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說過：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鐵鏈女的當事人和相關作惡的人終於被判，無論是否她就是小花梅，她的現狀如何，人在哪裡？其他的小花梅們呢？

就拐賣婦女這一惡行在這片土地上綿綿不絕就令人不解，僅僅是計劃生育的過錯？文革不是大傢伙的錯，而是四人幫的錯，那麼文革後的文革2.0呢？才僅僅過去幾十年。

制度是誰定的，或者說誰引進的，誰選擇的，誰在維持着，誰在擁護着，誰在容忍並麻木着，當然是人，當然是中國人。

鐵鏈囚禁婦女僅僅是制度問題嗎？

鐵鏈囚禁婦女僅僅是制度問題，普遍發生拐賣婦女的徐州人，最適合民主制度，拐賣婦女兒童，是中國人的優秀傳統文化

需要的是翻轉人的靈魂，只有甦醒了的靈魂，才能約束廣泛的暴力與欺詐。人類沒有可能建立完全良善和完美的社會與國家，也沒有能力解決所有的不幸，但是人有能力逐步改善罪惡的處境。那些民主小清新們迷信國家、制度，不只是傻逼的問題，更是淺薄與另一種奴役之路。

稍稍有常識，就會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系統性犯罪的國家，且其罪惡的鏈條足夠長，長到可以湮滅所以的良善與智慧的可能。在的觀念里，也不存在只有罪惡的政府，沒有邪惡的國民，或者只有邪惡的國民，沒有罪惡的政府這種極端對立的狀況。

給《紐約客》雜誌寫作艾希曼一案的漢娜 阿倫特說：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當一個惡行的鏈條足夠漫長，長到處在這個鏈條每一個環節的人都看不到這個鏈條的全貌時，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有理由覺得自己無辜。普通人甲，不過是那個給猶太人做種族登記的小辦事員。乙，奉命把猶太人從家裡押送到一個隔離區的警官。丙，把猶太人趕上火車的乘務員。丁，維持集中營治安的保安。戊，負責收屍的清潔工……憑什麼讓他們對這些人的死負責呢？他們不過是一個巨大機器上的小螺絲釘而已。但是，讓希特勒一個人負責嗎？600萬呢，他一天殺一個，也得殺一萬多年。

艾希曼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納粹戰犯，屠殺了580萬猶太人，雙手卻沒有沾染一滴鮮血。在艾希曼的組織下，整個歐洲的猶太人被運送、收容，最後被集體屠殺；在艾希曼的監督下，奧斯維辛集中營如同一條高效的生產線：每天殺害12000人。

戰後，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1960年，摩薩德將其綁架，並秘密運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審，起訴罪名為“反人道罪”等十五條。1962年5月31日夜，艾希曼被執行絞刑，這也是以色列唯一的一次死刑。

這段故事可能是認為“中共不等於中國”、“共產黨惡貫滿盈，而中國人是無辜的”腔調操持者最不願意聽的。甚至有個號稱保守派的群在對我進行批判，大意是我不該指責中國人，他們是受害者。我個人好奇的是，在囚禁女性奴生了八個孩子的故事中，加害者不正是他們口中的受害者中國人嗎？

中國人群體不論喪家的還是掌權的，他們習慣依據理性的狂妄，對中國有萬能解釋：一切都是因為制度。

一個人農民購買被拐賣的女人做自己的洩慾和傳宗接代的工具，是因為制度；把女人當狗一樣用鐵鏈拴起來，也是因為制度；不讓中間商賺差價，親自上抖音賣慘，也是因為制度；整個村子的人幫助隱瞞這一件可怕的邪惡，是因為制度；甚至在中國各地發生類似的事情，村民都會堵路抵抗來解救被拐賣的婦女，也是因為制度.....。

總之，萬能的制度，可以包治百病，即便全國各地出現的缺胳膊斷腿的殘疾乞討兒童，也都適用萬能制度論來解釋。

徐州地區發生了多少起拐賣婦女的事？我找到一段歷史數據，是1986年-1988年期間發生的。在此期間，拐賣到徐州所屬6個縣，一共從外地拐賣來48100名婦女，最小的只有13歲。銅山縣伊莊鄉牛樓村僅僅一個村，就在此期間增加人口200多婦女，全部來自四川、貴族、雲南。

