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笔者在两年前注意到了成一农先生所著《跳出“唐宋变革论”》引起国内史学界讨论之事，就其内容也是兼论当今中国古代史研究存在的诸多缺陷。成先生的观点之所以被热议至今，与中国史学界多年来搁置曾经被公认的史学观点而出现空窗期不无关系，笔者结合自身认知补充如下观点供诸位研究分享。

        在近十多年来围绕“唐宋变革论”而引发的诸多“变革论”的兴起和质疑可以看到，这些质疑基本局限于“变革论”框架之内并未针对“变革论”本身的真正问题，因为“变革论”仅仅是一个强烈的主观认识或理论而不是历史事实，所以讨论“变革论”正确与否意义不大。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变革论”身后的对人类历史进程认知的变化及其意义。由近代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所倡导的“唐宋变革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史观共识基础上的，这个共识就是认为“人类不同文明的进程是相同或相近。”按照这个共识以欧洲历史分期作为模式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且以欧洲历史脉络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历史脉络来理解中国历史，其中将欧洲历史上产生重大变革的“文艺复兴时期”套用在中国历史就油然而生出“唐宋变革论”，其中主要包括土地所有制变革，贵族的衰落和市民的兴起及城市的兴起。

        近代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和其学生宫崎市定的论著被介绍到中国后曾盛极一时，其时间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国内史学界开始对旧苏联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提出异议时期。在内藤湖南眼里，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在唐宋时期发生重大变革，此学说认为唐末五代是自中世转入近世期的典型过渡阶段，盖因唐宋之际，无论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至宋代遂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许多近世的历史现象，都在宋代逐一显示出来，因此唐末五代是各类史事逐渐转变的过渡期。内藤湖南于1922年5月在《历史和地理》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阐明了“变革论”主要观点，所谓唐宋时代是一个常用提法，而在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实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因为史学家尤其是古代学者以朝代更替演变为研究对象，根据朝代来区划时代在学术上有修正的必要。如果唐代尤其是中唐看成“中世”的末端，通过五代过渡期，北宋看成“近世”的开端，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至于要将此变化称作为“变革”呢？

         从政治上说唐宋交接就是贵族政治的颓废和君主独裁的兴起。内藤认为，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时代，这一时代贵族政治有别于上古时代这里指秦统一之前所谓“天子赐予领土于庶民”，而是各地方的名门望族其长期延续而产生的结果，“谱学”兴起就是例证，也就是各家大姓都修自己的家谱和事迹，在《唐书》甚至到《南史》《北史》也能读到。像这样的名门望族甚至超越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唐太宗在位时曾命人调查各地家谱，北方第一流门第是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而自己家的陇西李氏却居三流而已，这样的门第座次即便是天子家门也很难改变。在南朝，王氏谢氏比天子家门要受重视得多，也影响了当时的通婚和官僚的分配，即便是唐朝李家当政，在朝贵族也没有自为臣下的心态。到了唐末五代的过渡期，君主独裁政治才逐步取代了上述衰落下来的贵族政治，于是在朝的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名望来获取，至宋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才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六朝到唐代贵族参与君主废立的事例得到证实，而同样宋以后地方氏族家庭的有识之士通过科举站到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制高点。当然元代是个特殊例子，贵族参与君王废立其背景还是蒙古文化落后于当时中原汉文化。在唐宋政治结构变化中，内藤提出了注意宰相的权力变化，在唐代宰相作为尚书省最高权力集中和集君王秘书的中书省，名门贵族的门下省成三足之势，当然宰相自身也是名门望族。不过宋代尚存唐代遗风，宰相握有相当大的权力，所不同的是此时宰相可以被天子轻易罢免和提拔，北宋的寇准，丁谓等人的境遇变化可见一斑。到了明清完全不置宰相职，同等的内阁大学士其实是君王的政策执行官或秘书。

         与此同时，平民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贵族时代平民被视为奴隶或者雇工，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可能。中唐以后，平民大多成为贵族的佃农和土地分配制度的变革不无关系，到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兴起，让平民在缴纳地租或以金代兵役有了更多的自由。王安石的青苗法虽然触碰了氏族阶层的收入来源得到在朝的激烈反对，但以国家低利率资金融通也可以认可平民对土地收成的自由处置。

         在官吏的选拔方面，六朝时代天下官吏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完全被贵族权力所左右，当时流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说法。隋唐实行的科举依然有贵族色彩，名门土豪推荐给主考官的考生是不会轻易被拒绝的,从唐代到宋初的科举考试以帖括和诗赋为主，帖括类似于现在的填空考背诵能力，诗赋当然考文学能力，因此这种考试与其说是考学科不如说是考记忆或草拟文章的能力而已，而到了王安石时代是以经义代帖括，以策论代诗赋，无论后来演变成多少走向形式主义，但其本身贴近社会，走务实道路是不能否认的，这和元代开始推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教材又有根本不同之处。

         唐宋在政治经济事态也发生根本变化，在朋党纷争方面，唐代朋党纷争纯属贵族之间的权利斗争，而宋代朋党之争明显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权利脱离了贵族，政治分歧成了树立党派的主要目的。在经济方面，唐代虽铸造了著名的“开元通宝”，持续铸造货币，但流通总量依然很少，从宋代开始货币的流通开始盛行，而且还使用铜钱取代绢布，棉等物品货币，同时纸币的通行也在宋代，至元朝几乎不在铸造铜钱而有纸币取而代之。到了明代滥印纸币捣乱物价后，纸币流通才被银子取代后戛然而止。内藤认为，唐宋交替之际是实物经济的结束和货币经济开始的更替期，至宋开始对于货币废除了以重量作为单位而以钱的个数用来换算也是步入近代的一个标志。

         唐宋在学术文艺性质上发生显著变化，唐初经学犹存汉魏六朝之风注重“家法”，虽可对旧学说提出疑问但绝不可立新。所以初唐著述以义疏为主，所谓义疏就是对经书作细致解释但原则上“疏不破注”，中唐开始树立一己已成普遍，最早出现过《春秋新说》，宋代以后这种倾向极端发展起来，包括“新儒学”的抬头，学者自称在经典里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其实大都是自家一言而已。六朝至唐在文学上流行四六文，“初唐四杰”被后人推崇的还是姘文或小赋，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诸家复兴古文体也就是古体散文，虽然最后靠欧阳修推波助澜，但文章的自由表现发端在于韩柳。诗到六朝为止只是五言，即便是盛行之时也就是《昭明文选》之列。而盛唐开始诗风大变，格律起源南朝，而全盛在盛唐，明胡应麟说“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李杜之后大家辈出，唐诗对情感渲染到淋漓尽致，而宋诗注重哲理别具一格。同时宋以后音乐的高度发达扶持了宋词元曲的进步和革新。内藤最后在绘画和建筑方面阐述了唐宋变革，他认为唐宋之际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剧变是古代或者近代所没有的，它足以成为中国有“中世”至“近代”的转折点。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