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我指的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不是指自然科学界。我不了解中国的自然科学界。我了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所谓爱学术的人指对学术发现和学术理论的进展，特别是新的理论的问世，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

我写了如下两本书，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有一系列学术发现。

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

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似乎本人的书并没有获得一定的知名度。我推广的唯一一个渠道是在海外华人办的一个学术网站（中国：历史与未来）上登载了我的一个论文，介绍我本人创造的一个宏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前言部分，主要是一个政治理论体系。还有，我的书在网上书店销售，感觉出售了若干本书，好像第一本书销售出去20多本，而第二本书销售出去近20本。这是一年至一年半时期的销售量。目前还在销售。昨天就看见销售出去一本。但是，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反响。在海外，西洋人可能就不会看我本人的书，但也不一定。记得德国一位读者读过我的一本书，并在亚马逊网站的我的一本书的网页上留下书评，反应积极。在中国，我的书没有引来关注。鉴于本人的书创造了一个宏大理论体系，包括一个国家起源的理论和一个完整的国家理论，而且本人的书的内容独特，不和以往学者写的书的内容重复或重叠，应该具有明显的重大学术价值。

特别是鉴于在今日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中国的知识界或学术界就从来也没有为这个世界创造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也没有为人类社会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文化产品，学术界就更应该关注我本人创造的宏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了。这是因为这件事很紧迫。在欧洲，德国的哲学界、法国的政治思想界和英国的经济学界都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就连在欧洲被人认为落后的俄罗斯都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例如，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舞蹈都有突出成就。中华民族拿什么来贡献给世界？

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中国，我本人创造的一套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竟然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似乎中国的学术界还在昏昏欲睡，对新理论体系和新的学术进步毫不关心，反而麻木不仁、迟钝木纳、漠不关心、冷眼而对。我投递给《爱思想》网站得一个论文也被拒稿。这让我感到中国的学术界里缺乏真正爱学术的人，就是缺乏对新的学术进步具有好奇心和具有浓厚兴趣的人。这让我又回看中国的学术界。我发现，中国学术界里真正关心学术进步的人非常奇缺。大量知名度比较高或被人们认为学富五车的人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学术头衔或夹带有官职的那些职务头衔，如什么院长、主任之类的名头。他们到处热衷于讲学或作报告，提升自己的社会知名度，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学术水平其实很差。他们这些人中间不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海外担任过教授或研究员的人，但是，你看他们的学问，则不怎么样。就是说，没有原创作品。一个学者出不了原创作品，基本上就可以肯定其学术水平一般。就是说，他们只能从事重复劳动。就是把前人的观点和理论拿来，用自己的语言和思路重新组织一下前人的理论或观点，他们只能做到传承知识和理论及观点，但是无法产生新的理论和观点。他们只是学问家，但不会是思想家。最多就是一般的学术弄潮儿。

在这方面，还真有几个典型。郑永年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的教授和博导，兼任中国各地很多学术机构或教育机构里的若干职务，经常发表高见，对中国的发展形势发表看法，指点江山，的确写了不少书，主要是介绍中国模式，其研究方法就是利用现有理论分析中国形势，而做学术报告时做形势综述比较多，但是，此人没有在基础政治理论方面有任何建树，而是到处说中国需要自己的知识体系。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创造什么正规的知识体系来。他经常到外地去做报告，发表演讲，但是，学术水平其实有限；

还有一个叫赵鼎新的教授，此人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讲座教授。目前已退休，就到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任主任，在中国讲学。我不是说赵教授一点学问也没有，没有学问他当不了美国的名牌大学讲座教授，我关注了他的一些著作，如《天安门的力量》、《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我曾经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他的第二本书《儒法国家》。虽然他自称是一个新理论，我个人看法，他的书谈不上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他的书只是描述了中国古代从西周到东周的政治历史演化形成儒表法里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为建国奠定思想基础。那谈不上是一个理论。