我昨天的節目提到實驗電影電影《狗鎮》，故事情節很簡單，說的是小鎮上來了逃避歹徒追殺的美女格蕾斯，心地善良的格蕾斯很快淪為鎮上的一條狗，幹活，受盡折磨，鎮上人人都欺負她。故事的結局是：格瑞斯其實是離家出走的黑幫頭目的獨生女。最後，格瑞斯同意與父親一起回去，但是她有一個要求，就是。小鎮裡的人，包括老人和孩子。

但是，這只是藝術家創作的一部電影，並非真實可能發生在美國落基山脈里的某個村鎮的故事。洋人創作這類作品，靠的是天才想象力，而中國人用現實中發生的事例來證明洋人的猜想，真的是天才的組合。

徐州發生的這種荒唐事，民主小清新葵陽先生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果然不讓我失望，使用了他的殺手鐧，萬能解釋：一切都是制度造成的。

葵陽先生正義感爆棚，說：“如果不擊潰這個魔鬼構建起來的體制，那麼我們一場又一場的痛哭之後，便會日漸麻木。”

他甚至深刻緬懷家史：我二姑媽的二女兒，也就是我親表姐，名叫郭明鳳，當年就是被拐賣到河南的。“丈夫”意外身亡後，被婆家直接轉嫁給“小叔子”……。

不過貌似這小伙子有些進步，他居然也認識到中國“那是一個地獄一般的國度。”

還有個網民說：“建政70年、改開40年，這個村子仍舊停留在野獸狀態，決定性的原因當然是制度。毛時代，農村被壓榨成赤貧；改開時代，解困資金被各級官員盤剝，司法不公正，公權力亂作為與不作為，新聞言論無自由，打壓民間NGO，這些才是罪魁禍首。”

我直接回覆：制度論智障當然不理解這個女人如果活在明清時代，就不只是被鐵鏈拴住了，被送去菜人市場的也大有人在。即便民國，被吃掉的女人也不是新鮮事。

如果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制度邪惡，而不是傳統、民情、文化、匱乏真理信仰、不辨善惡、古老的馭民術等一些問題的綜合，那麼，就意味着這種殘害婦女的行徑，只是在1949年之後才大規模發生，真的嗎？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有這樣的記載：“婦女幼孩，反接鬻（yù）於市，謂之菜人”。這就是把人當成菜人的記載，從他的記載來看，菜人的主體是婦女與兒童。為什麼是婦女與兒童？

舉個栗子：

清軍入廣州第二年，詩人屈大均寫《菜人哀》一首：

夫婦年飢同餓死，不如妾向菜人市。

得錢三千資夫歸，一臠可以行一里。

芙蓉肌理烹生香，乳作餛飩人爭嘗。

兩肱先斷掛屠店，徐割股腴持作湯。

不令命絕要鮮肉，片片看入飢人腹。

男肉腥臊不可餐，女膚脂凝少汗粟。

三日肉盡餘一魂，求夫何處斜陽昏。

天生婦作菜人好，能使夫歸得終老。

生葬腸中飽幾人，卻幸烏鳶啄不早。

這是一段描寫走投無路的夫妻，女人自願賣到人肉菜市場的故事。細節描寫是女人肉沒有男人的腥臊味兒，女人乳房做成餛飩，人們會爭着品嘗……。也就是說，婦女兒童肉鮮嫩，更適合食用。

中國人對詩歌的審美要求據說是信、達、雅。而英美傳統則強調詩歌預知未來、敬拜上帝和讓人們認識創造的美。那麼，這首《菜人哀》的詩，表達的極致荒誕悲慘的現實，顯然，不論漢字或非漢字圈的審美看來，都是會令人發瘋的。

問題在於，徐州這個被鐵鏈拴狗一樣殘害的女人，如果生活在清朝或明朝，他的父愛如山的男人，把他賣到人肉市場上，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因為自古以來，有人肉交易市場，就是偉大的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曾記載一個魔幻的故事：

