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的大游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对群众的公开影响力。但紧接而来7月的混乱，却使布尔什维克再度转入地下，并使列宁险些被捕。局势的变化，太快了！

就在“6·18”大游行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指示前线俄军向德国发起新一轮攻势，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缓和国内矛盾。不料，进攻的结局是灾难。当失败的消息传回彼得格勒，立刻引起各界的不满和愤怒。

7月3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一支（第一机枪团）听到了他们即将被调往前线参与对德作战的消息。士兵们怒火中烧，不愿再为这场耻辱的战争充当炮灰。于是，他们起义了。他们决定推翻这个给他们下达调令的政府，将政权转交到一个支持和平的新政府手中。

这是一次既不经布尔什维克策划，也未获苏维埃批准的，由部分厌战士兵自发决定的起义。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不受任何政治力量或权威机构领导的起义部队，却在发动后获得了大量支持，队伍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第一机枪团从驻地出发后，一路敲锣打鼓，说服或迫使沿途驻扎的其他部队加入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彼得格勒开进。当晚，数万起义士兵包围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驻地陶里达宫，要求正在里面开会的苏维埃领导人准许他们推翻临时政府。以孟什维克党人奇赫伊泽为首的苏维埃领导层傻眼了，但是，苏维埃并不希望夺取政权。

同样傻眼的还有布尔什维克。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内，因突如其来的起义而乱作一团的中央委员会在紧张地商讨着对策。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决定，请正因健康问题在芬兰休养的列宁火速回国。7月4日凌晨，列宁回到首都，并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外面的群众发表演说。列宁认为，7月初的这场起义在各个方面都是不成熟的，是首都部分军队主要基于情绪和义愤而发起的一次军事冒险。并且，起义没有得到苏维埃的支持，也没有得到首都以外其他省份和地区的响应，在行动上是孤立的。此外，在不能做到一击必胜的情况下，没有得到苏维埃背书的“起义”很可能会在事后被定性为“叛乱”而遭到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而这又将损失革命阵营的力量。因此，列宁呼吁士兵和群众保持冷静和克制，变公开的起义为和平的示威游行，力戒发生武装冲突。但是，正在兴头上的群众已经不愿接受和平示威的建议，他们在盲目之中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

7月4日上午，合计约40万士兵和群众挤在彼得格勒的街头，其中既有第一机枪团这样的武装起义人员，也有接受布尔什维克指令的和平示威者，游行队伍无法提出统一的口号，多数跟随者也不知道何去何从，现场极其混乱。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者们拼力劝说士兵和群众采取和平示威，武装冲突还是发生了。在先纳广场、涅瓦大街、利齐尧大街甚至冬宫附近都发生了起义群众与政府军士兵的相互射击，但起义群众没有获胜。下午5点左右，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混乱的人群开始散去，“七月事件”就此结束。

这场在意外中开始又在意外中结束的“半个起义”带给首都局势以意外的剧变：临时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使首都进入戒严状态；原总理李沃夫辞职，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内阁；参加起义的部队的武装被解除，并在军队中恢复了死刑，军官们从此可以不经授权任意枪毙不服从命令的下属；大批参与起义和示威的积极人员以“反政府”的罪名被逮捕、判刑甚至杀害；临时政府公布了情报部门“收集”的表明列宁等人是“德国间谍”的“证据”，并指控7月3日-4日的事件是由布尔什维克阴谋策划的，随即以“间谍罪”之名下达了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逮捕令[2]；此外，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与“七月事件”划清界限，并在苏维埃多数派的领导下决定将权力转交给临时政府，完全接受临时政府号令——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终于结束，资产阶级彻底掌握了政权。

至此，领导人被通缉追捕、组织被取缔、《真理报》被查封，布尔什维克结束了五个月的合法活动，再次转入地下。

非常之时，仰赖非常之人。四月代表会议产生的“四人小组”中只剩下一个人还能自由活动，那就是斯大林（加米涅夫已经被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亡）。并且，已在国内做了近20年地下工作的他，也完全有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现在，全党又处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了。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领导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

