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会师之前有个小会师，会师的是三支红军：张国焘的部下、孤军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的红25军；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高岗的红26军；陕北根据地谢子长、郭洪涛的红27军。上级“钦差大臣”也空降好几位，会师第二天，肃反开始


　　习近平亲自告诉李力群“必为高岗平反”

　　《伐林追问》第86期，2020年4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我们谈到了胡耀邦、曾庆红和胡锦涛相继着手解决平反高岗这个党史遗留问题，而习近平上任后没有动静。但是昨天，我应陈小平先生的邀请，跟从李南央女士参加《今夜很政经》访谈节目，节目做得很长，我的手机耗完了电。这次节目中第一次得知，习近平在成为中共当家人之后，曾看望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并许诺“必为高岗平反”。这个情况，是李南央从她父亲李锐先生的日记中查到的。

　　李锐曾担任过高岗的秘书，对高岗有切近观察。

　　李锐在四十年代后期曾经担任过高岗的秘书，对高岗有一个折服、钦敬，到对其某些方面不以为然、进一步认为中央给他越来越多重任并不适合……这么一个认识过程。后来发现了机会，就离开高岗，去给陈云当秘书了。李南央从李锐日记中查到两条，虽然不能算第一手材料，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一条，是2014年8月17日：“上午陈伯村的女儿陈钢来……谈到，习近平去见过李力群，高岗的问题不要急，慢慢来。”——陈伯村，是高岗的老部下，担任过中共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文革以后被安排为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另一条是大半年以后的2015年4月22日：“高岗的女儿来了……高滨滨，小女儿细谈父亲死的情况，细谈了当时许多情况，她都作了调查。习近平告李力群必为高岗平反。”
　　但是到今年（2020），习近平上任都八年了，做出上面所说的许诺已经五六年了，李力群到死也没看到丈夫平反。
　　李南央女士介绍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高层情况，尤其是谈到将一切人，包括女人甚至自己的妻子都只看成党的工具的党文化。就拿李力群来说，17岁被毛泽东作主强行分配给高岗当老婆，当时在场的有王若飞、王明、柯庆施、习仲勋，当然还有毛泽东和高岗，这些人应该属于中共党内政治思想觉悟最高的群体吧？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乎李力群的意愿和感受，都认为配给高岗理所当然。这与过去农民起义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有什么两样吗？当李力群羞愤交加跑出门去，在法国留过学的王若飞追出去做工作，说这是党的需要。可想而知，这群人要建立的新社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一切人都是党的工具，听党指挥、供党驱使、为党献身，要你干啥就干啥；不要你干啥你就不能干啥。

　　高岗、李力群夫妇。

　　话说到这里并不算完。再看看李力群本人的反应。李力群不能忍受在国民党地区的黑暗，投奔光明、不愿接受包办婚姻的命运，才来到延安，却遇到这样的事。她想不通，不乐意，但她并没有抗婚、逃婚，而是被“党的需要”这些说辞说服了，嫁给了这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顺从了，习惯了。忍受丈夫的打骂，据说曾经被高岗揪着头发暴打，也忍受丈夫的出轨不忠——那甚至不能叫“出轨”，那就是高岗这样的人的常轨、正轨。她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就是高岗的驯服工具。从李锐日记中我们甚至得知，她还帮着丈夫去找女人。——我想起前年采访阮铭老先生，他在回忆周扬时，特别强调他们关于宣传普及“异化”这个重要概念的贡献，李力群就是完全异化了！
　　在李力群身上，这种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高岗和他身后的体制，各取所需，互通有无，甘心将婚姻变为交换的筹码，也就是世俗利益的算计。以自己是高岗夫人、高岗遗孀这个身份要求特权。我在节目中说，李力群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申诉要求给丈夫平反，不能说没有要求政治上的公正对待的积极意义，但更现实的是要丰厚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收益，党也正是用特权阶层的利益来满足她。她认为党亏待了她的丈夫和自己一家，从论功行赏的角度看，党应该犒赏高岗这样的开国元勋以及家庭子女；如果从赔偿损失的角度看，党整错了高岗，既然是整错了，她理直气壮地要求党重重地赔偿他和自己。

