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就是近年来罕见一遇的寒潮，又逢“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的船舵猛转，可预见的风高浪急，不可预见的人间悲苦。

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据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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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乃至任何一场区域内或全球性的公共灾难，是底层民众、尤其是抗风险能力低下的老年人群体的灭顶之灾，但却从来也是资产阶级的收割狂欢。

2020年中，英国就推出过“评分制”，启动淘汰老年感染者，甚至按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把有病史、健身与否等列为评分指标，1-4分之内优先治疗，5分起放弃。

包括法国，“70岁以上感染老人不进行插管治疗”；还有西班牙，“放弃对65岁以上老人的治疗”；还有意大利，“放弃60岁以上老人治疗，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人”……

特朗普们等资产阶级领袖同样有确诊，但均没两天就紧急治好（还是奥密克戎之前的致命毒株）——那么试问，人人都是总统吗？那些躺在街头没有药吃、没有床睡的老者，他们也能享受特朗普们的待遇吗？

美国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了93万，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有93%都是50岁以上的人。

美国疾控中心只是列出了一组冰冷冷的数据，由美国为案而辐射全球，这个数据背后，可能是世界性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难以抑制的狂喜。

意大利参议院曾公布过一份关于养老的报告：由于大量老年人死于新冠，养老金支出已经节省了（原文就是“节省"一词）11.1亿欧元，预计未来整个新冠疫情完结之前还能节省大约120亿欧元。

意大利方面的报告还指出，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美国，并且美国“节省”出来的钱或许会更多。

意大利累计死亡病例数在15万左右，其中有96%左右都是6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也就是说，大约有14.4万6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死于新冠，那么按照美国的死亡病例基数来算，《纽约时报》去年12月13日的一篇报道就指出，美国死亡病例中，75%是65岁年纪更大的老年人。

和意大利一样，新冠疫情也导致美国在2020年和2021年的死亡总人数要远高于往年的平均值，有大约70万65岁以上的人死于新冠，大约是意大利的5倍，省下的钱自然就更多了。


疫情肆虐的三年里，帝国主义集团得到了冷战之后最长久的一次喘息期和回血期，欧美诸国的工人阶级的财富再也没能回到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但是垄断阶层的城墙却因新冠疫情的爆发蔓延实现了加固。

像列宁所说：“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爱国主义这面破旗又在散发山臭味！

近三年的时间内，西方世界的首脑们、顶层财阀团体们，通过印钱放水顺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环境里收割金元——牺牲的代价则是超过六百万的死亡人口，且几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中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群体。

老弱病残穷的尸体在堆积，顶层犹太集团的财富也在疫情中堆积，或是新药开发，或是疫苗推广，或是核酸扎根，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油头硕耳。


通过疫情，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顺利地完成了“低端劳动力剥离”，减轻了财政社保压力，又“净化”了白人族裔，同时更深度地服务了金融化的产业格局（鼓吹“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两年前已被他们搞下台了）。

仅去年，全球5.1万人加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数据，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个人数量在2021年增长9.3%，超过六十万人；英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加11%，逾两万人；美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长了13%，逾二十万人。

根据财富研究公司 Spectrem Group 的数据，在股市、加密货币和其他资产的推动下，拥有百万美元或以上可投资资产的美国人数量从2020年的1330万人激增至去年创纪录的1460万人。

诚如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必须通过革命手段解决的矛盾。”

也就是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

昨天是苏联解体三十一周年的纪念日，列宁曾代表过苏俄工人阶级这样批判过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但是自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列宁一手缔造的苏联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至1987年，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是颁布《关于实行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附加退休金自愿保险的决议》，规定采取个人和国家共同集资的办法设立保险基金，保险基金一半来自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一半来自国家预算，在职人员自愿投保，按月缴纳保险费。

而在此之前，代表着社会主义高地、自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苏联一直是由国家对养老金负责，如《苏联退休法》中有明文规定“从企业的税金中形成退休养老基金”，《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和补助费法》里也规定享受养老金的范围要扩大到集体农庄庄员。

正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有意识模糊阶级意识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背后就是国家实力跃进与弱势群体社会地位之间落差的意识形态注脚。

毛主席为什么会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是有着深彻历史背景的。

罗斯·特里尔曾认为，毛主席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题写毛主席这段碑文的周恩来，曾对主席非常欣赏的拉美革命领袖格瓦拉有过直接的负面评价：“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说的：“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所以，一生作为革命者的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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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当年在1919年革命看似确定胜利时就曾严肃警告：“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终结’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

从年中的第九版到双十一的二十条，再到本月上旬的新十条，在政策本身就于外防输入层面存在现实漏洞的情况下，进一步的扩大化对内松绑，显然会紊乱化社会秩序。

不论是经济角度还是伦理角度，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可以接受的结果，也无益于国际层面就后续清算全球新冠大灾难时中国所处的舆论身位和历史座次，这个问题我此前写过许多了。

某些“专家”“开明派”“与国际接轨派”连续三年聒噪不止的目的，就是想要将中国强行纳入进“世界主流抗疫局面”即欧美的失控局面中。

这样一来，原本依靠着中医药治疗和高效封闭措施实现了阶段性清零的中国，就会被动得与西方世界“共存亡”，承接西方世界无力抵御病毒的危机转嫁，使我中华绿洲可在一夜之间沦为炼狱（因为我国人口相较于西方，密度太大了）。