从7月5日到7日，斯大林亲自安排了转移列宁的行动——三天之内为列宁换了五个住所。7日晚，在列宁的第五个住所阿利卢耶夫[4]的公寓里，召开了一次商讨列宁是否应向当局自首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的助手）。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希望列宁公开自首，然后在法庭上为自己和布尔什维克辩驳，亲自回击有关“德国间谍”和“阴谋策划七月事件”的谣言，以正视听（托洛茨基就是这么做的，他主动向当局自首，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但斯大林的立场非常坚定，他认为：决不能把党的领袖交到反革命分子手里，那是非常愚蠢的；当时没有人（无论临时政府官员还是苏维埃）能够保证列宁的人身安全，让他自首就等于把他送到了反革命分子的屠刀之下；所谓的“间谍罪”根本就是反动派一手制造的，是“欲加之罪”，怎么可能指望编织罪名的人能够接受“犯罪者”的辩驳呢？会议最终决定，列宁既不自首，也不出庭，而是应尽快逃到芬兰去！

7月8日，斯大林亲自为列宁剪去了头发和胡须，帮领袖乔装打扮。7月9日晚上，在公寓主人阿利卢耶夫的陪同下，斯大林带着已经是“芬兰农民”的列宁前往海滨车站，并将列宁送上了前往芬兰的火车。

列宁走后，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两人在西伯利亚苦战严寒时就是搭档，如今在危急时刻再次紧密合作。

7月15日，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事业报》上发表了时评文章《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文章指出，反革命势力正在大举向革命群众反扑，“军事专政”已经建立；无产阶级必须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养精蓄锐、整顿力量，以便迎接将来的斗争。

16日上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紧急代表会议召开。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七月事件”的总结报告。报告首先回击了临时政府散布的布尔什维克“阴谋策划”武装起义的谣言：

“七月三日，机枪团的两位代表闯进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声称第一机枪团要举行发动。你们记得，我们当时曾经向代表们说，党员不能违反自己党的决定，但是该团的两位代表表示抗议，说他们宁可退出党也不违反团的决定。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目前情况下举行发动是不适当的……发动已经爆发了。党有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呢？我们估计到事态可能更严重地复杂化，我们没有权利袖手旁观，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应当参与这个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而不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

随后，报告叙述了起义失败后苏维埃多数派的叛变投降和反革命势力的大举进攻：

“反革命一天比一天加强起来。在我们每次质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后，我们就更加确信，中央执行委员会无力防止捣乱行为，政权并不是掌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而是掌握在指挥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军事集团手中。”

“被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吓倒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和反革命缔结可耻的联盟，满足反革命的种种要求：交出布尔什维克，逮捕波罗的海代表团，解除革命士兵和工人的武装。这一切都做得很简单：护国派集团先用挑衅性的射击制造解除武装的借口，然后就来解除武装。例如对付未曾参加发动的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工人就是这样。任何反革命的第一个标志都是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装。”   

同时，报告也回击了关于列宁等人是“德国间谍”的谣言：

“有人卑鄙地诬蔑我们的领袖，说他们拿了德国的津贴，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曾经以叛国罪诬告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如在德国对李卜克内西，在俄国对列宁。党中央委员会对于俄国资产者采取这种惯技来对付‘不良分子’并不感到惊奇。”

最后，报告认为，面对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当前的任务不是立刻还击，而是“敌进我退”，保存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此外，还必须与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划清界限，揭露他们的面目，并团结其中的左派：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巩固现有的组织并防止群众举行为时过早的发动。反革命要我们现在应战，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挑衅，我们应该表现出最大的革命坚韧性……经过了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再认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者了。现在工人们把他们叫做社会主义者狱卒。既然如此，再谈同社会主义者狱卒联合那就是犯罪。必须提出另一个口号：联合他们的左翼，联合那些还有一点革命诚意并愿意和反革命作斗争的国际主义者。这就是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16日下午，斯大林又在紧急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政权危机是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而1917年以来总共发生过三次政权危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是第一次，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是第二次，七月事件后则是第三次。随后，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分析这次政权危机的来龙去脉、原因结果及各派政治势力在其中的表现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俄国革命接下来的走向：“那末前途如何呢？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只要工业破坏问题还没有解决，只要农民还没有得到土地——只要这一切还存在，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群众就会不止一次地走上街头，决战就会发生。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新的时期，尖锐冲突、短兵相接的时期已经来到。生活将沸腾起来，危机将不断发生。士兵和工人将不再沉默……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弄得软弱无力。工人阶级原来比敌人所想象的更有理智。”

