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挽救中国超低生育危机之道

  2023年1月17日，中共国民政部破天荒地首次承认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这比中共官方和联合国之前的预测提早了十年，这对2021年5月中共公布的“七普”结果时所宣称的“中国人口稳中有增”的说法，无疑是莫大的嘲讽。

  其实中共国人口早在2010年前后就开始了大幅的负增长：2017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克多.米哈瓦通过观察中国进口粮食（中共国自2004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直至今日）逐年下降的现象，推算中国只有8亿多人口，而根本没有中共所宣称的14亿；与此一致的是2020年公安部人口户籍管理局身份证管理中心数据显示，中共国人口只有7.87亿人；而2022年上海大数据中心遭黑客盗取事件，显示中共国只有10亿多人口。

  这些消息都抵触中共所谓的中国“十四亿人口”说，而印证或接米哈瓦的中国“八亿人口”说。

  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共国的新生人口以平均每年递减15%的速度减少，而2022年中共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仅为0.8，而东北、上海等多地低于0.4，比长期恶性少子化世界第一的韩国更低，中共国已成名副其实的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崩塌全世界“一枝独秀”大戏才刚刚开场。

  这就是中国的最大危机——汉族加速滑向灭绝的危机，对此，中国人当中以易富贤、刘忠良为代表的明白人都心知肚明。

  为什么这是最大危机？因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载体，而“没有人，一切皆无”，人自身的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和精神创造的基础，因此人口的可持续，是社会一切方面可持续的先决条件。

  但是，导致汉族灭绝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挽救由超低生育率造成的汉族灭绝危机？易富贤、刘忠良的认知并不全面，开出的药方也不得要领。

  易富贤认为：汉族的超低生育率由“邓计生”导致，解救之道是出台福利政策，并以儒家治国。然则，对于为什么习正恩同志废止“邓计生”之后，中共国出生率继续喋喋不休，易富贤语焉不详，为什么儒家传统浓厚、福利完备的韩国、台湾和日本都扭转不了低生育率？易富贤无言以对。

  刘忠良也认同中国生育率崩溃的主因是“邓计生”，在社会政治方面，刘忠良的眼光更加深刻一些，他看出自由民主并不能解决低生育的问题；但膜拜哈耶克的刘忠良，推崇极端的资本主义和彻底的市场经济，他开出的挽救危机的药方是：彻底的市场经济+精英专制。

  但为什么彻底的市场经济+精英专制的新加坡也解决不了低生育的问题，仍陷入老龄化的泥淖？刘忠良对此无法自洽，就硬说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的新加坡是“议会民主”，被我驳倒后就问候我的妹妹，暴露出他个人品质不如易富贤的一面：我称易富贤先生是当代康有为，多次批判他对习共当局的幻想，易富贤迄今没有把我拉黑。

  其实，中国人生育率的崩塌，汉族被去势，并不只是“邓计生”这一把节育手术刀造成的，还有从1992年开始的“负福利”资本主义这另外一把看不见的手术刀。

  “邓计生”以其残暴的强制力，最为高效地导致了中国人生育率的崩塌，但是“负福利”资本主义这另外一把看不见的手术刀，却是悄无声息地让中国人自我超低生育，因为养老共产主义（养老国有化）+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榨取，导致民众丧失了生育的动力和能力。

  包括民运异议人士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深受邓共极端物质主义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右派资本主义理念影响，以为资本主义万能，市场经济无所不能。

  这其实大错特错，资本主义能够高效地创造出物质财富，但是它对环境污染、社会道德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反而是这两个问题的原因；资本主义对解救低生育危机非但无能为力，也是低生育危机的推手：

  资本家的天性就是急功近利，他们全副身心考虑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赚大钱，而并不愿意考虑员工的身心健康、环境污染、社会效应（社会道德），当然更不会考虑榨取太多（如996，“加班文化”）会降低员工生育意愿（不利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制约，资本家会本能地选择奴隶制，因为使用奴隶成本最低。。。当然，在法律和政府的逼迫下，他们会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但那是另一回事。

  只有政府能够制约和缓冲资本家过度榨取，对生育率的伤害。如果政府不给福利，则一个家庭的夫妻双方都必须打工，否则就无法生存，这对生育显然是巨大的阻碍，因为女人因打工而无法在家照看孩子，一部分家庭虽有老人帮忙在家照看孩子，但老人精力差，若有多个孩子而没有家庭主妇，仍会力不从心。

