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党眼中，无论袁世凯接受还是拒绝日本的条约，都不影响其反袁目标：接受了，就用“卖国”的罪名反袁；拒绝了，则利用战争机会乘机举事；和平解决了，就希望俄国步日本后尘也向中国提出类似“二十一条”，再次给革命党创造造反机会
孙中山是不是爱国？见仁见智；是不是卖国？一目了然
《伐林追问》第71期，2020年3月13日首播
◆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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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遗容平静。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上一期《伐林追问》节目我们说到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的一篇长文《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针对当时国内许多人热烈争论的焦点来阐述了他的看法，我很赞成，不能简单地说孙中山不爱国，应该看到革命党人思想的历史脉络。
革命党人从晚清崛起，反抗矛头就有民主和民族双重指向，一个是针对专制统治，一个是针对异族压迫，而满清政府就是这两者的集中代表，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中山所写同盟会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公元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发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500多年后被孙中山所接受改编，1905年（清光绪31年）提出中国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他的心目中，满族蒙古族都不算“华夏儿女”，都是“鞑虏”，都要赶得干干净净。孙中山心目中不太在乎东北、满洲，视作属于异邦土地。1906年，革命同盟会讨论未来建国国旗样式，廖仲恺提议、并同黄兴共同支持使用井字旗，含有井田和天下九州“平均地权”的意蕴；有人建议金瓜斧钺旗，发扬汉族精神；用十八星旗，代表十八行省；十八行省即汉地十八省，是明朝汉人统治区，不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和东北。
但后来同盟会这个思想有了改变，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讨论国旗统一案，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取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意，不再喊“驱逐鞑虏”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1912年中华民国参议院通过五色旗为国旗。
不过，孙中山的思想是“汉化满、蒙、回、藏”，1921年3月6日，他说：“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蒋介石则主张五族是“一个民族，五个宗族，兄弟一家”。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五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演讲：“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享受平等的权利。”
正如杨奎松教授所指出的：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过渡时期，十分混乱，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孙中山最初没有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而且他成长的中国还是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
我的着眼点，与杨奎松教授那篇文章的角度有所不同，不想纠缠他们究竟爱国不爱国，而是重点考察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害。也就是说，不是考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动机，而是考察他们的效果。他们的本意是否爱国，可以继续争论，但也是一个很难争论清楚的问题，人们无不宣称秉持爱国初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叫“爱”，什么是“国”，往往鸡同鸭讲，说的不是同一个含义。但如果考察对中华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害，就相对比较容易看清楚。
国不是谁都能卖的，说一个升斗小民是卖国贼，那是笑话。孙中山提出中日盟约时，他本人并没有掌权，不是他的东西他怎么卖？孙中山这里是做“期货”生意：此刻我无法付给你这些代价，但我预先许诺你，你帮我上台了，我就付给你这些代价。
在谈到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那个年代，限制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范围内，可以说参与博弈的是三支力量，日本，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后两者力量加起来，都没法与日本匹敌，但日本受到自身实力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也不可能将中国一口吞掉。麻烦的是，中国朝野这两支力量彼此不共戴天。
