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悲鳴：吳國光替鮑彤撿罵（舊文重發）

【按】：鮑彤去世之際，想起一件舊事。

　　8964之前，我並不知道鮑彤是何方神聖，也不知趙紫陽智囊團都是些什麼人。8964一聲槍響，忽然傳出鮑彤大名，我也無心關注。共產黨是私人組織，都是經介紹人一個個介紹加入的。我不但沒申請過入黨，連共青團都不曾入過，政治靈魂乾乾淨淨。別家私人組織動用家法，是人家自己的家事。既然申請加入了，就要遵守人家的家法。犯了家法，自然家法從事；也就怨不得天，尤不得人。外人不宜置喙。

　　但有一天，我看到報上刊登了一篇吳國光頌揚鮑彤的文字，其用詞之肉麻，觀念之陳腐，引起我的注意，便戲作一篇《海派孔乙己》自娛。

　　既然明說是“海派”，自然不是指正在國內入刑的鮑彤。我只是笑吳國光的文筆；都什麼年代了，還腐儒一般陳詞濫調。但我“口不臧否人”，全文無一字提及吳國光大名，更不涉及鮑彤。

　　正好《民主中國》約稿，我手頭沒有，就把此文扔了過去。戲作嘛，也沒指望他們能登。不料忽然他們的編輯孔捷生來電話問我文中說的誰。我毫無防人之心，就說是吳國光呀。

　　不料他們真把我的戲作刊登了出來。但下一期又登出了吳國光的痛罵。這回用詞不陳腐了，而是點名惡罵，並且替鮑彤撿罵，非說我的戲作是罵鮑彤的。鮑彤何許人也，我根本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文章我一個字都沒見過。吳國光就這麼輕而易舉地把我未點名刻薄他本人的文字按到他的恩主鮑彤的頭上。這就是《人民日報》主任評論員的文字功力。

　　多說無益，下面是當年《民主中國》刊登的拙作和吳光國替鮑彤撿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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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悲鳴：海派孔乙己

八九民運後某精英在海外發表文章為“書生氣”翻案：

“以天下為己任，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書生的狂氣；吾愛真理，雖富貴、權勢、威武皆所不能屈也，這是書生的傲氣；捭闔宇內，縱橫今古，雖金鑾殿上而不能稍斂，這是書生的豪氣；見人所不能見，發人所未敢發，雖針砭鋒芒太嫌直露亦不加稍飾，這是書生的銳氣；腹有萬卷，下筆千言，華章立就可掃千軍、驚鬼神，而形容舉止猶彬彬然矣，這是書生的文氣；好賓客、好談笑，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書生的俠氣。”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書生”，就是如此的“狂、傲、豪、銳、文、俠”。卻就是沒有精明周納的效率氣，沒有光明磊落的願賭服輸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俠氣更是沒有“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氣。這樣的“性情中人”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難免意氣用事。一個國家，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幅員，十一億人口，一萬億國民生產總值，怎麼能讓這種人去問政？！怎麼能讓這種人“以天下為己任”？！更何況敗軍之將，何以言勇？！逃亡書生，何以言狂傲？！

　　所謂“捭闔宇內，縱橫今古，雖金鑾殿上而不能稍斂，”想來是沒有教養，缺乏紳士風度，表達能力不行。用我們的市井語言說，就是“搶話頭子”。“一口濁氣憋不上來”，可能是虛火太旺的緣故。

　　所謂“華章立就”當然是指沒有調查研究，沒有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而用形容詞堆砌的文章。否則如何“華”得起來？又如何“立就”得了？這種文筆很難寫得出科學論文、市場分析和軍事態勢報告。多半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

　　如今“可掃千軍”的是各種火器的裝藥量、口徑、射程、命中率和投射密度；是兵員、軍事裝備和給養的運輸量和運輸速度；是電訊、電子干擾和抗干擾的電學技術。海灣戰爭就是明證。這裡邊雖然涉及精巧的數學計算，卻干“華章”底事？“李太白醉草嚇蠻書”的時代早已過去一千多年，再也不復返了。

　　一個半世紀前，兩廣總督林則徐就曾“立就”《嚇英書》圖掃英軍。他的“華章”不乏“我天朝大軍”、“踏平英倫三島”之類“驚鬼神”的豪言壯語。但結果是英國皇家海軍艦隊的艦炮口徑大、射程長，他們錨錠在清軍岸基大炮的射程之外，就把中國的岸防炮兵陣地給轟啞巴了。李白“下筆千言，華章立就可掃千軍、驚鬼神”是靠了大唐盛世的軍事實力做後盾。林則徐不通國際世事，不知道那時的大清在軍事技術日新月異的競爭之下，早已沒了軍事實力可恃。他就是個書生氣足，性情中人，意氣用事的典型。

