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薇妮

他是我读初中时的同学，和我年龄相仿，那时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 记不得他的名字，反正当时大家就很少叫他名字，因为他有一个响亮而贴切的绰号： "甲鱼"。 

在上海话里，“鱼”就是一个重重的后鼻音，轻轻地发那个音似乎有点不方便，所以“甲鱼”总是会被叫得很响。 那个年龄段的人，不知道“同情心”为何物，彼此间乱起绰号，并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甲鱼”叫起来很难听，但甲鱼本人并不介意，总是爽爽快快地回应，“叫我啥事体？”，一边还咽着口水。 他嘴里总是有很多口水，不时地要咽下去，不然会漏出来。 “甲鱼”这个绰号对他来说很“贴切”是因为他常常会发狠劲，有点“蛮”，像甲鱼咬人咬得死紧那个样子。

那时学校没有食堂，大家自带午餐，但学校提供加热服务，所以早上到校第一桩事，就是去总务科，把带来的铝制饭盒放进标有自己班级的木头蒸格里。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时，大家都有点坐不住，不仅是因为有点饥肠辘辘，更因为和几个同学饭后要利用这段时间打扑克。甲鱼是我们当中的积极份子。 这时他会把头贴着桌面，躲过老师的目光，朝当日值班取饭盒的同学努嘴、眨眼，意思让他快点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开跑”。 当然，如果轮到甲鱼自己值班，老师一说“下课”，他会像子弹出膛，射出教室。

吃完饭后，摆开牌局，打四十分。 那是一种当时很流行的二对二打法。 甲鱼有个习惯，一手好牌时，他会蹦起来，使劲摔出牌来，常常一哧溜就滑过桌面，掉地上了； 大家不由得齐声喊道“甲鱼！侬做啥侬！”，或者“甲鱼！ 你要死啊！”，这时，他会露出得意的微笑。

牌局的经过往往是这样： 一开始，甲鱼攻势凌厉，所向披靡，他一边摔狠牌，一边吮回快要掉出来的口水。 甲鱼为了压倒对手的痛快，往往不顾一切先把大牌、 王牌甩出来，但到了最后关头，就常常掉链子。 有时他觉得要输了，就略含羞意地把手里最后一张或几张牌急急地塞进牌堆里，瘫坐在椅子上，表示投降。当然，对方开心了，不依不饶非要翻出那张又小又癞的牌，笑话他，他的友家则气鼓鼓地埋怨他。 这时的甲鱼，显出"极可爱"的一面，一边“宽宏大量”地听着大家对他的嘲笑和数落，一边洗牌，绝不回怼。 不过，他拒绝吸取教训，反复地犯同样的错。这也是大家喜欢和他一起打牌的原因。 “输牌虽然窝囊，我也有赢的时候啊” - 也许他这样想 - “不管怎样，我摔的牌够狠的，压倒你们！”

就这样，到了1966年4，5月间，初二下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学校生活起了变化，上课开始断断续续，有时上课就是唱“东方红”，读“红宝书”。 知道那是什么书吗？ 不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 课后也不再探讨学习上的事，“扑克牌运动”也停下来了。 十几来岁的我们，应该还是处于“屁孩子”思维期，懵懵懂懂地知道伟大领袖有火眼精金，发现了很多坏人坏事，大家跟着他闹革命就对了。他要“炮打司令部”，我们也琢磨怎么写大字报； 他说“批判海瑞罢官”，大家找来文章看，太长了，看不出名堂来，不过知道海瑞是个王八蛋就行。 后来又要批“三家村”。 只有三家人家的村子是个什么村子？ 天晓得， 不过把三个反党分子的名字念顺溜了就行，大家都会喊“打到胡晗、邓拓、廖沫沙！” 接着是批“燕山夜话”，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干嘛深更半夜在山里说话？ 说的肯定是反革命黑话。 总之，大家都被弄得神魂颠倒、跃跃欲试，想做点什么出格的事，说不定就革命了。

初二下没有期末考试。七月进入暑期后，全国的文革势头越发如火如荼。 当时学校处于瘫痪状态，没有人出面正式宣布暑假开始，所以大家还是断断续续来学校看看。有时也会收到通知，说学校有重大活动。有一次返校后发现是要批斗学校领导们。 有时也会意外发现班主任和其他一些老师在打扫卫生，有扫地的，清厕所的，擦试窗玻璃和栏杆的。 这种不期而遇，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太吃惊，只是有点尴尬。 

回到曾经是自己的教室，发现课桌椅已所剩无几。 听说甲鱼和他的战友们在学校过夜，印传单，红卫兵袖章什么的。 原来甲鱼出身不凡，三代雇农，意思是他有红色血统，当然的革命派。我有点迷糊，上海有雇农的后代？ 也许是郊区的，进城来和我们做同学？ 看看此时的甲鱼，有点像，因为他本来就硕壮，现在越发昂首挺胸的样子，也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分明是另一等份的人。

有一天，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在教室里，甲鱼叫大家把课桌挪开，把板凳围成一圈，让大家坐下。他走出教室，过一会儿回来了，后面跟着我们的数学老师。

