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取消生育数量限制的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有观点认为，这一规定是对非婚生育行为的鼓励。

实际上，此前包括广东、陕西、安徽等省份也已明确，进行生育登记时不再对结婚状况和子女数做要求。比如，2022年6月，陕西省卫健委发布《陕西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明确“夫妻生育子女的，应当在怀孕后至孩子出生六个月之内办理生育登记。其它情形生育子女的，也可予以生育登记”。

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告诉界面新闻，非婚生育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独立女性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另一种是自然怀孕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这两种情形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个人选择，外部政策对女性是否选择非婚生育的影响十分有限，取消生育登记对结婚的要求，不会导致非婚生育数量大量增加。

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有政协委员迫不及待地想要为“计生”献计献策。他在提案中写道，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未婚生育”，“允许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

2021年，中国官媒公布了一份有2801人参与的《公众对单身女性生育态度调查》。调查显示，高达86.9%的受访者“支持”单身女性生育，“非常支持”的就占到了58.9%。

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青年网络、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行《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指出，大部分大学生不再认为结婚是人生的必然经历，而是以追求精神和物质提升为婚姻的主要目标；结婚不再是性行为的前提，情感基础和事业稳定成为结婚必备条件；不依附于男性成为当代女性的标志，“先立业后成家”成为男女共同的追求；大部分大学生不再视离婚为羞耻。这次调查表明，大学生群体与当前已婚群体的观念已经出现很大差别。

　　此外，觉得“教育孩子太难”、“向往丁克家庭幸福生活”的大学生占有相当比例，分别为35.7%和14.61%。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弱，就业支持性政策更受期待，三孩政策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影响有限，四成（41.99%）大学生表示不会因政策改变生育意愿，因为政策出台而增强生育意愿的仅有8.26%。另外，近四成（38.68%）对三孩政策不清楚，说明政策宣传还需要加强。这带来的启示主要有，青年人婚育观正走向“自主选择”，强调自我情感和精神满足；“未婚同居”高接受度和“非婚生育”低接受度并存，成为生育率走低的潜在风险；青年人对婚育的期待受制于双方情感稳定及事业稳定，重点要缓解婚育与事业的冲突；政策设计需遵循青年人的婚育观变化，特别关注女性视角的需求。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北京，有一对爱情长跑了8年的情侣，分别是现年25岁、从事医美行业的女方孙小姐，与在金融业上班，即将奔三的男方赵先生。双方都是北京本地人的他们，普遍来说比还未落户的外地人口多了些婚育优势，却都还在思考著是否步入婚姻。

孙小姐告诉DW：“大家现在都想生女儿，比如在北京生儿子（就可能要为他置婚房），就意味著至少要挣1000万……基本上，最差应该也会出个首付二三百万吧”。

但这并不是让她不想生的主因。“反正我想到我下班以后，或者好不容易有个周末，还要带孩子，孩子大些要管他学习，我真的巨恐惧”。

对于晚婚育，赵先生则认为“思想开化了，结婚生子不能证明或代表什么，是否正式结婚、是否离婚、是否有孩子等，不能代表幸福”。

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青年婚育情况的一种缩影，既考量成本，也传达出了婚育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选项、有别于中国传统如“传宗接代”的声音。而这正在改变著中国初婚、育的现实。

中国多地民政部门，在2月中旬公布了去年度的婚姻大数据，显示各地初婚平均年龄近30岁，晚婚已然成为中国普遍趋势。而从今年初，官方公布去年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萎缩，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也创下新低。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向DW表示，目前中国的婚育年龄正在“后来居上”东亚初婚、初育年龄全球最晚的趋势，“今后将面臨严重的养老危机”、“初婚年龄还将不断推迟”。

为了应对，中国政府也已经出台了许多相关鼓励婚育的政策，像是四川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当地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而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更公开表示，该举措应该扩大到全国范圍施行。中国有些省份也延长了婚假，甚至还有给新婚夫妇长达30天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可能还无法全面照顾到现代生养的需求及想法。

婚育问题的“中国特色”

一对在上海金融业打拚的28岁夫妇，和DW分享了他们暂时还没有生小孩的计划。女方万小姐说：“一方面吧，我们也都在工作，带小孩还得请保姆，我们父母也都还在工作，把小孩丢给保母，我也不太放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Bussarawan （Puk） Teerawichitchainan提到，在老龄化的中国，曾经的一胎政策，让子女在上有老、或下有小的“三明治”情况下，照顾的力量因“没有手足”而相较单薄，即使政府现在鼓励生三胎，人们也会思量负担的问题。

除了基本的照顾，万小姐进一步提到，中国教育状况“真的卷”，对于“鸡娃模式（给孩子打鸡血，父母盼孩子成龙凤的行为）”她望而却步。

“各种兴趣班，连篮球，花样游泳，老师都还找国家队的，幼儿园也是各种卷，都开始让她（孩子）学编程了。好的私立幼儿园，还要面试父母，之前电视剧里那些，真的是没夸张……”。

Puk也说：“如果你考量到抚养孩子的成本，在亚洲，在追求卓越的学业表现而言，竞争非常激烈”。

另一项中国政策带来的影响，是结婚年龄。1980年中国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迟到男生22岁、女生20岁，鼓励晚婚（男 25 岁、女 23 岁）晚育，而鉴于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普遍在16-18岁，符合生物学时序，易富贤认为“中国也应该与国际接轨”。

易富贤表示，“婚育年龄的推迟，意味著生育的时间窗口缩窄，不孕率提高”，生育能力也随时间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27岁、25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从经济下手还不够

在北京，30岁的单身公务员老王（化名）表示，房价高是普遍性的问题，婚后生孩子的各项成本很高，“娶个老婆，吃喝玩乐都不痛快，我结这婚干嘛？耽误人家吗？一个人乐呵乐呵得了”。他还提到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Puk说：“中国能考虑的有项政策是，为年轻夫妇提供某种形式的住房补助或鼓励措施。没有沉重的住房成本负担，这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考虑真的早点组建家庭”。

然而，Puk以新加坡为例，说明经济上的补助还是有其限制。她分析，新加坡的政府补助、但得要是提供有婚约在身的人，才能预购的公共住宅（Build to Order, BTO）补助为例。

她说，某种程度上，经济的好处会激励了人们结婚的意愿，住房补贴也是新加坡政府鼓励婚育的方式；虽然从生育率上来看，并没有显著效果。但她也提到，是如果政府没有这些相关政策，也许数字会下滑更多。

同时她强调也表示，除了光是经济层面还不够，政策还需要考量到“有些事情能及时做到，但有些是需要融入改变的。尤其是在規范和文化上的改变，这可能需要花上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