一個姓周的年輕人從東昌做生意回來，在一個酒店吃飯。屠夫說：“客官，肉沒了，請稍等。”一會兒，只見他拉了兩個女子進了廚房，招呼道：“客人久等了，趕快先砍個蹄膀來。”一個姓周的年輕人急忙出來阻止，只聽一聲長哭，一個女子的右臂已落地，疼得在地上打滾。另一個嚇得面無人色。見了周某祖上，兩人一起哀叫，一個求屠夫趕緊殺了自己，一個求救命。

還有一個故事更加魔幻：

有一個客人在德州景州間的餐館用餐，見少婦裸體趴在剁肉的案板上，手腳被捆，正在下鍋前用水清洗。客人心生憐憫，花了雙倍錢給她贖身，解開繩索，幫她穿衣服。結果，不小心，手指頭碰到了少婦的乳房，少婦非常憤怒：好女不事二夫，寧願被賣肉，也不能失去貞潔。於是她有脫掉衣服扔地上，仍舊趴在案板上。屠夫也不客氣，直接剁下大腿上一塊肉，而女人只是哀嚎，一點兒不後悔。

回到前面的問題，如果在拐賣婦女這件事情上，可以使用萬能制度論解釋，為何在中國如此長的作惡鏈條上，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婦女兒童，無論如何都得不到相對不太壞的解決呢？

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故事主人公的原型郜艷敏，1994年在石家莊車站，18歲的她被自稱招工的婦女騙上麵包車，轉手了三個男人販子的郜艷敏，不斷被強姦、被虐待，再以2700元的價格賣到了太行山深處的河北保定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嫁與一個放羊倌為妻，而她的丈夫還時常喝醉了酒毆打她。在多次逃跑未果後，她選擇了接受不公平的命運，留在山裡當上了代課老師。

她的經歷，感動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的編劇，遂被拍成一部具有唯美色彩的影片。也是電影史上最荒唐邪惡的電影。

電影《盲山》是一部以拐進大山裡面的女孩子為題材的電影，裡面的女主角是專業的演員，其他的演員都是當地的百姓，有人在拍攝過程中跟他們說，覺得這個女主演長得不錯，能不能賣給他。主演黃璐回憶,當初在拍《盲山》時,竟然有村民找到劇組,說能不能花錢把自己“買下來”。

說幾組中國拐賣婦女兒童的數據：

1、在1989年到1999年之間，廣西壯族自治區就發現有8000名越南女性嫁給了當地的中國男性，而這些越南女性其中有一些是由朋友和親戚介紹的，而絕大多數被發現是被販賣到中國的。

2、在2006年至2007年間，中國紙質媒體總共報道了800起關於人口販賣的案例。而紙質媒體對被販賣受害者的報道比例只占到報道總數的58%。被販賣後的人，所從事的行業有：強逼賣淫，占19% ; 娛樂業、美發或按摩院，占9% ; 磚窯，占9% ; 製造業，占4% ; 家務勞動，占3% ; 強迫乞討，占3% ; 其他情況，占11% 。

3、從2007年到2008年中期，媒體報道的301起人口販賣案件，雲南省和貴州省是人口販賣的主要來源省份。福建省、廣東省和山東省是主要是人口販賣的目的地省。而河南省既是人口販賣的來源省，也是目的地省。

4、用於“婚姻”目的所拐賣的女子新娘其主要來源地是雲南省、四川省和貴州省的偏遠貧困地區。人販子通常把這些婦女賣到遙遠的地區，如陝西省、寧夏省、廣西省、海南省和廣東省等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省份。

5、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特徵為：鏈條化、產業化，通常是有組織、產業鏈上下游齊全。跨境、跨省案件較多從組織形式上看，拐、運、賣、買分工合作，案件呈集團化、鏈條化、產業化特徵。