从一定意义上说，赵教授和郑教授有一个共同点，除了这两个人的原籍都是浙江以外，他们在社会上都兼有很多虚衔，职务很多，名声很响，学术地位显赫，喜欢到各个单位去讲学，收获了很多鲜花和掌声，但是，他们在基础理论方面都没有任何实质建树。直白一点说，他们都没有建构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郑教授专攻政治学，但是，擅长讲中国的故事，还带头抱怨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赵教授研究社会学，主要是研究社会运动，有时还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发表高论，但是，也是以分析社会运动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见长。郑教授和赵教授的研究方法都不是创造理论的方法。他们的名气很大，但是，学问功底一般。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最高效地利用了自己拥有的学术资源，博取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很有一套，但是，他们并非是真正爱学术的人。我本人就创造了一套政治理论体系或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认识人类社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中国学术界里鲜有人对本人的理论和发现感兴趣。这说明在今日中国学术界找不到真正爱学术的人。相反，中国学术界里爱学术头衔、爱名誉的人很多。这很不利于中国的学术事业的发展。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进步，学人的名声和地位都是虚幻之物。

像我这样的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是吃亏的人。我做学问的时候，就是想建构社会科学宏大理论。为了建构一个理论体系，我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不可能在短期内出成果。90年代，我在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担任副教授。现在，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已升格为政府管理学院。由于我在那里工作6年没有写出书，有的人认为我没有学问，就赶我走。我辞职以后，就失业了。我在上大学之前是中国中央企业的一名职工，有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去上大学，我不会失业。相反，我去上大学，读研究生，最后反而失业了。我就是一个有学术事业心但在职场失败的人。

如果不是去创造理论，而是在学校领导面前投其所好，出短平快产品，往往就被视为学术新星，得到奖励。复旦大学的王沪宁是我的同行。他平均一年半出版一本新书。他当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后来很快升任正教授。当上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最后，被中央领导人看中，进京辅佐中央领导人，当他们的理论顾问。但是，在学术上，王沪宁并没有创造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他在基础政治理论方面并没有实质建树。原因是，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是重复劳动。他将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马列主义教条杂糅在一起，并注意用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考，比如，他到美国去考察，认为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是个人主义的和享乐主义的等等，但是，他的个人想法基本上都是点点滴滴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形成体系，所以，也没有自己的理论。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我认为，不管王沪宁再怎样努力，他不可能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因为他过分地坚持前人的理论体系。他早已被前人的理论牵着鼻子走，失去自己的思维的主体意识。这样，他没有首创精神，无论如何都无法创造自己的理论了。

本人就是始终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我不愿意照抄照搬前人的理论。所以，我也不想写短平快产品。在政治学领域内，你要写短平快产品，那就是抄袭或实质上抄袭。这样做有利于你保住你的教职，并得到提升，但是，代价是，你无法再创造理论。我就是这样被中国的大学淘汰的。我成为一个被中国大学淘汰的少数人之一。有些人是因为学术不端被淘汰；有些人是因为政治立场与官方立场不合被淘汰。我是因为被认为没有学术能力被淘汰，尽管我还到德国去进修过，在德国的大学里学习过。没一个中国的大学里没有一个让人无法抵挡的逆淘汰机制，就是你要想创造理论，你要想对人类的思想文化有所贡献，你要想为国争光，你所在的大学就将你淘汰出局。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相反，那些喜欢搞短平快产品，投领导所好的人会平步青云，看看王沪宁的成长过程你就明白了。

想当年，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陈其人教授讲授的《资本论》课。有一次，交作业，我将陈其人教授60年代写的一本书的一段原封不动地抄写下来，交给他。我做出了一次抗议。每个星期要交一个Paper。针对所有的Paper，我都是自己写的。只有一次，我抄写了他的书。是抗议。最终，他给我的分数是及格，是最低分。而王沪宁是陈其人的高足。我没有走陈其人指的路。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我被中国的大学淘汰了。我的命运很悲惨。但是，我最终创造了理论。我在一个地方丢失的东西，我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捡回来。我在一个方面的损失在另外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的经历说明，在中国学术界，你搞重复劳动，不断抄袭，你就能成为知名教授，步步高升；你要试图创造理论，搞一些独特的东西，你就被排挤、被淘汰。如果不改变这个局面，中华民族要为世界贡献思想文化产品或为人类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或思想体系就会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