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这个大陆社会在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表现出来的现实状况判断，毫无疑问，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21世纪的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会是一个在社会生产力以及综合实力上发展失败的国家。这能够举出许许多多的实例进行论证。然而，我认为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就可以了。

既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一个反证即是：究竟如何做才能够引领和推动中国走向社会文明发展的成功？同样，能够让中国在社会综合因素的进步方面走向成功的条件又是什么？

回顾历史，可以说，20世纪百年是华夏民族的一场大断裂、大动荡的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在政治上未能实现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的制度构想，在理论上没有树立起“三民主义”的价值体系，在产业上更是无法完成孙中山先生的规划和宏伟愿望。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缔造20世纪中国面貌的最重要的打事件。辛亥革命导致中国重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而五四运动则是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然而，华夏民族20世纪百年的文化革命，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到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我们民族在文化领域里的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失败。不仅没有能够在价值体系上树立起普遍的“科学”与“民主”理念，更没有能够在政治上确立起坚不可摧的民主制度，客观上，在中华民国1949年恰似一叶扁舟般的飘零到台湾之后，中国大陆却完全走上了一条暴力与专制的线路。1950年代开始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至今已经走过70多年的历程。

“革命”与“解放”——这两个本应充满人类智慧的理论概念，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被解释的面目全非，并且被歪曲的淋漓尽致。革命和解放事实上成为赤裸裸的群体暴力和政治欺骗。

华夏民族自有文字以来，历经“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后来的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直至20世纪结束的在文化、经济、政治一成不变的长达2200多年的大一统的专制。尤其是在各种公权力与国家政权的的观念方面，显现的极其愚昧、落后和不合时宜。

革命无论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还是作为一个社会理论的概念，其实质含义可以概况为中国古代先贤表述的“顺天应人”，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呼人”。用现代语言表述，即是：人类社会的革命，既要遵从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又要适应于大众的社会文明需要。而革命的唯一方法和途径是人类运用自身的智慧认知和利用自然界物质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革命的实质要义即是使用一切符合文明的行动对于不文明、反文明的观念、行为做彻底的消除，而绝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斗争和人性摧残。大革命应该是一场建立在产业创新和科技升华基础上的实践。

解放是人类充分使用和开发自身智力资源的前提下，对于自然界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对于客观物质的正确利用。由此，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才能够不断实现自身的解放，并且走向更高程度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来自于并且源自于对于客观环境的科学的改造和利用，决不是人与人之间单纯的管制，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欺诈和欺骗。所以，大解放的形态和境界，同样是指人类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一种良好于和谐的状态。

自由在西方哲学中被成为最高的概念于价值，是人类生活和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价值。在我看来，自由的理念于行动必须符合于文明，因此，自由的规范和约束来自于文明。所以，文明才是人类生活的最高阶层的价值概念。人类在自身的社会中，只有文明的自由，才是真正符合人性需要的自由，人类的社会实践，只有通过文明的自由，才能够达成自由的文明。

文明是人类生命的实质要素。人类生命本身即是地球上的唯一的文明之光，从社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因文明而生。文明是人类生命的实质与根本意义。在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只有文明的实践，才能够达成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幸福。

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视为一部追求文明和不断实现文明的过程。一切偏离文明需要的言行，都会对社会本身和人类幸福造成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伤害。至今为止，对于中国的社会长远来说，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以产业和科技革命改善生活质量和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自觉意识。甚至于，根本不懂得产业于科技革命的方法和途径。“官本位”以及行政权第一的观念根深蒂固和顽固不化。

社会发展与进步是一切文明因素协调作用的结果。文明的合力才能够使得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繁荣与幸福。反过来说，社会进步是一切文明合力的结果。

在21世纪的当前，华夏民族迫切需要真正认清革命、解放、自由、文明这些概念的要义，并且在正确智慧的指引下，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革命、解放、自由与文明。

徐国进

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