6、2009年公安部部署的全國公安機關“打拐”專項行動，４個月時間就解救出被拐賣婦女兒童3000餘人。

7、僅2013年1至10月，中國偵破了拐賣婦女兒童案件4萬多起，打掉拐賣犯罪團伙5000餘個，解救婦女5萬餘名、兒童2.4萬名5。

8、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涉嫌人口販賣16078人，全國各級法院共審結拐賣、性侵婦女兒童犯罪案件5335件。

9、2014年陝西省全省打拐，從2009年至2014年10月，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8412起，打掉涉拐犯罪團伙591個，抓獲涉拐犯罪嫌疑人3887名，解救被拐婦女兒童8488名。

以上數據還都是來自中國官方的數據，事實上，由於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隱蔽性、組織性，真正進入司法程序審結的數量占實際犯罪數量比例非常之低。表現在幾個方面：

1、立案案件占報警數的比例較低。

2、犯罪嫌疑人中大部分是本地人和男性。

3、被害人以少數民族婦女為主。

4、販賣婦女的來源地，外流婦女很多，但是流向不明，難以確定外流婦女是否被拐賣、人身是否安全。這一條我是照抄的官方藉口，官府的意思很簡單：儘管雞國人臉識別一定到了控制所以人行動自由的地步，儘管你批評一句政府可以分分鐘被確認省份並抓捕，但對於被拐賣的婦女，我慈祥的黨國政府表示無能為力。

5、農村宗族勢力和基層公權是混在一起的，農村幹部往往與實際加害人之間關係盤根錯節。這就使得解救被拐婦女很艱難。

6、多數被解救的婦女，出現過全村老少來阻擋解救的事情。

7、文化心理角度，強姦久了，有了子女，生米煮成熟飯，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

並不是被解救的婦女都願意回家。廣州某報發表了題為《她們選擇留下——被拐獲救卻不回家》的“焦點新聞”：“不少被拐女三番五次拒絕公安解救，‘自願’留了下來。廣東省陸豐市公安局今年解救的300多名婦女中，留下來的就有20多人。”真正的情況是：她們中的不少人不願意回家，回家之後，也馬上就開始“第二次新長征”，又一次返回到城市賣淫、到鄉村去當買主的老婆……

還有一種特殊的複雜買賣人口是“放鴿子”。是指某些婦女與“中間人”合謀，由“中間人”將其“賣”給某人為妻，“中間人”拿到錢後，被“賣”的婦女在和買方去外地的途中伺機逃跑，以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這裡就出現了詐騙與人口販賣的混合特徵。

近些年更發生奇葩的網紅參於與買賣人口，徐州這個案件的男主角就是一個例子，但他只是購買方。

2018年高德飛通過唱《陌生的貴州》，再配上自己在貴州農村生活的視頻，在網絡上一炮而紅，更是以“乞丐哥”自稱。

有了粉絲基礎後的高德飛開始在網絡上拍攝各種視頻擴大知名度，也有很多人願意拜他為師，學習視頻剪輯。後來高德飛不滿足於發視頻賺錢，更是涉案拐賣婦女20多起。

拐賣婦女是系統性犯罪，被拐賣的被害人，不僅會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在人販子的控制下，有家難回，任人擺布。常常會遭受毒打、非法拘禁、人格侮辱等精神上、肉體上的摧殘，使被害人的整個身心健康都受到損害。

中文環境的人很少有能理解身體所有權的，古典意義上的財產權，就包括身體所有權。你擁有你的身體，你對身體擁有的財產權，是神聖的，因為這一權利來自上帝，誰也不能拿走。

基於這種認知，猶太基督傳統逐漸廢除了奴役人的制度，並且最早在人類中實現了禁止蓄奴的事情。在英國，販奴於1102年廢止， 1772年，英國禁止販賣黑奴。

人是受觀念所統治，一個國家達成自由政體的基本條件是那裡的普遍民情。

講的簡單一點，就是孟德斯鳩的結論，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倒過來說，就是加爾文的看法：上帝為了懲罰普遍墮落的國民，就會降下一些邪惡的統治者。