我们知道，几何学上说“三角形的稳定性”：当三角形三条边的长度都确定时，面积、形状就完全被确定了；但在天体力学上，三个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结构。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就是从这个天体力学的问题展开的。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发现这个系统的演变经常是混沌的，如果有一个小的扰动，后来的状态可能会有极大的不同，无法预测最终状态。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描述三个天体之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结构。
日本、袁世凯和孙中山三者中，孙中山力量最小，期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推翻袁世凯；袁世凯感受到革命党人煽动顛覆的威胁，要求日本压制革命党人，引渡回国，至少是驱逐出境；袁世凯曾多次联系日本政府，希望寻求解决之道。1913年7月，袁世凯秘密派遣孙宝琦、李盛铎赴日，名为考察经济，暗中却许诺给日本“相当酬报”，换取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取缔国民党在日本的活动。
真正居于有利地位的是日本。近代的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其假想敌与征服对象。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本近代以来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欧洲俄国等列强自顾不暇，无暇东顾，在中国力量均势破坏，在日本看来，这是老天保佑。民间右翼浪人、军部、元老派、各政党，执政内阁，外务省等纷纷提出对华政策意见书，方案达数十种。
日本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分为五号共二十一款。
日本人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人出于各种目的挺孙踩袁，千方百计搞垮袁世凯；也有另一派并不认为扶持孙中山上台对日本有利。上期我所介绍的王刚、赵正超发表的《孙中山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那篇文章中所说，孙中山给小池张造的密信和盟约草案送达外务省后，外务省的态度“若有意、若无意”，但最终未签约，更未提供过援助。它不会真正全心全意地支持孙中山夺权，但也不会按照袁世凯的要求消灭和驱逐革命党人。对它来说，最符合日本利益的是收留、监管和利用这支力量，用革命党人的活动牵制袁世凯，施加压力，逼迫他签订二十一条，不时地用这样的话来威胁：你要不签，我们就扶持孙中山，以他为谈判对手了！
日本人这样的图谋，孙中山及革命党不可能茫然无知。但他们已经确定推翻袁世凯是头等大事，便有些不择手段了。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邓文初在《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书中说，从具体项目看，孙中山提出的十一条《中日盟约》甚至比《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第2、3、4、6条中，基本上与二十一条要求中最恶劣的第5号中各条的宗旨一致，像答应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均采用与日本同一型式；聘用外国军人时，以日本军人为主；中央及地方官署在聘用外国人时，以采用日本人为主；矿业、铁路、及沿海航线等需要他国资本或合营时日本有优先权……等等。孙中山是研究了日本的迫切愿望，对症下药，投其所好。
在日本内部关于二十一条的制订与交涉过程中，中国革命党在日本的活动、寻求日本的援助，始终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
日本陆军次长大岛健一提出他的一套对华政策，是二十一条的来源之一。他就认为实现方案必须有二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将革命党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考虑进去。
与孙中山关系极深的日本黑龙会提出的备忘录也将在日革命党人作为决策因素予以考虑，认为欧战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千载难逢”的机会，应不择手段“使中国自动依赖日本”，成立中日防御同盟，对中国进行全面控制。而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动员革命党及其他心怀不满的党派人士等到处蜂起。黑龙会核心人物之一内田良平提出，中国革命党之所以没有起事，是因为没有资金，如果帝国向他们提供资助，即使只要少量的资金，也足以使他们起事，闹成全国一团混乱，袁政府土崩瓦解。“我国（日本）即由四亿民众中选出最重信义、最有声望的人，拥而立之，加以援助，使其完成改造现政府、统一国家之业绩，并由我国军队助其恢复秩序，稳定政局，并保护其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倘能如此，其人民始能心悦诚服，其政府始能唯我国是赖，而签订《国防条约》之目的，方能易于实现”。
日本黑龙会核心人物之一内田良平。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外务省提出《对于我国对中国之要求条件》，是二十一条问题的开端。极为重要的参数之一，也是对革命党在日流亡因素的权衡。
