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这个概念有极多解释，日常所说的“文明”究竟指什么，我也似懂非懂。有人告诉我，知道文明的反义词，就可以倒推出文明的含义。文明的反义词，首先是野蛮；另一个反义词，是愚昧。那么也就是说，文明，就是野蛮和愚昧的反义词


　　中国与西方，哪个更文明？

　　《伐林追问》第61期，2020年2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有些词，看着很简单，解释起来极其麻烦，用在不同场合，就有不同涵义。像“文化”这个概念，三十多年前有文化学者说有六十多种定义，后来又听一位在文化部工作的朋友说，对“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竟有两百多种，他也搅昏了。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文明湮灭了，只留下遗址。

　　类似的还有一个词：“文明”，也有极多解释。可以指人们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可以指精神财富；也可以指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人类社会状态；也可以指言谈举止很有礼貌很有分寸很尊重人……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等领域中，文明用来指有人居住的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区，例如两河文明、黄河文明、爱琴海文明；也可以指文化类似的人群，例如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还可以指人们社会生活中某个领域的型态和水平，例如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旅游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

　　塞缪尔·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巨著《历史研究》中说，人类迄今共有26种文明，包括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拜占庭文明……等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后来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中一个预测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很少，但政治上会走到一起对抗西方文明；中共中央1986年通过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文明决议；对了，中共在八十年代初还搞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中首先就是讲文明——当时我在团中央工作，也是一个吹鼓手。你看，汤因比讲的文明，亨廷顿讲的文明，中共中央讲的文明和我们当年要青少年讲的文明，肯定不是一回事。

　　中国基层讲文明的黑板报。

　　我讲不清那些关于文明的大话题，日常所说的“文明”我也似懂非懂。日常说文明，是指什么呢？有朋友告诉我，知道文明的反义词，你就可以倒推文明的含义了。哦？这个办法不妨一试。
　　文明的反义词，首先是野蛮，与之类似的是粗野、粗鲁；另一串反义词，是愚昧、蒙昧。也就是说，文明，就是野蛮和愚昧的反义词。
　　中国与西方，中国人与西方人，哪个更文明？问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会说，当然是西方更文明、西方人更文明。当然他们也会解释：这是就总体水平来说的，少数文明程度高的中国人，会让一般西方人也望尘莫及，更别提西方人中人渣也并不少。

　　旅游就是各国游客文明程度大比拼的擂台。

　　平时各自呆在自己国家，可能显不出来。走到一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日本电视台评出“2018最不文明游客排行榜”，中国被提及次数最多。世界各地，不时传出和中国游客有关的不文明传闻，其中常被提及的包括涂鸦写“到此一游”，不光是写，而且还刻、还划；随地吐痰，争抢座位，在酒店大堂或餐厅里大声喧哗，到美国闹市广场上齐唱“打倒美帝野心狼”等红歌红戏曲……我在美国和欧洲、东南亚多个景点，看到用中文写、甚至是只用中文写的“请勿吸烟”，针对谁不言而喻。有人将之归结为民族性，有人说是文革遗毒，有人称之为中国游客“海外综合症”，应该搞一套“中国公民出国行为规范”并强制推行，以免给“国民整体形象”抹黑。
　　其实世界各国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种从“不文明”到“文明”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日本游客在欧美扎堆抢购奢侈品，结队光顾“红灯区”，酒后乱性，酒后失德，就遭到当地媒体的嘲讽，海牙、布鲁塞尔的某些夜店也用日语标注“文明守则”，如今的日本人却成为国际游客中讲文明、守规矩的典范。二十多年前韩国大批游客刚刚走出国门时，也给外国人留下“不守秩序”、“喧哗吵嚷”的负面印象，如今已经改观了。每年五月，一个旅游信息网站Triposo通过民调，会推出“最不受欢迎国家游客”排行榜。2014年的调查取样范围覆盖62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游客来源国是美国，中国名列第四。3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是全球最令人讨厌的游客。加拿大CTV电视台曾评论，许多美国游客在国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美国人，喜欢冒充加拿大游客来甩锅。
　　但是不管怎么样，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确实感到在文明程度上矮三分。文革中有位转业军人对我讲起许多他们刚进城闹的笑话：看见抽水马桶半池子水，掏出毛巾凑下去洗脸，甚至打算用里面的水淘米……对于西方文明本能的敬畏、羡慕，需要毛泽东再三教育：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才扭转过来，扭转的结果，是保持泥腿子、土包子本色，拒绝现代文明。
　　基辛格回忆，1975年12月，邓小平会见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当他们的面吐痰六次。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科克罗夫特相信，邓小平的许多动作有深意：当着客人烟抽个不停，不停地对痰盂吐一口浓痰。据说邓小平一旦骂起某些讨厌的邻国，骂两句，吐一口痰，声情并茂。

