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酒徒

 一尊出生于1953年6月，如果在上海，1952年9月1日至1953年8月31日出生的人按照受教育序列应该在1966年9月进入初级中学学习，1969年7月初中毕业，简称69届初中。据说一尊1965年就进入了北京的八一中学，有人猜测他早上学一年，也有看到过其它的说法，如果红色江山固若金汤，若干年后就该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或者博士生研究题材了。

 不太清楚北京的情况，上海的69届所谓“初中毕业生”是在1980年才获得补发的“毕业”证书的，要获得补发的“初中毕业”证书，必须参加教育当局举办的考试，算术考题是小学四则混合运算，语文是写二百字的作文；拿着这张由上海教育当局补发的“初中毕业”证书，这批69届“初中毕业”生才能在各种表格的学历栏目上理直气壮地填写上“初中毕业”；既为自己脸上涂脂，更为当局脸上抹粉。

 很不幸，我自己就是上海市69届“初中毕业”生中的一员，虽然我出生于1954年，命运驱使中竟然成为69届中的一份子。我是69届，我被驱使去云南边疆农村种地；按照实际年龄，我应该是上海的70届，最坏的命运是在上海本地农场种地。

 196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发表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我就读的顺昌路小学立马陷入混乱全面停课，教职员工写大字报批斗校长，我们这些小学生无人管教打发回家就此失学，离小学毕业还差一个半月，算术正好学到比例部分。

 满大街的大字报。四处抄家的人群。批斗会。跳楼的血淋淋的老头。上吊的中年女人。街道上熊熊燃烧的书籍。被剃了阴阳头剪了裤腿的哭哭啼啼的女青年。北京男女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穿着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在上海街头跳舞唱歌宣传毛泽东思想，也见到他们耀武扬威地在街头挥舞军用皮带抽打1947年当过山东海阳县某乡大乡长的上海电机厂老工人。。。。。。如此这般到了1967年10月底。

 1967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发文件要求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我也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就近就读于东风中学，11月7号报到。

 1967年11月7号按时到东风中学报到，分派到初一3班。按时进入教室就座，老师的讲台桌上已经放着厚厚的两摞新书，散发着油墨的香味。我父亲对我期望甚高，我的哥哥就读于上海最好的寄宿制中学又从上海最好的大学毕业，我父亲从来就把我标定在上海市最顶级的那几所中学，现在，1967年11月，父亲身心交瘁奄奄一息靠洋地黄续命，我进入了这所上海市最普通的中学。

 老师讲台上摞着的散发着油墨芬芳的书是《毛泽东思想哺英雄》，每人一册，每册0.51元，这是我“中学”学习经历中唯一的一本教科书，翻开这本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的好干部门合》，门合之后是王杰欧阳海。。。

 我的初中第一节课就是学习毛主席的好干部门合；谁是门合？他是做什么的？感谢互联网，打字到这里，赶紧Google门合。

 刚刚学习了毛主席的好干部门合，学校宣布学生们要分成两部分下乡劳动或者下厂劳动。我被分配去上海市三林塘公社下乡劳动。时值初冬，去到三林塘，玩耍为主劳动为辅，转眼就到十二月底。大家回到上海过元旦过春节，春节后接到通知，凡是在农村劳动的，一律到工厂劳动，凡是在工厂劳动的，一律去农村劳动；按照此轮转安排，1968年二月，我去到上海色织四厂。

 工厂离家不远，乘坐17路无轨电车就到工厂门口。我的工作是操作计量机，非常容易，把一筒筒完工的布匹安装到机器上夹住，打开开关机器大轴旋转，最后给出布匹长度记录在本子上再记录在纸签上，把纸笺用细铁丝固定在计量过的布匹上即可出厂。工人们分早中两班上班，而我们学生是长中班，每天下午3点上班11点半下班，有中班伙食津贴一毛五分钱还有上下班车贴8分钱。我都是走路上下班，省下车钱等于每天有8分钱的收入，而伙食津贴一毛五分正好够在工厂食堂吃晚饭。如此这般，认认真真在工厂劳动到6月30号停工，渡过学校日历上的暑假。

