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中共党内有一个案子，涉及到除了毛、林、周以外的100多位开国元勋，职位最高者是朱老总。对这个案子，当年非常重视，总理亲抓，并及时通报主席，由时任副总理及公安部长谢富治主办。后来这个案子被认定为假案，朱老总等众多元勋也未受太大影响，但这个案子的起因、发生过程却扑朔迷离、各有说辞。

1.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或“伪党案”是1967年10月在北京的发生的一起因“反革命信件”而产生的反革命案件。由于时值文革，该案受到极大重视，直到1978年方才结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一些单位和个人收到了从邮局寄来的相同内容的“反革命信件”，这些收到信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信件转交公安机关。

该信件使用16开油光纸油印，外包《人民日报》。信件的标题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落款日期为“1967年10月1日”。信文共一万余字，对建国后后中共对内对外的政策，特别是对外交政策（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反派给港府下最后通牒、麦岛事件等），进行了全面攻击，对毛、周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等。

在那个中共内部斗争异常激烈，两个司令部人马分不清的情况下，谁是毛泽东的人，谁是刘少奇的人仍在考察深挖之中，怎么此时又出现了另一个中共中央，事关重大，各部门逐级上报，很快到了掌管文革运动大局的周恩来手上。周恩来立即报告毛泽东，成为了中央内部阶级斗争的新动象，于是，毛泽东亲自督办此特大政治事件。

该传单原版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但其主要内容，从搜集了解的数据完全可以证实：朱德为党中央非常革命委员会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为总理，政治局常委们有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贺龙、聂荣臻、谭震林、王震等人，其它有中央委员有100多人，都是从中央部门到省市军区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

在吴法宪《岁月艰难回忆录》中关于此案是这样记的：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实了林彪：“为什磨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憎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咎。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中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项目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项目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项目组。

2.案子的初步侦破

案子发生后，公安部当即组成“10·8”专案组，由副部长于桑直接领导，负责侦破这起“反革命案件”。

专案组通过走访《人民日报》社，查得包该信件的《人民日报》是在北京印刷，发往天津发行的。信件使用的油光纸和墨水也是天津生产的。信件邮戳显示这些信件是在白天在北京投递的。后天津市公安局通过发动群众排查，于11月20日在天津抓获了写信人沈剑云。

沈剑云，时年50岁，天津人，家庭出身为地主，大学文化程度，被捕前在煤球厂当煤球工人，负责摇煤球。沈某在建国前，曾在在青岛当宪兵。解放军占领青岛前，沈偷偷回到天津，并隐瞒身份。建国后，沈进入天津市法院任书记员。1957年，在反右时，其身份被查明，遭到管制，后被送入煤球厂当工人。

当审讯员问沈：“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沈回答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乱糟糟的，共党的天下长不了，我要另找出路。”这大概就是他的作案动机。

3.中央高层对此案的态度

该案侦破后，当时中共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不相信煤球工人能写出这种水平的“反革命信件”，怀疑沈剑云写信背后有指使人，或者信件为其他人起草后令沈剑云刻印寄发。

结案报告提交后，领导该案的中央领导人不准结案。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等在接见专案组人员时，陈老夫子称：“这个案子不算破，不能结束。查出沈犯只是这个案子的起点，还要深追后台，不查出后台不算破。”谢富治同意陈伯达的说法。此后，专案组继续调查研究，追查后台。专案组根据调查状况如实上报后，陈伯达、谢富治等批评专案组右倾，下令解散该专案组，另行组织有军代表参加的专案组，由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任负责人，继续追查后台。

4.案子的延烧

1968年3月13日，谢富治对赵登程说：“搞专案要大反右倾，不要下不去手，不要老观点，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是叛徒，中国赫鲁晓夫通过这些人，通过公安机关将矛头指向伟大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后，赵登程在笔记本上记道：“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看法。应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外交部某些负责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1968年8月19日，陈伯达等人接见专案组时称：“几个煤球工人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击二月逆流的东西，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阴谋案，要注意二月逆流。”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谢富治说：“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邓小平、贺龙、罗瑞卿、谭震林”，“总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1968年3月，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因“五一六五”问题遭到拘留审查。办案人员让周慈敖供述后台时，不准供述当时用红字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人名，只准供述“刘、邓和二月逆流”。1968年12月10日，周慈敖被迫供称，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朱德、董必武、贺龙等领导在1967年8月参加了“叛国集团”，准备勾结苏修发动武装政变。