　　邓小平会见外宾，脚下必摆着一个痰盂。

　　邓小平好歹吐在痰盂里，李鸿章直接吐到地毯上——管你洋人地毯有多名贵呢。邓小平赴欧勤工俭学，又多次出国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是翰林出身，通晓中西；基本修养礼仪哪会不懂？怎么会这样呢？组织行为学家哈罗德·沃尔茨有个理论。领导人太彬彬有礼了不行，粗鲁些的领导会有两种结果。其一，以语言肢体主动施压，在社交场合逼迫对方让步；其二，筛选出不那么重视礼仪的手下，反过来崇奉其铁腕。
　　不能用孤立、静止的观念来看文明水平。我们说“眼见为实”，但是“眼见为实”又是很有局限性的。眼见的是当下这一瞬，并不能掌握这一瞬看不到的事实——就像你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岁月静好”，一切井井有条，孩子在安安静静写作业，你并不知道他和同学前半个小时在家里大闹天宫，把枕头和沙发垫子扔得满屋都是，是看到你快回家了才十万火急地收拾好的。
　　我们看到的文明的西方，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是经过宗教改革、启蒙时期观念更新和工业革命之后焕然一新的西方，确实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比中国人文明程度高得多；然而，历史学家则往往认为，中国过去很长时间，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更文明，与我们一般民众耳闻目睹得出的印象大相径庭，而他们并不是信口开河、阿谀逢迎的“砖家”。美国汉学界有所谓“加州学派”，就认为中国除了近代，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之外，过去一直都是世界第一，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甚至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三分之一”，中国学者秦晖教授认为难以置信，但他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十八、十九世纪之后，西方的许多城市美轮美奂。

　　欧洲中世纪末期，当时生活在闭塞、落后的欧洲的旅行家，经历千辛万苦，来到正处于鼎盛期的埃及亚历山大，目瞪口呆：“和阿拉伯人相比，我们仿佛是野蛮人”。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流传百年也一点没褪色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正在太平洋岛屿热带雨林中考察。他向当地一名食人族酋长描述：“欧洲正在发生战争，每天有几万人丧生。”酋长惊奇地问：“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酋长惊呆了：“不吃的话杀来干什么？你们那里太野蛮了！”

　　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水平相当差。图为1348年佛罗伦萨被黑死病横扫。

　　我曾经介绍过：中国在很长时间之内比西方更讲卫生。中世纪欧洲的西医，相信人会因为洗澡而生病，很多地方并不缺水，但人们根本就不洗澡。而中国大部分人，除非是山西、甘肃一些历来缺水的地方，一般还是喜欢身上清净无垢的。那个时代的欧洲没有下水道，也没有普及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粪便垃圾朝窗户外直接倾倒。有的城市立法，向窗外倒屎尿垃圾，要大声公告周知三次，以免倒在过往行人头上身上而惹起纠纷打架甚至决斗。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文版。

　　垃圾太多，自然老鼠多，跳蚤多，过不几年就闹一场死人无数的瘟疫。
　　而同时代的中国人怎么处理粪便这些问题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长期致力于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专著，还翻译了威廉·麦克尼尔的经典作品《瘟疫与人》。澎湃新闻采访他，其中一个话题，是请他介绍传统社会的中国人的卫生，特别请他详细介绍粪便处理。
　　余新忠说，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卫生行为和观念都是有的，但并不放在现代卫生的认知体系下。对粪便是看成肥料，更多地与农业和生计相关，基本上采取市场机制来处置。城市公共卫生的维持，大体靠两部分力量，一部分是粪便处理业组织和拾粪者，粪便与一部分垃圾，由专门经营粪肥的组织和拾粪者来收集和贩运出城，卖给农民当肥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环境整洁。——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我记得，文革前北京有位很出名的掏粪工叫时传祥，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他，着意表明的政治含义是：我们需要这一被视作最脏最臭最低贱的行当。