 暑假结束接到学校通知，在工厂劳动的去农村劳动在农村劳动的去工厂劳动。这一次我被分派去张江公社。现在的张江地区是上海的高科技工业园区，高楼林立；那时候的张江公社却是一片萧条，草屋处处可见。我和郑同学很幸运地住进一户富裕人家，家里就孤单单一个老妇人，丈夫早已谢世；她是从上海工厂退休的工人，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她只有一个孩子，在贵阳工作在贵阳成家。住在她家里有干净的房间有温热的一饭一菜。老妇人说，付不付饭钱可以商量，如果没有钱的话；但是粮票一定要付，多付30斤粮票的话，饭钱全免。

 老妇人很小就在上海一家编织厂做工，居然有50多元退休金，她要费劲周折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接济远在贵阳的儿子一大家，她还要省下退休金从黑市买进全国粮票寄去贵阳儿子家去；儿子有四个小孩，粮食不够吃。大家问她做童工的经历，她总是笑笑，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大家，轻轻地用上海本地话回答大家，“还好还好，这世上老百姓哪个可以不做工”。

 我们是9月初到张江公社的，几个同学被扔在同一个生产队，既没有老师或者其他成年人带队，也没有生产队农民带领大家劳动，同学们所做的事情依然是串门聊天，四处闲逛，还去小铺子花2分钱买一支大前门香烟来学吸烟。沿着清清的小河可以从张江公社的生产队走到北蔡镇周浦镇六里镇玩耍（从张江到北蔡到周浦到六里，现在都要坐好几站地铁）。这就是1968年下半年在上海市的“初中学习”经历。 

 1968年12月22日晚上，村头电线杆上的小喇叭里传来毛氏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言论，村民们就集中起来，取出锣鼓家什乒乒乓乓敲起来，大家沿着村子走10圈，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欢庆伟大领袖发表最高指示，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就都回屋子里睡觉。

 第二天接到通知，我们的下乡劳动胜利结束，回家过元旦。

 1969年2月新学期开始，下厂劳动的和下乡劳动的都碰在一起，坐在教室里听工宣队员讲课，管理我们这个班级的是一位面容严肃的女性，大约40来岁，穿一身蓝布工作服穿一双黑布鞋，听说她是从上海搪瓷三厂派出来的。她站在讲台上，第一节课是对花名册，叫到的起立，用阴沉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人脸看几秒。第二节课就把学生一个一个叫到讲台上背颂毛氏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语录。凡是一字不差背出来的，遣回座位坐下，那些背不出来的或者有些差错的，一律站在角落里等候发落；全班学生54人，立壁角的有十来个人，最后叫这些人向毛氏画像鞠躬请罪第二天再背。凡是如此，鸡飞狗跳了近三个月，没有学过一丁一点科学文化知识，个个学生背出了毛氏的三篇文章，到达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程度。（《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1969年5月，学生们再次被送去劳动，我去的是上海搪瓷三厂，正是我们班级头目女工宣队员的工作单位。我们在这家工厂的工作就是用纸张把林林总总的日用搪瓷产品简单包起来以避免产品摩擦产生瑕疵。工作不累环境肮脏，阴暗的车间里粉尘飘荡。我们的工作全部在白班，这样就没有任何伙食津贴，去工厂做工还得自己带饭，食堂提供免费加热，8分钱一天的车贴依然发放。

 1969年6月底，全部学生结束劳动，在家等待上山下乡去农村的那一个时刻的来临，学校工宣队号召学生积极踊跃提前报名提前下乡提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向是安徽淮北地区插队落户，江西南部地区插队落户，吉林榆树地区插队落户，贵州遵义地区插队落户，还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及农场以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上海开埠以来文化水平最低的一届“初中毕业生”诞生了。这批人在以后的下岗潮中成为失业大军中比例最高的一群人；也是目前上海市养老金领取者中领取金额最低的一批人。这批人中的大多数会在今年（2023年）度过70周岁生日；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有初中毕业学历。

 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也是上海市的69届，但是他拒绝承认自己读过任何中学，他只承认自己读了六年小学，是小学毕业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