中国大陆，您无法买到；您在海外，请询问当地的中文书店，请他们到台湾去订购。如果当地没有中文书店，那就请您上网查找如何网购了。

　　【老高补识】（2023年5月3日）

　　今年年初得知，中国一位女学者林雪，写了一部上下册传记《寻道者赵紫阳》，刚刚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前不久从我家附近的一位朋友处借到了此书，是作者设法寄给他的。立即抓紧阅读，快读完了，很有收获！深为感谢卢跃刚和林雪！正如范仲淹所说：“微斯人，吾谁与归？”
　　顺便一提：在得知林雪出版《寻道者赵紫阳》时，我今年元月7日在推特上说：
　　赵遵循在行政实践和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行事，只要利国利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皆可为我所用，这与邓小平的投机性实用主义相当合辙，也是二人蜜月期的基础。然而赵的思想前提是“民重于国、国重于党”，邓的排序却是“党高于国，我高于党”。
　　谨供各位关心中国命运的网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