　　北京的掏粪工时传祥（左），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

　　余新忠说的另一支力量则是官府和地方社会机构，主要负责在对城市包括郊区河道的疏浚上。城市居民生活垃圾会进入河道，常常导致河道淤积堵塞，影响城市生活和安全。有作为的地方官和热心公益的乡贤，就会出面倡导和组织疏浚，实际上就是清理陈年垃圾。不过余新忠说，当时此举主要不是出于卫生考虑，更多的是着眼于水利、交通、防火。
　　至于个人清洁、个人健康，作为个人事务，中国传统政权基本不管，更多地将其视为生活习惯，有人不修边幅，也有人有“洁癖”，但社会上并不认为这与身体健康、文明程度有直接联系，更无关“泱泱大国”形象。有笔记记载，宋代宰相王安石身上长虱子，某日上朝，虱子沿衣领爬到他的胡须上，宋神宗看了发笑。王安石下朝后吩咐侍从把虱子抓干净。今天看起来很不文明的一件事，在当时不过是一笑了之。有些卫生观念、行为方式，通过养生、歌诀、家规族训来表达。比如《朱子家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家规族训里谈不要放纵食欲、色欲，都有卫生和健康的含义在里面。还有些卫生观念和节日习俗有关，今天我们看来是卫生的行为，在古代往往以“辟邪”名义进行。像端午节被认为是扫除病邪的时机，认为艾草、雄黄酒都有杀菌效果。
　　总的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卫生问题是通过民间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理，比较少通过官府以行政方式来解决。这就说明，社会和个人在卫生方面的文明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比西方社会和西方人要高。
　　而近代以来，尤其在19世纪、20世纪，西方人在政治制度大变革之后，建立了比较科学、比较完善的现代卫生制度，文明程度就后来居上，超过中国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生活和成长起来的西方人，也就有了更文明的习惯。

　　中国画作《煎茶图》。聪明的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烧开水。

　　中国人爱喝开水，来到西方，常常会为喝不到开水而困扰。美国欧洲的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餐馆、旅馆都很难找到开水。但从历史上看，喝烧开的水是中国人很好的文明习惯。研究医疗社会文化史的余新忠教授探究了这一点。他说，在现代卫生防疫体系建立起来之前，西方人似乎只能在致命的干渴和疫病之间徘徊。别无选择了吗？聪明的古代中国人早就发明了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把水烧开了喝。中国人喝开水有四千多年历史，《孟子》中：“冬日则饮汤”。“汤”便是热水或开水，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呢？余新忠认为，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这个习惯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当西方人把含有各种细菌的生水喝进体内的时候，中国人烧一壶开水，坐在庭院里品着茶香。有利于消毒防病的喝开水，成为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要烧开水还得有锅，这一点中国人也有优势。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让人铸造了九个鼎，也就是九口大锅，能炖肉，当然也能烧水。别看这些容器简单，当时可是高科技产品。游牧民族还玩不了这一套。他们没有锅和水壶，也没有合用的加温消毒设备，只能烧烤，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烧烤。至于欧洲人喝的咖啡，是十六世纪之后，从阿拉伯世界经土耳其传过去的。

　　端午节是中国人消毒辟邪的时机。人们选购要悬挂在门前窗上的艾草。

　　就靠喝开水这一类简简单单的消毒办法，古代中国人避开了很多灾难，人口最多时甚至占到全球人口的35％。
　　当然，开水不是万能的，何况还有许多时候根本喝不上开水呢，古代中国人遭受了许多、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人更多更大的灾难。《伐林追问》节目不是学术研究，没有打算对文明做出精确定义、然后分解成多项指标、广泛搜集整理数据，最后进行量化的比较和分析。我的水平、节目的性质，只是漫谈。熟悉我的人，恐怕不会把我看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对“爱国病”深恶痛绝。我信奉的是实事求是，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历史。今天讲述历史上中国和中国人在不短的时间、不少的方面，文明程度高于西方和西方人，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今天还是“厉害了，我的国”。我与大家一样，更侧重思考为什么中国后来被人家赶了上来，超了过去？同时也与大家一样，思考当今的这个“核心”、这个政权，在开文明倒车方面，具有什么独特功劳？

　　中国的茶文化丰富多彩，图为成套的紫砂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