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谢盛友

中共新晋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李书磊在他发于人民日报学习二十大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文中，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所谓“二为”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表述被敏感的外媒和一些自媒体认为李在此是要学毛，引蛇出洞，然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理论家等一网打尽。

梁实秋《聋》：“弄蛇者吹起笛子就能引蛇出洞，使之昂首而舞。”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除了经济问题外，还有思想、政治问题，跟随后提出的双百方针的原则相通。但这篇讲话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公开发表。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

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包括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事情。

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我们所需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6月13日，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

1956年7月和10月，中共统战部与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上，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意见，比如章乃器主张重审三反五反运动的案件，章伯钧提议实行“两院制”，中共统战部对这些意见起草了书面的回应，对民主党派较激进的观点是否定的，但从积极的角度来做了阐述，并没有进一步的批判提意见的人的意思。但这一回应的草案还在征求意见中时，开始了1957年5月的大鸣大放，民主党派再次提出这些意见，却导致了反右运动的打击，较温和的回应始终没有形成文件。

1957年1月和2月，毛泽东发表多次内部讲话，他一方面鼓励开展百花齐放，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锄毒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仅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于5月1日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转发时，不仅加了一个新的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导致了随后的“大鸣大放”。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响应“双百方针”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击。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与1957年的大鸣大放名称相似，但内容很不一样。在1975年宪法中提出“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80年宪法修正案撤销这一条款。

一些评论认为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与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章立凡认为毛泽东都使用了在群众运动和整肃党内高层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战术，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毛泽东沿用了延安整风的三阶段策略：一、整风运动和大民主，二、批判对立面，三、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