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弘光朝督学大学士史可法是“联虏平寇”方针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自从赴清廷北使团被拒，使团正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被扣留后，史可法对清廷将南下灭南明弘光朝的勃勃野心有所意识，但软弱的史可法仍然尽量避免与清方兵戎相见，另一方面，继续谋求配合清军镇压大顺农民军。

1645年初，史可法安排高杰率军北上，企图充当清军盟友，扑灭“流寇”。高杰出师时给驻守黄河流域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对清廷剿灭大顺军表示感激涕零，并解释与清廷“会师剿闯”的出师意图，以此表示弘光朝并非如清廷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为崇祯帝报仇雪恨，以便在一厢情愿幻想中的今后谈判时为己方增添一点筹码。但清廷统一全国的方针已定，根本没有联明的可能性。豪格回信高杰，对“合兵剿闯”不予理睬，却劝降高杰，要他“弃暗投明，择主而事”。

1645年正月初十日，高杰率军到达睢州，镇守该地的明总兵许定国已经暗中投降清廷，将儿子送往清军营中充当人质。高杰的到来使得许定国惶恐不安，他的兵力抵不过高杰，请求豪格出兵援助又被拒绝，只好铤而走险耍阴招。他出城迎接高杰，假意恭敬，同时在暗中策划对付办法。高杰已经知道许定国把儿子送入清营，为防止许定国把睢州地区献给清廷，打算凭借自己优势兵力胁迫许定国率部众一起随军西征。十二日，许定国在城里大摆筵席，号称为高杰接风洗尘，高杰自以为兵多势重，量许定国不敢轻举妄动，遂置部下劝告于不顾，只带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许定国事先埋伏了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之后，伏兵猝发，将高杰及其随从悉数斩杀。次日，高杰留在城外的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城中对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许定国率部过河公开投降清朝。

高杰死后，群龙无首，部下兵马乱作一团。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计划全盘落空，沮丧伤心之余，史可法赶到高杰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儿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的妻子邢夫人担心儿子年幼，不能压众，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可是洁身自好的史可法内心认为高杰原是“流寇”，有污点，就坚决拒绝，转让高杰儿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这样史可法错失了一个与高杰部将士拉近关系增进感情的机会。

睢州之变，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遇害，但他部下实力并未受损，史可法本来有机会借高杰遇害而鼓动士卒同仇敌忾，做出针对清廷的战略部署，可是他面对清廷丧魂失魄，不敢进取。他拒绝了幕僚劝他渡河收复山东或西征收复河南的建议，也不敢稍留徐州以为观望，而是仓皇难逃，以退保扬州为上策，结果扬州也根本保不住。

左良玉是明朝长期拥兵自重的军阀，弘光帝登基时候，他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游，扼据战略要地。由于弘光帝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与拥立，非定策功臣。弘光朝对马士英和四镇的信赖与依靠，引起左良玉的不满，双方矛盾逐渐加深。1645年三月，左良玉率军东下，当时南京有人假冒太子，出现了一个所谓假太子案，左良玉伪称奉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讨伐马士英。然而，四月初四，左良玉以久病之躯，猝然死去，部下诸将推举左良玉儿子左梦庚继位，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指太平府。

弘光朝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率师东下的形势下，大为恐慌。马士英怂恿弘光帝诏命抽调史可法防卫清兵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领兵过江后，请求入朝面见弘光帝说明当前朝廷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清廷，而非左良玉，被马士英阻止他入朝申述，命令不改。

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穷追猛打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当时，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战，于五月十三日率领部下兵马投降了清军阿济格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