  因此，没有福利的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只有自觉减少生育，甚至主动“丁克”，或者不结婚，才能过得容易一些。

  2015年中共习正恩一伙事实上废除“邓计生”之后，中国人生育率仍继续跌跌不休，就是因为中共虽废止“邓计生”，但仍然坚持“负福利”资本主义，不给中国屁民任何福利，仍然继续纵容刘强奸、任正非、马化腾之流不遵守劳动法，大搞“8117”工作制和“加班文化”，继续纵容资本家以原始资本主义手法恶狠狠压榨中国工薪大众：

  中国的工薪家庭，夫妻双双全职打工，无偿加班，累死累活，都生存维艰，压力山大，怎么可能还有多生育的意愿呢？当然普遍是觉得生一个都嫌多，更何况因三十多年“邓计生”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精养孩子”之病态扭曲文化，令养育成本空前高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多生育，等于是把自己搞穷搞惨，他们进一步节育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去提高生育率？？

  于是，中国人生育率当然跌跌不休；而习正恩同志三年来大搞的“清零”封城防疫，对中国人的超低生育率如雪上加霜，使得生育率加速崩塌。“清零宗”习近平不愧“总加速师”。

  其实，生育率无法维持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2.1）的问题（老龄化问题），全世界都存在，韩、日西方国家较为严重，但如中共国这样“未富先老”的典型，全世界绝无仅有，原因也在于中共国于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胎化”邓计生和“负福利”资本主义。

  老龄化问题之所以全世界都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退休国有化制度，这实际上是养老的共产主义制度，因为养老的本质——不管是家庭养老和国有化养老，都是在职人养退休人（个人退休前缴纳的养老金，只是退休金+社保的小头），这就根本性地催化了个人多生育的动力，因为：

  传统的旧社会，都是“养儿防老”的社会，个人如果没有子嗣，将来必老无所养（能靠自己积蓄养老的富人，毕竟是极少数），而现代社会的个人，不管子嗣多少，有没有子嗣，退休后都有退休金+社保。

  而且，少生育或不生育的个人，由于省却了巨量的抚养子女的精力和时间，可以集中精力赚钱、打拼，普遍据有了相对于多生育个人的较大优势，他们更容易取得更高的收入和地位，从而在退休后获得更高的养老金+社保。

  多生育的个人则相反，他们耗费了巨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养育子女，却无法因此而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多生育的子女，更多地支撑了不生育、少生育或“丁克”族们的养老和社保，自己反而因为养育子女的巨大耗费，在竞争中落得下风，并普遍在退休后得不到较高的待遇。

  也就是说，在现当代退休制度下，多生育者为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却反而得到更少的回报。多生养孩子的成本由个人付出，成果却被他人“共产”，这就是十足的养老共产主义！

  在有专制特色的“负福利”资本主义的中国当今，多生育者更是累死累活自掏腰包，多生孩子去填补自私者（不生育或少生育者）养老社保亏空的“超级傻逼”。

  按照江浙人、上海人的精细思维，这种舍己为人的多生育的选择，是十足的“拎不清”！

  在这种混账的养老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宗教文化保护壳（如伊斯兰教文化的印度教文化）的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生育率不崩塌，倒是咄咄怪事了。

  当然，大力煽动女人不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女权主义，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和亲西方国家及中共国）泛滥成灾，对于低生育问题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在养老国有化已逾百年的今天，再退回传统旧社会的家庭养老已不可行，要挽救低生育危机，首要的就是对现行的养老国有化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务必把个人的生育同退休后的待遇挂起钩来，如：

  有生育能力但不生育，或者只生育一个的个人，退休后不能获得全额的退休金和社保，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个人，按照其生养孩子的数量，享有成正比关系的更高退休待遇。。。

  关于中国，中共垮台后，新政府必须立即纠正“负福利”资本主义的大错，必须给予公民一定的福利，尤其是必须按照生育孩子的数量，给予多生育家庭成正比关系的福利；而且中国必须真正树立“以人为本”，若不是“以物为本”的观念，社会必须把母亲在家照看孩子，视为一种神圣的工作，以根本肃清瞪小瓶、僵贼泯、胡紧套所代表的、无视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把人口当负担、急功近利、竭泽而渔，鼠目寸光只求短期繁荣——“过把瘾就死”的社会自杀式发展观念。

曾节明 2023.2.7 微寒清爽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