仔细阅读某些人三年来的言论，可以很容易得品味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调性：他们从来不拿自己自己当「中国人」，而是拿自己当一个「世界公民」。

所以，他们抗疫思维的一切出发点、一切标准和一切落地，都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不断变化的现状为参照物。

比如疯狂地反对封城，比如疯狂地催促国门洞开，比如忧心忡忡地“以经济为中心”，比如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因为抗疫太牛逼而被世界“边缘化”……

从2021年的南京到2022年的石家庄，一直有人在隐隐地做着“测试”，但是这种“测试”无需争论、毫无疑义必然会失败——当然，牺牲再多老年人、让再多家庭陷入沉痛悲剧这向来不为他们所关心，他们只谋求青壮年可以尽快投入到华丽的GDP数字的生产中……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生活「静默」，但是多数人欢腾的前提不应是以埋葬少数弱势群体的生命为代价，这实在过于法西斯，过于资本主义了。


严肃来说，其实我个人一直以来是不太认同所谓「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种说法的，这话乍一听是无比正确，但细细品味实则背离我们的意识形态根基，因为它无形中在抬高“健康私有化”的概念，以“去集体化”的暗语推高“自扫门前雪”的暗示，这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卫生观，也是对那些“对自己负责能力”低下的弱势群体如老年人的一种无形抛弃——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那么你如果对自己负责不了，那也没办法了——这难道不正是西方世界“应死尽死”之价值观吗？

这一定不会是社会主义中国长久以往的价值内核，不论是抗疫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施政观。

况且，中国的三年抗疫也绝不能以2022年的诸多乱象来整体框述，2020、2021两年中国以抗疫孤岛的成功姿态屹立世界，不仅成为全球主要大国中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更是挡住了初代毒株和德尔塔两大强敌，使中国上千万人口（以美国死亡人口推算）免于落入骨灰盒。

这是无可争议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之体现。

用第三年、特别是年中第九版之后「外部防不胜防」与「内部高压清零」产生冲突之下的种种悲剧来概括整个三年的中国抗疫，这是历史失真，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

同时，一个更为让人觉得无力的境况在于，不论是第九版还是二十条，又或者是新十条以及其所开启的放开大潮，这一切政策制定都与群众无关，都与毛主席当年倡导的“让群众管理国家”的信条背道而驰。

面对种种来势汹汹的大风大浪，群众手无寸铁亦口无语权，他们只能选择默默地接受，而接受的代价——老年人人群大量死去、社会经济比动态清零时更加萧条、民间人心惶惶——全部只能由人民自己承担。

1957年2月时毛主席曾有深刻指明：“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

六年后，毛主席还给出过一个更犀利也更尖锐的评判：“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

回想建国伊始，1950年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再一年后，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卫生工作遵循毛主席“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这三项原则所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

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疫情，主席立即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1955年11月17日至18日，“待不住”的毛主席赶往杭州，召集了华东、中南地区的省委书记们专门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时，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报告后，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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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席的提议，中央迅速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以及卫生部、农业部的负责同志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当时简称“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统一领导南方十二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自治区）的血防工作。

党中央指挥，各地一把手坐镇，这是共和国应对公共灾难的高效组织优势，其本质内核则是源于建军早期的“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曾严肃指示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你要离开这里（北京），到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

血防领导小组甫一成立，立即于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总体部署。

195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则有办法对付了！”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

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主席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1957年2月6日，中央批转血防九人小组《关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

“广开言路”，这是尊重科学，依靠群众，民主集中；

“党的领导”，这是尊重制度，理论自信，夯固国本。

仅仅依靠某一两位专家的意见或某一个社会组织的独力管理，这在党的历史上已多次验证行不通。

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领袖，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力量；而只有发动起群体群众的抗疫能量，才能够真正消灭疫病。

如毛主席所言：“世界上有三个东西很坏，第一是帝国主义，第二是修正主义，第三是各国反动派。如果不反对这三个东西，就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当晚，毛主席在读罢这则通讯后，心潮起伏，兴奋不已，彻夜难眠。

次日清晨，他激情赋诗：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句话点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观，而政治观一定是抗疫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决定了在公共灾害面前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与认知边界。

根据全民防疫这一政策，那个时候党的基层组织还纷纷到农村地区张贴海报，各种卫生和防疫口号也出现在农村的墙上。

由于大多数群众不认识字，基层的干部们还会用木偶戏来宣传，使群众一眼就能看懂木偶戏，掌握防疫的诀窍。

我们常说“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反面”，但“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也是毛主席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提出的命题。

毛主席认为：“乱子有二重性，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1958年，毛主席正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云南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导致人员大量死亡事件的。

当年11月25日，主席对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云南省委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另一方面，别的省份也可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犯云南那样的错误。”

这就是主席灵活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集中体现，具有跨时代性的普遍指导意义。

毛主席是怎么抗疫的，抗疫议题的侧面其本质思想终究还是「毛主席是怎么对待人民和思考制度的」。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结合这三年来颇为诡谲的形势变化，深感勿忘毛主席的谆谆教诲。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戏唱的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这个冬天的中国很冷很冷，天很黑很黑，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人民格外想念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