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星期日，在极地漩涡给该地区带来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周末。数十人聚集在波士顿市中心纪念李文亮医生逝世三周年，这位年轻的中国眼科医生是COVID-19的吹哨人，后来死于新冠。从纽约到悉尼，从东京到柏林，四大洲的十几个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在他去世后的三年里，李医生已经成为向权力说真话的象征。他的名字是反对审查制度和国家压迫的集结号。

去年11月，在乌鲁木齐一栋被封锁的大楼发生火灾后，至少有10人丧生。中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终止严酷的清零政策。一时间，政府似乎默认了公众的压力，迅速取消了大流行的封控限制。但是逮捕行动很快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下一年。

1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主题是 "邀请您在我们2/05的集会上发言"。组织者解释了这场集会的主题：呼吁释放被拘留的抗议者，支持言论自由、反抗强权。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决定的后果。我曾参加过悼念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的哀悼会，也参加过有关美国政治问题的公开示威，但是，这将是我第一次在集会上发言。在这个寒冷的周日下午，我在第54兵团纪念碑，献给美国内战期间第一批黑人团之一的青铜雕塑旁，发表了我的演讲：

你好，波士顿！

我以前从未在集会上演讲，演讲确实是挺吓人的。我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也谢谢大家倾听。

我记得我第一次目睹集会时的情景。那是2009年的夏末，我刚抵达美国，正准备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那天下午，我从海德公园校区乘坐公交6号杰克逊快车，想去看看芝加哥市中心的样子。（现场有芝加哥人吗？）当我的车经过千禧公园时，我看到一个小型集会。我没有机会阅读那里的海报，所以我不知道那次抗议活动的内容具体是什么。但那一幕已经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对于公交上的其他人来说，这样的街头集会就像麦当劳的招牌一样普遍，就像晚间新闻一样琐碎。但是对于刚刚离开中国的19岁的我来说，这种景象是一种启示——启示着我的人生过完了一个章节，我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从未见过人们像那天的抗议者那样，捍卫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的诉求，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那天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我问自己，这是否就是自由的样子。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独自待在办公室里，在谷歌上输入了 "天安门，1989"。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通过追踪审查制度的朦胧轮廓，感觉到了我出生那年的一个重大事件的存在，但我从未探究过被禁止讨论的真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政治和死亡是两个最大的禁忌。那天晚上，我屏住呼吸，点击进入。屏幕并没有变黑。乌鸦没有从天而降。没有政府人员来敲我的门。有时，禁忌的唯一力量就是恐惧。

几年后，在我毕业搬到美国的另一端时，在另一个独自待在办公室的晚上，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时钟在我每敲一下键盘时都会变慢，感觉像是别人的手指在敲。文字出现在我的屏幕上，文档变成了一面镜子，揭示了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一面，我被告知不应该存在的那部分，必须被杀死或放逐，或者至少被封口，以便我的其余部分能够活下去。

那天晚上，我写作的时候，一个笼子在我四周破碎。

这些微小而亲密的、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时光一直伴随着我。我把它们藏在一个最珍贵的角落里。当我有疑问的时候，当我需要澄清我是谁以及什么才真正重要的时候，我会回到它们身边。在去年11月的最后几天，我想起了这些时刻，当时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爆发，并蔓延到中国的侨民中。在那个动荡的长周末里，当视频和图片充斥在社交媒体上时，我一直盯着我的手机。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语在我的出生国以如此大胆的方式被说出来。我想知道，当抗议者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们喉咙里的颤动与空气相遇，划破谎言和禁忌。我想知道有多少路人捕捉到了这一不可告人的声音，即使是偶然的，他们也感觉到了胸口的刺痛。

除了公开示威这种转瞬即逝的景象之外，持久的改变始于一个私人的时刻，当一个人面对自己，剥开她的恐惧，发掘出内心的声音，并认识到它的力量的时刻。然后她走到外面的世界，发现灯的光芒有些不同。颜色发生了变化。她的脚步有了额外的力量。一切都不再一样了。

当我收到在这次集会上发言的邀请时，我问组织者我应该使用哪种语言。我们达成共识英语将是最具包容性的。这个决定可能看起来很明显，但就像所有关于语言的事情一样，它也没有那么简单。李文亮医生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纪念他。他也是在谈论语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媒介，更是一种权力的工具，一种创造世界的地图。我所讲的唯一中文语言即标准普通话，与中国文明一样古老，也与现代中国国家一样年轻。它植根于三千年的文字和歌曲，也被宣传所玷污、被审查制度所残害。说中文就是与帝国的遗留问题作斗争。自由地讲中文，就是要从国家的野蛮力量中夺回历史和身份。

自从几年前我开始写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文章以来，我只在我的出版物中使用英语。我认为这是我唯一可以写作的方式。我后天学习的语言是我第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语言。然而，我不能不质疑我的做法是否完全道德，我是否是一个居住在外国的土地上、躲在外国语言后面的懦夫。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写作的意义何在？我在帮助谁？我可以帮助谁？

对于我们今天的集会，人们可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过去几周，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大规模逮捕的令人心碎的新闻。许多被拘留的抗议者是年轻女性。其中一个叫秦梓奕的人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我试着想象一个年轻的自己。如果我生活在中国，我会不会站在街角，举起一张白纸？我是否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来宣泄不可言说的事情？我不能说我会有这样的勇气，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只有更加内疚。

在大洋彼岸进行抗议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部分答案在于，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承担了一定程度的风险，尤其是对于那些有亲人在中国的人。如果一个行为没有力量，它就不可能构成威胁。在场就是力量。关注就是力量。让更多人了解和通过国际关注施压是反对国家虐待的行之有效的策略。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的反应不应成为衡量我们行动的主要标准。这样做是给中国国家太多的关注。仅仅把问题归结为我们能从这里为那里的人们做些什么，就是落入了错误的二元论的陷阱中。当北京将异议归咎于 "外国敌对势力 "时，这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对于美国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对遥远土地上的另一个民族投以同情的目光，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一种方便方式。中国人民的困境被用来支撑西方的道德优越感的幌子。

在去年11月那个宿命般的周末之前，维持封城时期社会运转和承受大流行病限制成本的农民工是第一批组织和抵抗的人，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发生在世界最大的iPhone工厂，郑州富士康。这些中国工人通过他们的行动暴露了全球资本的共谋，为跨国团结开辟了新的道路。

对于我们这些跨越了大洋和政治体系，背负着边境重任的人来说，在这里的努力和在那里的人所做的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我们来说，家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想法。它不在任何地方，也无处不在。流亡就是成为先知：站在边缘，让它成为新的开始。我们都从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故乡出发，但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故乡。

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相信，自由是彩虹另一端的宝藏，这条路是一条单行道。但自由不是礼物；它不是被发现或赐予的。自由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方式。解放的工作可能从个人的觉醒开始，但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集体来实现。在所有人都自由之前，没有人是自由的。

我对未来的长夜不抱任何幻想。如果说三年来全球大流行病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不能回到过去的正常状态了，也不能逃避到其他地方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每个与未来有关的人都将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准确点说，这一刻已经到来--我希望这次聚会的记忆能够成为力量和肯定的来源。我希望我们能把那些被迫沉默的人的名字紧紧记在心里。让我们对他们负责。让他们使我们变得更大胆、更诚实、更有爱心。

让这个过去的革命遗址成为我们的见证。让我们作见证。用鲁迅的话说，"只要有石头，火种就不会死"。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与大家共勉！非常感谢。

原文地址：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notes-chinafile/i-wonder-how-protesters-felt-when-they-heard-their-own-vo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