陈老师四十多岁，矮矮胖胖的，走路时略带摇晃。陈老师戴眼镜，透过一圈圈的镜片可以看见他那略带忧郁的眼神。 初一时，陈老师教我们代数， 初二教我们平面几何和代数。陈老师小心翼翼走进教室，我脑子里不由得浮现以前他来上课的情形： 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出现在教室门口，手里拿着教科书和一盒粉笔（他板书很多），有时带着三角尺或者丁字尺，靠在门框上，望着教室里还在热闹的学生们，等到铃响才走进教室。陈老师平时沉默寡言，但是一旦开始讲课，他换了个人似的，一点一点开心起来，话也多了，黑板很快被他写满、画满了，于是他使劲地擦黑板，瞬间老师就在白粉雾里了。有时，他会侧身靠在黑板边沿的墙上，惬意地望着满满的黑板，又转过来望着我们，或是问我们问题，或是要我们提问题。

甲鱼开始带领我们批斗陈老师。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就痛痛的记得那记耳光，并不记得甲鱼到底说了些什么。但很肯定，开场一定是这些责问中的一个或几个：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吗？你个右派分子，想翻天吗？坦白交代你对我们放了什么毒？

陈老师涨红着脸，极力想用一种自我贬低、否定的语调，向曾经是自己的学生认罪。 但说什么，怎么说是很难把握的，所以他有点结巴。他下意识地微笑了一下，想掩饰自己的“无能”。  也许这个微笑激怒了甲鱼，也许不是，反正甲鱼知道自己必须出这一手。伟大领袖的教导太对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于是他撩起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一只依然稚嫩的巴掌甩到一张早早经历创伤的脸上。

“啪！！！” 我们都听见了那记耳光。

我当然也看见了“甲鱼”动手打陈老师耳光的一刹那，只是有点来不及相信自己的眼睛，响亮的耳光声才让我们确信眼前发生的是真的。 曾经的同学 - 甲鱼，如今的革命小将，对右派老师采取了革命行动，扇他一巴掌，打得他魂飞魄散。

老师原来是阶级敌人。那个年头，阶级敌人就是应该这样被对待的。 大家每天读啊、背啊、唱啊的红宝书就是这么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说到“文质彬彬”这个词语，有一个相关的真实故事，像其他红卫兵一样，甲鱼也一定是从中悟出扇耳光的根据，所以也一并记下来说给大家听听： 伟大领袖曾问一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当时她正在往毛大大的手臂上别红卫兵袖章，“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是的”， 毛随即对她说“要武嘛 ”。 宋彬彬领旨后改名为“宋要武”。不久，她所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卞仲耘就被一帮女学生武死了。

我们这里的陈老师呢，被打后捂着脸，哭叫起来，像个小孩，哏唔着说，“干吗打人，你们不知道的。。。” 

我和在场的几个同学都不知所措。想起老师的好，心里不是滋味；是老师把我们原来 1 + 1 = 2 的脑子，领进了x + y = z 的世界，多好啊。让我们一起来打老师吧， 实在下不了手，所以伟大导师批评是对的，我们太温良恭俭让。 想起“甲鱼”打牌时狠狠摔牌的动作，觉得他真是一块革命的料。 把扑克牌砸在桌子上和把巴掌砸在老师脸上，这两个动作倒是很相似，不同的是，甲鱼摔牌时的蛮劲是会招同学们嗤笑的，前面我已说过了，甲鱼自己也是知道的，不过是性格使然，耍耍小威风而已，自己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如今不一样了，甲鱼是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对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哪敢阻止他？ 谁要反对，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了吗？ 再说，我们不也都想成为毛大大的革命小将吗？ 数十年后，有一次听牧师说，人心里有恶念，但未必行得出来，原因很多，也许是胆子小，不敢做出来，但是罪性就在那里了。 或许我们要有甲鱼的胆量，也就敢做这样的事了？ 嗯，很可能。

大家沉默着，低着头，或是环顾左右。 甲鱼的吼叫打破了瞬间的寂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其实，他也没更多的招数，所以就草草收场，把陈老师赶回“牛棚”去了。 过了一会，他喘着粗气，咽着口水，回到我们中间。他似乎对事情的经过不太满意，也可能是对自己的同学和牌友没有积极配合大失所望？ 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和人说话。大家都没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过的飞快，疯狂年代都这样。北京那边不停传来革命捷报，单“红八月”就有一千多阶级敌人的命被革掉了。上海这边也不甘落后，就我亲身经历过的，学校党支部书记也被拎出来批斗，我的许多老师都不能幸免，陈老师只是其中之一。也见过从福建中路福州路口的吴宫饭店跳楼自杀的，血淋淋的尸体扭曲着趴在马路中间。后来大概闹够了，上面有文件下来，让红卫兵歇菜，于是工宣队进驻学校。 我们这一届学生，三分之一被分到工厂，甲鱼属这类，雇农的后代终于成为工人阶级一员，他是不是在工厂里继续革命？应该是，因为这也是毛大大发出的最高指示。另有三分之一被分到市郊农场。 剩下三分之一被分到各地农村，本人有幸属于这类，去到安徽“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离开上海之前，有一次竟然在15路无轨电车上碰见甲鱼。当时乘客不多，我已在车上，看见已经是工人阶级一员的甲鱼，在北京路上的一个车站上了车。他朝我这边走过来，看见我便退了回去，找了个座位坐下。下一站上来很多乘客，阻在中间，我们再也看不见对方，从那一刻起，一直至今。

我为什么要在乎他，看不见他不是更好吗？然而，那记耳光成了抹不去的记忆，甲鱼就这样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了。

写于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