也就是说，反革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工人阶级已经获得成长，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在新的时期再次到来。

斯大林在形势分析之后，又提出了三项基本任务：

我们的基本任务应当是：

 (一)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要坚韧、沉着和有组织性；

 (二)恢复、巩固并扩大我们的组织；

 (三)不要忽视合法的机会，因为任何反革命都不能真正把我们赶到地下去。

报告中还讨论了如何对待苏维埃和是否沿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问题。斯大林认为，既然苏维埃已在其多数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盟）的领导下完全倒向临时政府，成为临时政府的附庸，那么就不能继续使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要代之以“全部政权归贫苦农民和工人”：

“有些同志问，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是用于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说：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机关，而在于这个机关执行哪个阶级的政策。我们当然拥护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我们要竭力建立的正是这样的苏维埃。”

“我们能不能停留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旧的口号上面呢？当然不能。把政权交给事实上同资产阶级默然携手并进的苏维埃，那就是替敌人效劳……我们应当提出另外一种最适当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政权形式依然照旧，但是我们要改变这个口号的阶级内容，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说：全部政权归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和贫苦农民。”

“综上所述可以说：运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结束，因为运动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现在除了贫苦农民阶层以外，小资产阶级都是拥护反革命的。所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目前来说已经过时了。”

这些观点既是斯大林及国内同志的见解，也是同列宁商量过的，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共同意见。而他在16日紧急代表会议上作的两个报告（《关于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也成为了接下来彼得格勒党组织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7月26日到8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的一个修道院里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157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全国共计24万党员。由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均不在场，“六大”由斯大林组织和主持。这是斯大林第一次独立主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他下一次行使这一权力则到了1925年的“十四大”。“六大”是十月革命前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承担了为接下来的革命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作用。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大会的主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央委员会从4月份以来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对中央的工作成绩进行了总体肯定，但也指出了存在着中央把工作局限于彼得格勒、首都与地方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在主报告之后，斯大林又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副报告，分析了从4月到7月之间的政治形势变化。而在这篇报告中，斯大林回击了“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率先爆发的可能性：

“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没有动摇，那末他们这样说是对的……我国破坏的程度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在战争条件下都没有我国所具有的这种自由。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工人的高度组织性：例如我们彼得堡已经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最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显然，享有充分自由和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人，如果不想在政治上自杀，就不能拒绝积极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要求俄国在欧洲没有‘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暂缓’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可耻的迂腐之见了。哪个国家有更多的可能，那个国家就先‘开始’。”

“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条件下像俄国一样具有这样的自由，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此外，我国革命的基础比西欧广阔，在西欧，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面对面孤军作战的，我国工人却有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最后，德国的国家权力机关要比我国资产阶级的不完善的机关优越得多，并且我国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欧洲资本的纳贡者。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还在报告中反驳了布哈林提出的“俄国农民是资产阶段的同盟，因而不可能跟着无产阶级走”的观点。斯大林指出：“布哈林硬说，帝国主义资产者同农夫结成了联盟。但是同哪种农夫呢？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农夫。同右的农夫的联盟是结成了，可是我国还有下层的、左的、代表贫苦农民阶层的农夫……他们并没有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是不自觉地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他们纯粹是受了欺骗而跟着别人走的。”

从总体上来说，斯大林在“六大”上作的两个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是与他在16日紧急代表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一脉相承的。而这前后两次会议的四个报告中，都体现了他作为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的鲜明品格。尤其是他对局势的全面掌握、他的犀利洞察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干作风，令人印象深刻。

在斯大林的两个报告外，斯维尔德洛夫也作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斯维尔德洛夫在报告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四月代表会议后的三个月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出席会议的党组织数量和所代表的的党员人数已经从四月代表会议时的78个和8万人发展为“六大”时的162个和24万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也增强了；而一些过去没有成熟党组织的地方（如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在“六大”上也派出了代表出席。

