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隔三差五，人们就会被铺天盖地的“新闻”热点所搅扰。说搅扰是因为，无形中你就会被裹挟进一种倍受挫败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你既没有能力判断“新闻”的真假，也在“一个比一个更荒谬”的现象面前自愧见识太过短浅。

这不，美国状诉福克斯新闻诽谤，中国长峰医院大火等，又来了。紧跟其后的，是一个个的灵魂拷问与终极拷问。再后来呢？一切都会归于沉寂。不在沉默中爆发，而在沉默中消亡。

不久，人们又会迎来下一次的“搅扰”，其奇葩程度依然是创纪录的，让你更加大跌眼镜……

所谓新闻，其实就是通过不同的媒体向受众提供有关当前事件的信息。新闻业是一种职业。既是职业，自然就有职业道德，纠其新闻业的职业道德，自以为其核心就是公正，是广采众家之言，而且绝不允许带入个人倾向与偏见，至少主观上应该杜绝。

据说news一词，是取北（North）、东（East）、西（West）、南（South）四个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代表着四方所起之事，想来倒也贴切。

当今美国新闻媒体的普遍堕落有目共睹，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本应秉承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正在沦为党派间相互倾轧、明争暗斗的工具。

不是吗？近年来围绕美国总统大选，媒体的僭越愈演愈烈，比如，它们俨然以权威者自居，可以提前向公众宣布大选中谁赢了，而且即使错了也从不道歉。选举中，媒体本应尽可能多地提供有关候选人的真相，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利于选民做出准确的判断，可事实上，媒体根本没能尽到这一义务。

他们可以视事实而不见，却热衷于捕风捉影，甚至不惜制造假消息。

新闻，一旦把党派自己的叙事方式强加于某事，就已经从根本上偏离了新闻的“初心”。

当然，这里所说的，与“大一统”下媒体“姓D”的宣传，以及“万众一声”、“千报一面”的做派，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那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只关心“如何讲好X国的故事”，同时证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只是权力的传声筒，根本就不是新闻。

坦率说，新闻不可能消除政治倾向，因为任何人都不免存在倾向性与偏见。记载，在19世纪商业报纸出现之前，具有党派倾向性的新闻比比皆是，非常普遍。

那么，在不同党派信息彼此胶着、互相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公众意见能达成一致吗？

从过往的事实看，能！

这，得益于当时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以及丰富的社会交往，不同的观点以面对面的方式（注意：不是在网上或隐形或虚幻）碰撞交锋，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辩，是指辩论，而非当下社交媒体上的那种争吵、谩骂和人身攻击。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之初的新闻业具备民主模式，那是美国立国的基础之一。

但即便是当时，这一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也并非与生俱来，它是通过不懈的斗争换来的！

这里想回顾的是290年前的“曾格案”，那时还没有美国。该案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新闻出版自由及法律的著名案例，甚至有人将其誉为美国新闻自由的奠基。

更不能忽略的是，正因为当年的自由政治言论环境和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抗争，才导致了独立战争和美国国家的建立。

那是290年前的1733年，距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仅剩42年。

法庭上的曾格（John Peter Zenger，1697—1746）

曾格，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人，出生于巴伐利亚，13岁跟随父母移民到纽约，那时的纽约还是英国管辖下的北美殖民地。当时的殖民地总督承诺，为所有来自巴伐利亚的德意志人的子女提供学徒机会，就这样，曾格成为纽约第一位印刷商布雷德福的学徒，一干就是8年。

1725年，曾格脱离了老东家出来单干，成立了自己的商业印刷厂，靠印刷宗教小册子为生。

当时，北美的本土派势力日渐强盛，他们要求对殖民地的事务享有更多的主导权。当时本地唯一的一份报纸是由殖民当局控制的、布雷德福的《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所以本土派势力亟需拥有自己的一份报纸来为其发声。他们找到了曾格，双方一拍即合。1733年11月5日，曾格的《纽约新闻周报》（New York Weekly Journal）出版，成为第一家民间新闻机构。

该报一经问世，便以针砭时局、风格犀利著称，其矛头更是直指新任的殖民地总督科斯比（Sir William Cosby）。科斯比被激怒了，在指控曾格“诽谤政府、恶毒攻击、造谣中伤、恶毒谩骂以及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的同时，命其一手提拔起来的首席法官德兰西对曾格提起诉讼。

科斯比何许人也？

史学家在描绘他时所使用的几乎都是负面词汇，诸如恶毒、贪婪、嫉妒、脾气暴躁、愚蠢、没文化、高傲等等。任上，他更是侵占税收、将没收财产用作私用、篡改记录，可谓劣迹斑斑。

曾格案的直接起因是：科斯比要求他的前任、备受人们尊敬的71岁议员达姆，将担任总督期间赚取薪水的一半分给他，遭到达姆的拒绝。于是，科斯比于1732年8月对达姆提起诉讼，要求分得达姆薪水的一半。科斯比知道，如果此案交由陪审团裁决，他将毫无胜算，所以他指定最高法院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听取他的诉讼。