1968年12月11日，办案人员指周慈敖“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周慈敖又被迫编造了上述领导在1967年8月中旬组织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并称朱德是该党“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等是“常委”，王震等16人是“委员”。

其间，赵登程等持周慈敖供述的材料，对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洪某某实行逼供及诱供。1969年1月27日，洪某某被迫供出所谓 “中国共产党（左派）”的组织，1月28日又称朱德、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云、肖华等是伪中央委员。

此后，赵登程等根据周慈敖、洪某某供述的材料，指示国家经委群众专案组，对国家经委干部姬某某实行逼供和诱供，姬某某被迫供述了所谓“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组织，并称“反革命黑党主席李富春、副主席徐向前、总书记陈毅，委员有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在赵登程领导专案组办案期间，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常接见专案组成员，不断指示挖出后台。

5.案子的后续问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伯承等元老依旧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赵登程领导的“伪党”黑案专案组仍在继续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8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伪党”黑案的清查报告》，此案结案。到结案时，该案也没有查出任何“后台”。

6.案子的另一种说法

近年又有资料揭示，该案的真正源头在台湾，是国共斗争的延续。

唐柱国，原名为栗明德，广西桂林人士，一九三八年出生，其父是桂系栗国宝将军，和李宗仁、白崇禧在伯仲之间，号称广西三杰。中共解放广西前夕，栗国宝任“国民党总统府广西特派员，在十万大山统领反共游击队被浮身亡，妈妈随后去世。栗明德十二岁那年，就奉养起70多岁的高龄祖母并照顾三岁的弟弟。在中共解放后，曾经做过苦工和挑担的小贩来养家糊口。五十年代初，他隐瞒了家庭历史情况，考上了北大农学院。在五七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学生。在一次学院批判大会中，他逃离北京，一路南下，历经千难万险，爬过深圳边境封锁铁网，偷渡到了香港。后因家世背景送往台湾，后经党国精心栽培，成为大学博士，国民党驻港特派专员，情报局组长，中央日报社主笔等等。就是这么一段经历，使他成为了那时最后离开了大陆的反共义士，亲获蒋介石的召见，并为其改名为唐柱国，意喻国家之柱梁也。

一九六七年，大陆文革如火如荼。时任台湾国民党情报主管的叶翔之，想利用大陆乱象，火上浇油，指示唐柱国采取行动。唐柱国揣摩上意，心领神会，用一个晚上，炮制了这份“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纲领及名单。在他1997年在台湾所著出版的《最高机密》一书中描述过此事：

我们设计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案，更直接加剧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

这个案子由国民党的天津地下组织设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共文革小组”组成“项目组”，去逼问“涉案”的朱德、陈毅、李富春等大员。“文革”之后。中共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把这列为要案。其实这个“案”从构思到成形，只花了笔者一个晚上的时间。

正如唐柱国所说的，他的设计方案成型后，就由情报局其它部门利用各种管道浸透到大陆，包括空投、海飘、人带等无所不用其及，唐柱国也证实了正是由国民党天津站组织散发出去的。海峡两岸不谋而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百年国共两党恩怨情仇始终未解。

就是这么一位曾为国民党情治单位立了汗马功劳的人，也曾让毛泽东及追随者们伤透脑筋立案查办的原创者，多年之后，又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又有一番精彩的博弈和较量。

90年代初，唐柱国随国民党立院议员洪冬柱为团长的代表团造访北京，时任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兆国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接待。唐柱国客气地问：“王主任，你知道，我是谁？”王兆国随即说：“您不是代表团的唐顾问吗？”“不错，我除去是代表顾问，我还是二十多年前，你们在搞文革的时候，我起草设计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纲领及名单，让你们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乱了套，难道不罪大恶极吗？现在，主任能对我怎么样？”王兆国听到此，充满震惊尴尬，没想到，眼前这位器宇不凡，仪表堂堂的来者，正是攻于心计的反共老手，昔日的“匪情专家”。王兆国说：“这不可相提并论，唐顾问来者是客，是手足兄弟，血浓于水嘛。”

如上面唐先生所述为真，这一案件是国共交手以来，特别是谍报战、心战，少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