大会经过数天的讨论，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撤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过时口号，代之以彻底推翻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的口号；批准了党的经济纲领，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归国有、把银行收归国有并加以集中、把大工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工人监督、正确组织城乡交换等；通过了新党章，明确一切组织都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通过了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要求加强党在工会中的工作；通过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要求成立组织上不属于党、但思想上受党领导的青年团；反对列宁出庭受审，谴责资产阶级和警察对革命领袖的迫害；吸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壮大党的力量。

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共21人。其中得票最多的5人为：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斯大林位居第五[10]。但在选举党的机关报负责人时，斯大林获得了最多的投票。显然，他还是《真理报》的灵魂人物（尽管此时《真理报》已查封）。

进入8月，局势继续朝明朗化发展。资产阶级在继续向革命力量施加压力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内斗。执政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文官政府、由英法资本撑腰的俄国工商业以及手握军权的科尔尼洛夫将军之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英法资产阶级希望俄国能够继续参加对德战争，以分担西线的压力，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俄国政府来镇压革命、掌控全局。但文官政府在很多政策上表现软弱，难令英法满意。于是，由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就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可能性。在得到英法资本及国内代理人的支持后，科尔尼洛夫声望大增，风头直逼总理克伦斯基。但克伦斯基并不打算退让，他坚信自己才是有民意支持的合法的国家领袖，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人。于是，政府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8月23日，科尔尼洛夫表示不再信任克伦斯基，要求政府立刻进行改组。24日，克伦斯基致电科尔尼洛夫，宣布接管首都及附近地区军队的控制权。25日，科尔尼洛夫从前线俄军大本营发出调动命令，指示两支部队返回后方，分别开往首都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军港，解除当地一切驻军的武装，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秩序。这一命令被认为是“科尔尼洛夫叛乱”开始的标志。

发布军队调令的次日（26日），科尔尼洛夫宣布了自己的改组政府方案：应尽快成立由总司令（他自己）领导的新内阁，而克伦斯基可以在新内阁中保留一个部长职务。作为回应，克伦斯基在当晚召开政府会议，要求政府授予他特别权力来反制总司令。27日，克伦斯基向全国发布命令，立即解除科尔尼洛夫的俄军总司令职务，并将军队控制权移交临时政府。28日，科尔尼洛夫宣布拒绝临时政府命令，建立以总司令为首的“国防政府”。至此，文官政府和军政府互不承认、相互对立的局面形成，总理和总司令的斗争达到顶点。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反动派的内斗给了革命群众发挥历史主动性的机会。没有军权的克伦斯基面对科尔尼洛夫咄咄逼人的攻势处于下风，为维护自己的“国家领袖”地位、制止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逼近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最终决定“兵行险着”，向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及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和士兵求援。从七月事件后被冷落了近两个月的苏维埃突然恢复了声望，成为临时政府极力拉拢的对象。

列宁很快从芬兰寄来信件，向首都的党中央讨论局势。列宁在信中写道：

“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策略上的改变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我们丝毫没有减弱对克伦斯基的敌视，我们决不收回说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考虑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用别的方法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与科尔尼洛夫作斗争的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软弱和动摇……改变还表现在: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向克伦斯基提出种种“局部要求”，即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格勒工人，调喀琅施塔得、维堡、赫尔辛基的军队到彼得堡来，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罗将柯，通过法律规定地主必须把土地转交农民，实行工人对粮食征购和工厂的监督，等等……特别应该推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这方面走。

如果认为我们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包抄……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战争，应该带领群众，唤起群众，激励群众……”

也就是说，列宁认为，既然克伦斯基向革命群众伸出了橄榄枝，我们就可以接过去，与他一起反对科尔尼洛夫。但我们这么做并不是支持克伦斯基，而是改变了与他斗争的方式。一方面，在与临时政府一起打击叛乱的过程中，向群众揭露临时政府面对军事独裁压力时的软弱和妥协，向群众证明只有团结起来的人民才是拯救俄国的唯一力量，从而大大提高群众的觉悟；另一方面，利用临时政府的求援与它“讨价还价”，逼迫临时政府向群众让步，答应群众提出的一系列条件，从而大大改善革命力量的处境和地位，为后续推翻临时政府做准备。