1733年4月，最高法院的三名成员为组建新法院投票，结果以2:1通过了科斯比的建议。得逞后的科斯比还不依不饶，立即致信给唯一投了反对票的首席大法官莫里斯，要求他解释自己的投票。

解释？好吧！只是莫里斯没有在私下，而是通过曾格印刷的小册子，向公众公开了自己的解释。

科斯比盛怒之下罢免了莫里斯的首席大法官职务，继而任命了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德兰西接替。而无辜的曾格则深陷到这场政治角逐之中。

科斯比解雇莫里斯的作法，以及一系列揭露其管理劣迹的小册子从曾格的印刷厂不断流出，加剧了殖民地反政府的力量。达姆和他的两位律师亚历山大、史密斯，还有莫里斯，成为新的民众党的领袖。

而当时说服曾格办一份报纸的，正是律师亚历山大。

起初，科斯比试图关闭《周报》。1734年1月，首席大法官德兰西要求大陪审团根据诽谤的法律提起诉讼，被陪审团拒绝。10月，德兰西再次尝试，被陪审团再次拒绝。

随后，科斯比命令焚毁已发行了四期的《周报》，将地点选择在市中心的柱子附近，以图“杀一儆百”。然而奇怪的是，一夜之间所有被扣押的《周报》都不见了，市政官员和市民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到场，连“监斩官”都失踪了。

1734年11月17日星期天下午，曾格以“煽颠罪”被捕，在纽约旧市政厅被关押了8个月。

不错，290年前就有了“煽颠罪”！

那么《周报》呢？它并未受到影响，除了只在11月18日缺了一期之外，曾格的妻子安娜接手继续出版，其中还刊登了曾格为上周缺刊的道歉：“在主日17日，我被逮捕并关押，这是由省督和其他议员签发的逮捕令。之后，我被限制不能使用笔墨纸张，也不能与人会面交谈……”

曾格被捕，亚历山大和史密斯岂能旁观，两位律师立即站出来为其辩护，但亚历山大却被首席大法官德兰西以藐视法庭的借口吊销了律师执照。

大陪审团的遴选于 1735年7月29日开始，科斯比试图通过其手下哈里森法官提供潜在的陪审员名单，以影响判决。但这种偏离正常程序的行为连被他视为自己人的哈里森都无法接受。这次科斯比没有得逞，12名真正的陪审员出炉。

审判于1735年8月4日在纽约市政厅的主楼层开庭。总检察长布拉德利宣读了控状，称曾格是一个富于煽动性的人物，是频繁出版并发布虚假新闻和煽动性诽谤的印刷商，他恶意设计陷害、诽谤和诋毁总督科斯比及其部长们。布拉德利表示，诽谤一直被视为会在人民之间制造分歧、引起不和，甚至导致流血冲突的行为。

此时的法庭，观众爆满，人们对被告心存同情，期待公正。然而亚历山大的缺席令曾格的处境非常危险。当时先由法庭指定的律师钱伯斯为曾格辩护，他的辩护仅仅基于这样的前提：报纸的编辑政策不应该由印刷工人负责。

此刻，法庭的后排站起来一位老人，身着华丽，头戴假发。他走上前来，庄重地告诉法庭，他将主动为曾格辩护。

他，就是60岁的费城著名律师汉密尔顿。法庭内外人满为患，除了关注曾格的命运外，也是想要一睹年逾花甲的汉密尔顿的风采。

从那一刻起，一篇堪称精彩的辩词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1676 –1741）

8月5日，当汉密尔顿完成了法庭的最后陈述后，全场听众起立欢呼，大陪审团退庭。仅过了10分钟，陪审团做出无罪裁决，曾格获得自由。

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

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中，为曾格辩护的汉密尔顿和史密斯试图确立这样的先例：即使言辞诽谤，只要证明它是真实的，就不构成诽谤，从而肯定了新闻自由。

而之前的司法解释，按惯例，只要发表有损于当局的言论，就构成诽谤，至于言论内容真实与否无关紧要，法庭甚至把“越是事实，越是诽谤”作为通则。

汉密尔顿精彩的法庭陈述，针对的正是这一不合理惯例。

让我们重温一下他精彩辩词的片段吧，因为它好像就是针对着当今的我们所言：

“当压迫普遍存在时，感谢上帝，我们的宪法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不能通过我们的谨慎和决心来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怎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一位总督对其管辖之人的不公正。因为大多数人——我指的是自由人——对普遍的公正都有这样的感觉：当他们得知最高统治者滥用了赋予他的权力、并试图将这种权力用在无辜者身上时，人们普遍都会干预，都会尽其所能阻止其同胞受到伤害。”

“我希望永远能看到这种情况：当自由人的代表们通过公正的陈述，抗议行政长官滥用权力伤害同胞时，他们将大声地公开宣称：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去支持一个企图摧毁他们的家园、剥夺他们应有权利的总督。”