　　高岗遗孀李力群生前多次向中央申诉，要求给丈夫平反。

　　我们再说回高岗。
　　当人们提起高岗时，头脑中往往出现一个草莽汉子的形象。其实他在中共早期领头扯旗造反者当中，远不是文化水平低的。他虽然出身贫苦农家，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组织学生自治会担任过主席，小学就闹学潮，被开除学籍。当时陕北最著名的两所学校之一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收他就读。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是中共西北根据地一大批领导人的政治摇篮，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贾拓夫、刘澜涛等人。高岗1927年1月又进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

　　高岗有一定文化水平。

　　1932年2月起，高岗和谢子长、刘志丹创建中共的武装，处在与敌人犬牙交错、拉锯过程当中，党组织名称和红军番号变去变来，上级和战友们牺牲、失踪、投敌、调动一刻不停，就不细说了，说一下陕北救中央、中央救陕北。但这也是个很复杂的题目，牵涉太多的人，我试一下能否大体讲清楚，就从1935年讲起。
　　“陕北救中共”，这个话毛泽东讲过多次。1945年4月21日，毛主持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时说过：“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地”是湖南方言，官方解释这话的意思是：就不得了！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说：“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这句话就很明确了：陕北救中央，指的是这块地盘。在整整一年的长征中，被蒋介石的军队围追堵截、白天黑夜颠沛流离、疲于奔命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停下来、坐下来甚至躺下来的喘息之地。
　　陕北救中央不需要多讲，但中央如何救了陕北，救了高岗，需要重温。
　　陕北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我们说陕北，实际上当时有两块根据地，陕甘边和陕北，各有一个特委，互不相属。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高岗担任西北工委副主席，秘书长是郭洪涛。后来又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陕甘边的武装编成红26军；陕北的武装编成红27军。

　　刘志丹（1903－1936）

　　郭洪涛这个人可以说是陕北肃反大杀自己人的起因，虽然他不是职务最高权力最大的。郭洪涛担任过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再次提醒一下，这里说的“陕北”，不是大陕北，是与陕甘边并列的“陕北”。他追随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路线，起草了一篇重磅文章，刊登在陕北特委办的刊物《西北斗争》上，严厉批评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这几个人，都是陕甘边特委党和红军的主要干部。——陕北特委的刊物发表这篇批评陕甘边特委的文章，很不寻常吧？我们能想象今天湖北省委机关刊，发表一篇严厉抨击河南省委负责人的文章吗？

　　郭洪涛（1909—2004）

　　郭洪涛扣了一串帽子，说刘志丹等人领导下的红26军“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梢林主义（即钻山沟逃跑主义）”，还说“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还有“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等等。这都是很重的话，当时说谁“右倾机会主义”，弄得严重了是要杀头的。
　　此文的极左思想得到了远在河北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肯定，也得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意，这就给日后陕北肃反埋下祸根。成了以后左倾势力整治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的“理论依据”。
　　孔原后来担任过中国首任海关署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他夫人许明是周恩来的秘书，文革初期自杀，他的儿子孔丹最先率领同学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后来先后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董事长。退休后，与另一位红二代秦晓，就信仰问题爆发激烈争吵。

　　孔原（1906—1990），中共建政之后任首任海关总署署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1934年9月，谢子长在伤重去世之前，向孔原秘密写信告刘志丹和张秀山、高岗等的状，说刘是“老右倾”，提出“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孔原一听，这还了得！就派朱理治等人来到陕北坐镇，全面清洗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
　　当时中共的组织关系十分混乱，而且往往多头多条线指挥，有时搅成一团乱麻，不知谁的官大权大，该听谁的。朱理治本是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调他去河北帮助孔原，10月，他被上海临时中央局委任为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但又被孔原派去陕北。顺便说一句，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几十年之后先后担任过胡乔木和陈云的秘书，最后当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朱理治来到陕北之际，正赶上红军打了5个多月的仗，挫败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刘志丹、高岗所部歼敌4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千余支，红军主力部队扩大到5千余人，游击队扩大到7千多人，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管辖人口百万。据张秀山后来说：“根据地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