再系統的政治理念、再完美的憲法原則、再完整的憲政機制，如果沒有相應的民情作為支撐，也不可能變成自由的憲政國家，因為行憲者、政治家、立法者乃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人的普遍觀念、對憲法的態度和施行方式，決定一個國家自由的狀態。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連最基本的販賣人口是邪惡的，人擁有身體的神聖權利，不得被販賣，這樣的觀念都沒有，這樣的種群能建立什麼樣的制度？無非是形形色色的人奴役人，人壓迫人的制度。

講的簡單一點，中國人缺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如何成為人類。換個說法，中國人缺的是皮鞭，使勁抽，皮緊的很。

孟德斯鳩對中國的評價十分中肯：自始至終奴隸精神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自由的痕跡根本不存在於亞洲的土壤之中，有的只是屈服於現實。中國的歷史雖然輝煌，但歸根到底是奴隸制的輝煌，其壯舉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也不過是奴役的壯舉。

那麼制度到底是怎麼來的？我再囉嗦幾句：制度只是一群有德性的人的必然後果。如果你明白美國在1776年時，文盲率只有千分之四，幾乎所有人都能讀懂今天大學生才讀懂的《聯邦黨人文集》，街頭巷尾，工廠碼頭都有人討論憲法與自由，你就知道制度是怎麼來的了。

1774年，第一屆大陸會議牧師雅各布·杜切（Jacob Duché）曾在兩年前說：

“特拉華海岸上最窮的工人認為自己有權像紳士或學者那樣自由地表達自己在宗教或政治問題上的情感……這就是人們對各種書籍的普遍愛好，幾乎每個人都是一個讀者;通過對各種出版物發表正確或錯誤的評論，就知識而言，他們把自己和作者放在了同一水平上。”

中國人普遍的反智和低智商，他們思維方式始終停留在非黑即白階段。如果你認為僅有制度的複雜性，他們會一口咬定你是素質論。事實上，就連素質論一詞，也是他們黑白二元思維的獨特產物。

制度不會自己運作，也不會在蠢貨群體中產生，更不會在一群道德敗壞的人中得以維持。

網上關於徐州這個邪惡可怕的事情，殺聲震天。旅居西班牙的朋友楊佩昌先生問我的看法，我認為：如果屠殺能解決中國普遍的民情敗壞、潰爛問題，那就核平好了。事實上，徐州發生的事情是中國的普遍現象，這種事情也是中國傳統的延續，並非暴力和殺戮能夠解決的。如果暴力和殺戮能夠解決問題，中國歷史上最不缺的就是這些東西，中國人自相殘殺導致的死亡，從來都是天文數字，但是你連解決正義落地問題的影子都看不到。

當然，徐州這件事我並不反對受害人自行選擇的報復，那是他的權利。

撇開制度問題不談，說一千道一萬，一個族群的命運，還是取決於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善惡觀念。徐州囚禁女人的暴行，所表現出來的就是族群性的不辨善惡。

我的一個觀眾的留言非常經典，他這樣說：前兩天看了一個視頻，一個視頻主買了匹矮馬回家玩，一個善良淳樸的大媽路過看見了矮馬，大媽覺得稀奇問了問馬的價格，視頻主答：4.5萬人民幣，大媽回答亮了：買個女人都不需要這麼多錢。

可見，很多中國人和這個大媽也沒區別，甚至不知道買賣人口是罪惡。

再有，一位德州女網友這樣質疑被囚禁的女子：“她的八個孩子，其中七個是男孩子，只有最小的是女孩子。大兒子和二兒子之間隔了13年。剩下的幾乎一年一個。可以想象一下間隔的那十三年又有多少女嬰被賣了或者弄死了。”

她的猜疑非常合理，據我在農村生活十幾年的經驗，女孩子被弄死是太平常的一件事。我上高中時，學校附近的山上，就時常有活着被扔掉的女孩，掛在樹上的籃子裡。我有一期節目叫《嬰兒塔》，談論的就是中國隨意拋棄女嬰的過往歷史。

中國人迄今為止，有多少人會認為人的生命權利是神聖的？有多少人明白人與人之間的恰當邊界？中國一再發生的類似不人道暴行，不是一再證實我十足的信心相信我對中國人的判斷嗎？

以賽亞書5-20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褲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