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钱学森在大跃进时期有一著名论断（光合作用可以帮助作物亩产过10万斤），后来倍受诟病，很多人知晓此一旧事后就大大降低了对其一直以来的无限崇敬。

转眼之间，历史重演，此情此景难免使人旧事重提，自然也就勾起了一切其它同类项。记得当年某组织难得悔过，大搞思想解放，报章杂志刊载了很多关于反右的回忆文章，原来共和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多的热血志士以及他们无惧无畏发出过的那些震耳发聩且多年后依然灿灿生辉的高见。记得当时好奇，就到图书馆查了一下反右时期的一些校刊和有关杂志，看来看去，大惊失色。为何？

这些出版物上，公然刊载着80年代时已经大名鼎鼎的诸多教授级前辈当年为反击右派言论所著作的各种批判文章，尤其其中一位，此时正是德高望重，平时偶尔路遇，晚辈们都是早早就侧立道旁如行注目礼，即便部长级别的单位领导，亦对其毕恭毕敬，言必称X老。但是在五几年的这几篇文章里，该老可是对自己同事中的右派分子铆足了火力，上纲上线炮声隆隆。自读过这几篇旧文，心里就多了许多沉重，如此受人敬仰的前辈竟然也有这样不光彩的时刻？之后每次路遇X老，好像就没有了原先的许多光芒。当时确实不能想象，曾经意气风发凌然街头反蒋反内战，之后公开拒绝蒋氏力邀赴台的这位老者，10年不到的时间，就如此束手就缚、公开匍匐于庙堂前自毁了一世英名。

无论钱学森还是该X老，未曾有过任何就当年的荒唐表示忏悔、不安或是反思的消息与报道。按照熟人间口口相传的该前辈的人品及其道德情操，也许其本人私下里对当年受过责难的受害人有过表示，也许互相之间已经有过理解、谅解。而且，该前辈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基本上多持观望和不参与的姿势，或许就是对当年沦陷反右误区的一种无言纠正。

另外，中华文化中为尊者、为长者讳的优良传统文化，大概也导致了这样的场面难于公开出现。前辈们或许有过公开表达不安甚至忏悔的想法，但是单位领导肯定会闻讯而蜂拥而至并循循善诱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劝告利诱威逼前辈放弃这样的想法，毕竟，个人良心安宁个人名声事小、组织纪律组织安全组织声誉事大，为了避免组织的尴尬，这样的理由千千万，最经常使用的就是所谓的“顾全大局”。记的大概同一时期，批判胡风、反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主将之一的周扬就亲自对当年受其打击迫害的当事人郑重道歉（现在回看，是一种多么大的勇气），明显就是个人行为且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故不久后即遭“异化”而郁郁而终。

当下中华民族遭三年疫情劫难，民众再次有幸亲身体验诸多名士闻人之匍匐、乖巧、驯从的各种表演，在这难忘的三年里，南终北无良、沪伟京叼盘，比起当年反右大跃进时期的钱老X老，不知道是高超出多少倍。

静心下来，似有所悟，设身处地当今他们的前后左右试试他们的鞋子，事实上确是选择有限，高强压力之下、严酷环境之中，除非不惧寂寞、甘于沦为旁观者而被迅速出局，况且时态鲜明，如若尔不为，跃跃欲为者众，后浪甚至会发出更加气壮山河的振臂高呼。当代某些国人，经历过这么多年的耳濡目染，是非羞耻观早已上下翻飞万万千，随时可以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却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如此，也许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去理解当年的钱老X老，以前对他们的责难确确实实是过于苛刻和不切实际，确确实实是忽视了当年他们所身临之时间、空间。

君不见，2003年非典后，首先发声并坚守真相的著名军医蒋彦永先生之后被冷漠被边缘化被特殊对待？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立此存照、请君入瓮”，那就是一个对此后所有专业人士的严苛的训诫板、警告牌。

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传统文化中这种有意避讳，其实就是用一个善良的外壳，公然遮蔽丑恶、混淆是非、降低内疚伏罪感，并极大地消减了往往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之类恶行如影相随的自惭形秽的内发冲动。

大胆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钱老或者X老，如果能够坦然面对以前的难堪，公开忏悔公开道歉，一定会大大地提高中国人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如然，于个人而言，在开口致歉之后的短时期内，也许会损失颜面并玷污各自身披的靓丽光环，但是眼光再放长些许，如此高风亮节必定能够赢得中国民众更多和更真诚的敬重，而对于国家对于这个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则功莫大焉！至少，今天的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直面勇士而不是如扑面而来的这许多唯唯诺诺、随波逐流、溜须拍马、看风使舵、揣合逢迎，可惜，如今的泱泱大国，14亿人口，却只能面对一定会被后人唾骂千古的窃国大盗这些年以来的各种随心所欲无动于衷，这是一种多么痛彻心扉的煎熬。

可惜！前辈们都已仙逝，他们也许有过的不安和悔恨，早已寂寂远遁，也许，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在无助而又苍凉地回看曾经的故土，山川依旧、风月依旧，也许他们会更加痛切地自言自语，“错、错、错；莫、莫、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