在列宁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讨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应对政策。

8月28日，斯大林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要求》一文，向群众说明：“现在联合政府和科尔尼洛夫党之间发生的斗争，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而是反革命政策的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斗争……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匪帮出现在革命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给他们以坚决的回击……但是，他们捍卫革命的旗帜不是为了使一个敌视他们的专政由另一个同样敌视他们的专政来代替，而是为了给俄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革命工人和士兵们纷纷行动起来，给予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致命打击：多支部队拒绝执行总司令的调动命令，士兵出现哗变，并开始逮捕那些要求他们对内作战的指挥官；首都约2万名工人拿到了政府许可发放的武器，严阵以待；波罗的海舰队的19艘军舰上升起红旗，宣布支持革命；全俄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铁路工会）宣布铁路工人罢工，拒绝为科尔尼洛夫运送军队；全国各地区迅速组织起超过两百个“军事委员会”，与地方苏维埃配合，准备用民兵力量与反革命叛乱对抗[12]。

短短几天内，总司令就发现自己不但无法顺利调动军队，而且在全国之内陷入了孤立，他大势已去。9月1日，克伦斯基下达了对科尔尼洛夫的逮捕令，总司令及其亲信被捕，叛乱结束。

“科尔尼洛夫叛乱”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国内形势。克伦斯基虽然击败了试图武力“逼宫”的总司令，巩固了自己作为“国家领袖”的地位，但他发现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听从他的掌控，而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正在迅速膨胀。“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又回来了，而这一次，苏维埃似乎更占上风。

直接革命的条件成熟了。

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自“二月革命”以来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完全倒向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终于失势。9月5日，俄国另一个首都，莫斯科的苏维埃也通过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紧接着，基辅、明斯克、喀山、布良斯克等一系列城市的苏维埃都通过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全国掌握政权。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原领导人齐赫泽、斯科别列夫、策烈铁里等人（均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苏维埃主席团，布尔什维克提名刚出狱的托洛茨基担任苏维埃新任主席，获得批准[14]。至此，布尔什维克完全控制了首都苏维埃。

9月15日，列宁写的两封信从芬兰寄到了彼得格勒，其中包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在信中提出，俄国局势的客观发展已经使起义被提上了进程，举行起义的各个条件均已成熟，党应该尽快为起义做好准备。

斯大林支持列宁的看法，他带着列宁的信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没有获得多数通过。参与投票的10位中央委员中，赞同列宁主张的仅4票（含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的却有6票（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显然，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并不支持这个大胆的计划。斯大林在会上提议将列宁的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以外的其他一些党组织传阅，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但也没有被批准。当时，临时政府提出要召开“民主会议”，许诺将成立以民主选举为基础的“预备国会”，吸收各政治派别参政议政。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都主张抵制这个虚伪的“国会”，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和瓦解革命的把戏。但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会温和派却主张参加这一“国会”，并希望通过它向临时政府施压。

列宁做出判断——群众比党要左，而党又比中央委员会要左。于是，他只能继续动手写文章，试图说服自己的同志们，同时开始做秘密回国的准备。

10月7日夜，列宁秘密返回彼得格勒。

次日早上，一个芬兰装扮的矮小男人出现在阿利卢耶夫家的门口，为他开门的是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安娜[，安娜认出了这个“芬兰人”正是列宁。列宁回国的第一站就是来此拜访斯大林，与他交换对局势的看法。

10月10日（俄历，公历2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彼得格勒一所不起眼的住宅内召开，共12人参加。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重申了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党应立即着手准备起义的观点。经过讨论，会议以10票对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列宁的提案。这10个赞成票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柯伦泰、索柯里尼柯夫、乌里茨基、洛莫夫。2个反对票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根据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之下成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在首都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还首次组建了一个主持中央工作的常设机关——“政治局”，选举了7名成员，即“政治局委员”，分别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

10月11日，“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也通过了支持起义的决议。10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在各个地区的党组织相继通过支持起义的决议。立刻准备起义成为全党共识。