“我恳请大家考虑：如果每个受苦的人都保持沉默，人民所拥有的强大权利又有什么用？难道一个人因为向他的邻居诉说了自己的苦难，就应被指控为诽谤者吗？”

“也许有人会反问：‘难道你们没有立法机构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众议院投诉？’是的，我们有众议院。但那又能怎样？如果众议院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总督的提携，而且可以在连续两个七年的时间里保持同样的人，那么我请问，一个诚实的人向这样的众议院投诉总督，你能期望他得到什么帮助呢？答案不言自明！”

“抱怨，是人的一种权利，是所有自由人都享有的权利。当他们受到伤害时，他们有权公开反对滥用权力，并且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其他的人发出警示。针对当局的狡猾和公开的暴力维稳，人们会勇敢地表达自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它！因为自由是上天赐予我们最伟大的福祉之一。”

“单纯的权力并不能让一个人受爱戴。那些在成为总督之前既不善良也不明智的人，在升官之后往往会变得更坏。因为那些没有智慧和品德的人只能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离法律越远，就越邪恶、越残忍。当这样一个总督出现时，他治下的人民是不幸的。但最终他会发现，人民既不爱戴他，也不支持他。”

“据总检察长称，政府是神圣的，理应受到支持和尊重。因为正是政府，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和财产，防止了叛乱、谋杀、抢劫、暴乱以及所有导致国家崩溃和个人破产的祸害。如果那些掌权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要被私人指责，政府就无法维持。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放肆。这会使统治者变得不堪一击，他们的权威将不受重视，最终将无法执行法律。

我要说，这些的确是掌权者和拥戴者所坚持的一般性观点。但我希望同时考虑到，滥用权力往往才是这些祸害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些“大人物”的不公正与压迫，才使他们在人民中受到轻视！任何对历史或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被掌权者用来实施专制统治、摧毁自由的华丽借口，正是这些！”

“我不得不说，几乎任何一篇文章，只要有一点点倾向，都可以被解释为诽谤。借助一种称为‘暗示’的艺术术语，根据司法部长的定义，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被解释为诽谤，无论这些文字是针对一个公众人物还是一个私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是好还是坏，是真还是假，一律是诽谤。因为在司法部长看来，当一个人听到一篇文章被朗读出来、重复出来或是嘲笑出来后，这些行为都视为是可以惩罚的。

如果按照检察官先生所提出的广泛且无限制的理由来理解诽谤的话，那么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一篇可以不被视为诽谤，几乎没有人能够避免被称为诽谤者。因为连温和的摩西都诽谤了该隐，请问，又有谁没有诽谤过魔鬼呢？”

“权力可以比作一条大河。当它被限制在应有的界限内时，它既美丽又有用。但当它泛滥时，会变得无比猛烈，难以抵挡，它会冲垮一切，带来毁灭与荒芜。如果这就是权力的本性，那么让我们尽我们的职责去珍视自由，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支持自由，因为这是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唯一堡垒！我们看到，在我们所经历的所有时代中，我们牺牲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他们洒下的热血，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野性、欲望以及无限的野心！”

庭审到最后，汉密尔顿陈辞：

“总之，此刻摆在法院和陪审团诸位先生面前的，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私事。它不是你们正在处理的、仅仅事关一个穷印刷商或是纽约一地的事。不，绝不是！它最后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统治下生活在美洲大陆的每一个自由人。它是一个最崇高的事业，它是一个自由的事业。我深信无疑，你们今天正直的行为，不仅会使你们赢得同胞的爱戴和信任，而且每一位热爱自由、反对奴役的人都会祝福和敬仰你们，因为你们今天所奠定的宝贵基础是：挫败暴政的企图，以一个公正无私的裁决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我们左邻右舍赢得享有自然与国家赋予的权利，并以言说和书写的真理，赢得了揭露和反对专制霸权的自由。”

如此振聋发聩的雄辩，出自288年前，能想象吗？

更关键的是，法庭可以允许这样的声音，而且最终案子取得了完胜！

……

当然，权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政府坚持的“越是事实，越是诽谤”，其背后的逻辑是：公众对于执掌权力的人进行谴责或批评，会激起社会不安，进而破坏安定团结。

曾格虽然赢了，但只是赢在了民意上。至于政府，一个案子是不可能根本改变他们的任性的。之后又经历了很长时间，相应的法律才落地。

即使如此，面对当年的这些公众、知识分子、商人、律师、陪审团、法官甚至包括殖民地当局，有谁敢说今天的我们已经全面超越了他们？

当年那些载入史册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目标崇高而坚定，那就是：为了公众真正享有准确、清晰、独立、具有批判性、启迪心智的政治新闻报道。

看看现在我们周围的新闻从业者和新闻，那是怎样的堕落！

我们的新闻报道，乃至我们的历史，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惶然。

这真是个to be, or not to be的大问题。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曾格生活在今天，他定会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