　　朱理治（1907－1978）被派到陕北当“钦差大臣”。

　　孔原给了“钦差大臣”朱理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代表”双重名义，还交给朱理治一封长达3万5千字的指示信，成为朱主持西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孔原和柯庆施还给朱写了一封7千字左右的军事指令，顺便还送他一本小册子——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编撰的《肃反》，其中提供大量“肃反”经验。
　　随后，上海临时中央局又派了聂洪钧到陕北。
　　朱理治一到陕北，迫不及待地召见了郭洪涛，郭向朱大告其状，抨击刘志丹、高岗等人。后来朱理治承认：“那时候仅仅和洪涛同志一个人谈话，没有找其他同志谈话”，得到的情况是有缺点的。1935年7月15日，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都长达万言。朱号召“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他还提出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说“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口气大吧！

　　张亚东作油画《红二十六军成立》，将刘志丹、谢子长、张秀山、阎红彦等都画进去了。

　　国民党调动15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军事上十足外行的朱理治、郭洪涛主张首先攻取敌军重点防御的军事重镇瓦窑堡，刘志丹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认定这是军事冒险，但只好率兵前往，一看这里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遍布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尖刀等。刘志丹说：“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完也无济于事。”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但激战多时也没攻下。这就给郭洪涛进一步指控刘志丹、高岗有“鬼”提供了理由。
　　但朱理治这时没有足够力量组织肃反，正巧鄂豫皖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这支部队是怎么回事呢？1932年秋，张国焘、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留下一支部队就地坚持，牵制围剿的国军。1934年11月，这支3千多人的红25军也奉命长征，经过湖北北部、河南西部，一路拼杀，12月到达陕西南部。又绕了个大弯，1935年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这时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政委，实权由参谋长戴季英操控，戴季英曾经担任过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以擅长“逼供信”著称，鄂豫皖很多干部谈戴色变。

　　红25军长征路线。

　　会师的是三支红军队伍，红25军，从鄂豫皖长征而来；红26军，是陕甘边根据地，由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带出的队伍；红27军，是陕北根据地原来由谢子长、郭洪涛指挥的队伍。
　　郭洪涛一直看刘志丹、高岗他们右倾不顺眼，有了中央代表朱理治来撑腰，又得到红25军戴季英等人的支持，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会师大会的第二天，9月17日，朱理治、郭洪涛与戴季英等人策划从组织上打击刘志丹、高岗等人，在朱理治主持下召开了西北工委、红25军一道而来的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的联席会议，强行通过决议，统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担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他安插进来许多嫡系人物，高岗、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接下来改组西北军委，军委主席原来是刘志丹，换上了聂洪钧。会议决定将红25、26、27三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全军团约9000人。

　　鄂豫皖的红25军到达陕北，与红26、27军会师，成立红军15军团。

　　高岗对这一任命不满，向朱理治抱怨，遭到朱理治严厉批评。高岗1951年10月在东北局会议上的讲话透露，当时他提意见，并不是因为这个政治部主任的官太小，而是感到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的安排不公道。
　　会师大会后，还蒙在鼓里的刘志丹，组织红26军、27军的干部到远道而来的红25军参观学习。各部召开会议向连以上指挥员传达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军团的要求，西北红军向红25军学习打大仗、打硬仗的经验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向红25军补充兵力；将缴获的最好武器装备交给红25军；给红25军支援被装。因为西北红军经过二、三次反围剿的19次战斗，缴获很多，部队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红26军每个主力团都编制一个机炮连，配备的武器是迫击炮和重机枪。每一个连有轻机枪8挺以上。主力兵团共有56个连队5300多人。相比之下鄂豫皖前来的红25军长途跋涉、一路拼杀过来，兵员武器都很缺乏。
　　这次联席会议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成为中共在西北苏区“最高三人团”。“最高三人团”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肃反”：清洗以刘志丹、高岗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甄别筛选他们麾下的数千干部、战士。他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下手。程子华、戴季英等红25军领导人给朱理治打气，说红25军此来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陕北肃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