日置益全面考虑如何让袁世凯政府就范，提出四项“引诱条款”，引诱谁？引诱袁世凯。其中两项涉及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一项是驱逐主要革命党员，一项是严加取缔挑战袁世凯的计划；还有两条“威压手段”，威压谁？威压袁世凯，一条是“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另一条是“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宗社党是以恢复满清皇权为目标的党派，自然也是反袁的。
说白了，日本把中华革命党当成砝码：你袁世凯听从日本，我们就赶走孙中山；你不听从，我们就支持孙中山顛覆你。1914年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胶州湾租借地全部落入日本军部手中。11日，大隈重信首相主持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对华交涉二十一条。12月2日，日本天皇批准。
孙中山被日本当成制服袁世凯的王牌。
革命党能受日本决策的调配吗？这一点，日本朝野人士毫不担忧。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党的掌握有绝对把握。实际上，中国革命党也始终在积极寻求日本朝野的认可，并一再配合日本。在中日围绕二十一条的冲突中，日本所攻的，正是袁世凯的致命之处。
日本政府一方面收留大批革命党人，组织革命军，鼓动和协助革命党起兵，另一方面又向袁世凯泄露革命军的动向，既卖好，又要挟，企图从双方得到好处，希望中国大乱，从中渔利。
孙中山非常明白造成国际冲突的性价比很高，投入少而收获大，便一再以激起国际冲突为策略，以造成袁世凯的外交困难。假扮政府军队屠杀洋人，是其设想的策略之一；引发国际冲突创造让日本人的干预机会，是其另一策略。
革命党人何海鸣著《辛亥革命海军纪略》。
早在1913年，天津日本租界搜到一封革命党领袖何海鸣的亲笔信，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山座园次郎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电报中报告说：“从信中清楚地得知，何海鸣一派已秘密把刺客送往北京，策划颠覆现政府，并诈用政府军队的名义，准备向外国挑衅。这一计划不但有害于中国的治安，而且也关系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所以要严加惩处。”山座园次郎在电文中还报告了前一次破获的一封何海鸣密信，内容同样是“诈称政府军队的名义，加害于英俄两国的人，让日本居间调停，以引起国际纠纷”。
孙中山接受了日人提出的建议，以出让中国土地为报酬召集日本人等参与造反，许诺给百人队长千人队长多少多少土地的厚赏。在孙中山的漫天许诺之下，日本浪人、无业游民、在乡军人、甚至部分现役军人也应召而来。
就在日本向中国当局提出最后通牒的同时，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参与中日盟约的革命党人王统一，在谈话中却表示，日本的要求“大体得当”，袁世凯应尽快接受。但他又说，袁世凯拒绝倒是最好结果，“若出现日中开战之不幸事件，日本会不顾一切直逼北京推翻袁政府，……如日本加以一击，袁政府则必将崩溃。倒台后何人支撑政局，虽尚不能明言，但我派同志目下正待时机之到来，一旦机运成熟，便随时起事”。
总而言之，日本充分利用孙中山等革命党作为制服袁世凯的王牌，孙中山寻求日本的援助，以及向日本朝野提出中日盟约开出交换条件，使他主动地进入日本对华侵略的战略之中，以实行他那永无终结的革命之梦。在这样的迷梦中，国家民族利益就必然被革命利益所替换，革命本身成了目的。
袁世凯面临着日本与革命党的双重夹击，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拒绝日本的要求，要么日军开打，结局是必然战败，签订城下之盟更是丧权辱国；要么被日本煽动、支持的革命党推翻，结局必然是山河破碎。袁世凯北洋政府软磨硬抗几个月，2015年5月9日，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文比较，删除了最恶劣的第五号，史家公认，中国损失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中日就“二十一条”反复谈判，最后签订《民四条约》时双方代表合影。
这就告一段落了吗？不，还没有。1915年5月13日日本秘档有这样的记载，革命党的预期本来是：“若交涉不成，乃至两国干戈相见，则计划两派联合趁机举旗”；但中日居然签署了条约，对于中国，这是国耻；对于革命党，失去一次绝佳的举事机会，也大感挫折。但孙中山及其战友是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的，又开始策划新的革命计划。他们估计，在日本施压成功之后，俄国必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若果真出现如此事实，中国人心必将更加反对政府。因此，乘此趋势，作为政治策略，一面非难日本之要求，一面极力攻击袁政府此次之措施，大力鼓吹反袁，使中国人心更加激烈。”
芝加哥中国城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新牌楼。
在革命党眼中，无论袁世凯接受还是拒绝日本，都不影响革命党的反袁目标：接受了，就用“卖国”的罪名反袁；拒绝了，则利用战争机会乘机举事。和平解决了，革命党就希望俄国步日本后尘也向中国提出类似“二十一条”的要求，再次给革命党创造造反时机。他们确实在数年之后再次勾结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新政权。只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辞世，再也看不到他的革命宏图，一个世纪以来让中国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
1925年3月，孙中山的灵车驶入北京中央公园。他留下的遗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