10月16日（俄历，公历29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又一次会议。列宁向他的同志们呼吁“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继续为准备起义而动员。会议再次对立刻准备起义进行了表决，结果与10日的会议一样，仍然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个人持反对意见。这次会议还成立了党的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军事总部”，负责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进行起义的动员和准备工作。选入这一“总部”的成员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布勃诺夫。

但2天后，意外发生了。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高尔基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刊登了一份公开声明，表示自己和季诺维也夫二人均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中央做出的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实际上就是向俄罗斯全国，也向临时政府泄露了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计划。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可能危及革命事业的行为。列宁非常愤怒，要求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党籍。季诺维也夫则在中央内部发表声明，支持加米涅夫，为他做辩护。

更意外的是，斯大林此时出来拱了一把火。10月19日，他在未与编辑部其他成员商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将季诺维也夫的内部声明在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使事态进一步升级。[17]

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对泄密事件的处理。列宁提出必须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党籍。但斯维尔德洛夫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无权开除党员的党籍，目前合适的办法应该是保留他们的党籍，而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命令他们停止政治活动。会议最终决定，仍把二人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但要他们退出核心决策圈，并禁止从事反对中央决议的活动。此外，会议也批评了斯大林不经过编辑部私自刊登季诺维也夫声明的行为，但未做任何处分。

10月21日，中央决定筹备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由列宁作关于土地、战争和政权问题的报告，由斯大林作民族问题的报告，由托洛茨基作当前形势的报告，由米柳亭作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报告[18]，并决定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继续领导全俄苏代会上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同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接管首都卫戍部队。

23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继续接管了彼得保罗要塞，并电报通知彼得格勒军区内所有部队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首都地区的军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克伦斯基急忙从前线调兵，企图重新控制首都，但军队拒绝了他的调动。

10月24日（俄历，公历11月6日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召开，斯大林主持并作了报告。同日，临时政府气急败坏地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之路报》，并派出警卫队去封锁报纸的印刷所，企图掐断从这里发出的革命的“声音”。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印刷工人和赤卫队很快夺回了印刷所，于是革命的“声音”又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发出了。当天晚上，起义爆发了！

10月25日（俄历，公历11月7日），起义军势如破竹，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很快占领了大半个首都。上午11点，克伦斯基见势不妙，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离彼得格勒。到下午2点，除冬宫以外的整个城市都被起义者占领。革命军事委员会接管了彼得格勒电报局，并从这里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响应起义。在包围冬宫后，起义者向里面的守军和临时政府人员喊话，要求他们主动投降，但遭到了拒绝。相持几个小时后，晚上9点4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发射炮弹，进攻开始，冬宫很快被占领，留下的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被逮捕。革命胜利了！

晚上10点整，已经筹备多日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参会的6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中，有300名布尔什维克，193名社会革命党，68名孟什维克和14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他们将在这里见证一个新政权的成立，并亲手将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一年的斯大林39岁。他即将成为新政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并从此开始他执掌国家权力的后半生。

多年以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声称是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直接负责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确实在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共产党人的革命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集体领导。“十月革命”的进行甚至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完成的。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都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更是革命的“大脑”，为“十月革命”制定了整个的思路、计划和方案。

托洛茨基说斯大林“缺席革命”是非常无知的。实际上，斯大林参与了革命的全程（从3月到10月，共8个月），而托洛茨基更多是临时加入（5月回国7月被捕，9月释放10月革命，自由活动时间只有4个月）；托洛茨基领导了彼得格勒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斯大林参加了全党的革命军事总部；托洛茨基控制着彼得格勒苏维埃（9月到10月，共2个月），斯大林掌握着党的机关报这一核心宣传媒介（从3月到10月，共8个月）。最后，托洛茨基是在1917年7月才在“六大”上火线加入布尔什维克，而斯大林早已是资历深厚的老党员；更何况在列宁流亡的那些日子里，正是斯大林领导着全党（3月到4月，7月到10月，共4个月）。

实际上，斯大林为十月革命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据他当时的助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说：“在10月（起义）时，斯大林同志整整5天没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