　　如果哪個傻瓜國君真的把主力部隊交給書生去指揮，他們多半會幹出象唐朝的房綰那種荒唐事來。書生房綰“縱橫今古”，用一千年前趙武靈王時就已經淘汰掉的戰車來對付敵人的現代化鐵甲騎兵，結果是一觸即潰，一敗塗地。

　　什麼“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什麼“文死諫、武死戰”。閣下念了幾本迂書淤在肚子裡頭，消化不下去，排泄不出來，上下翻騰，憋得個五雞子六獸，憑什麼拿着國家政治，江山社稷去出火？！反觀書生誤國兩千年來的歷史教訓，直教我輩到今天還在大受其苦。“百無一用是書生”真箇是經驗之談。

　　魯迅先生曾撰小說《孔乙己》，專一描寫書生，可謂入木三分。孔乙己先生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五種寫法，而又對跑堂的店小二很友好，可謂“腹有萬卷，而形容舉止猶彬彬然矣”的書生文氣。他倡言“秀才偷書不算賊”，可謂“見人所不能見，發人所未敢發”的書生銳氣。他偷東西被打斷了腿而終不嘴軟，可謂“富貴、權勢、威武皆所不能屈也”的書生傲氣。他賒帳不還，還敢繼續去顧客滿座的咸亨老店討酒喝，可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書生狂氣。紹興縣裡並沒有不容孔乙己。他老先生吃飽了飯以後，那大話才叫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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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光：答馬悲鳴先生（或女士）

　　我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寫過一篇文章記述有關鮑彤先生的一些事情，當時鮑彤剛剛被中國當局正式逮捕判刑。那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鮑彤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承蒙《世界日報》在發表時改作上下兩篇，其中一篇題目為《鮑彤——共產黨的書生政治家》，大約是我在文中關於“書生氣”的一段話給了編輯一些較深的印象吧。

　　事件過去快兩年了，忽然聞說我因為這“書生氣”而被冠以“海外孔乙己”的名目正在《民主中國》上遭批判。我心下疑惑，把馬悲鳴先生（或女士——對不起，我不曉得此人是男是女，也需應該按照刊物上的介紹稱之為“學人”）的大作找來拜讀了，覺得又好笑又悲哀。好笑有三，悲哀有二，以下試分述之，期能就教於馬學人，也望讀者諸君明眼評判。

　　好笑之一，是馬學人不懂得漢語中許多詞語的基本含義而居然能把文章寫的嚇人怕怕，不會分辨起碼的概念而可以說理說到讓《民主中國》這樣雜誌的大編輯動心編發她（或他）的稿子——再次對不起讀者，每次都要這樣羅索地連用兩個第三人稱代詞。“它”字或許中性，用在這裡卻似也不妥。為了既不偏男又不重女，我分別把“先生”和“她”用在前面，把“女士”和“他”用在括號中。比如說，我用“可掃千軍”來形容人的氣概，馬學人教導我說：“如今‘可掃千軍’的是各種火器的裝藥量、口徑、射程、命中率和投射密度，是兵員、軍事裝備和給養的運輸量和運輸速度，是電訊、電子干擾和抗干擾的電學技術。”這位學人還怕我們不信，立馬接上一句“海灣戰爭就是明證。”馬學人不知道是哪國生養，漢語學得滿擰，認為孔乙己的學問和舉止就夠得上我所說的“腹有萬卷”、“形容舉止彬彬然”了；孔的偷東西被打斷腿就是我所說的“富貴、權勢、威武皆所不能屈”了。馬學人自己沒有什麼高明的想法，可是眼眶子居然能小到認為孔乙己先生的“秀才偷書不算賊”的議論也可以算得“見人所不能見，發人所未敢發”了。諸如此類，真讓人哭笑不得。馬學人喜歡用自己特有的那種語法錯亂、詞不達意的句子（比如說，我們知道，真正“掃千軍”的是火器本身而不是火器的裝藥量和口徑等等，裝藥量和口徑等只是決定了火器能不能“橫掃千軍”）和人毫不搭界地說話，偷換概念、曲解成語，還自以為機智十分。據我的不多的見聞，這種症狀屬於白痴或者智力障礙者特有。

　　好笑之二，是馬學人喜歡一邊罵某種事情，一邊自己忍不住就要示範她（或他）本人做這種事情做得是如何漂亮。比如說，一邊掉自己那點兒癟得可憐的書袋，一邊痛罵“書生”之人和念書之事。又比如說，她（或他）在引用了我形容鮑彤善於言談的幾句話之後評論說：“想來是沒有教養，缺乏紳士風度，表達能力不行。用我們的市井語言說，就是‘搶話頭子’。‘一口濁氣憋不上來’（請注意，這是馬學人在引他們的市井語言，不要誤會為在引我的話——吳按），可能是虛火太旺的緣故。”她（或他）還批評我說：“閣下念了幾本迂書淤在肚子裡頭，消化不下去，排泄不出來，上下翻騰，憋得個五雞子六獸，憑什麼拿着國家政治，江山社稷去出火？！”你看，馬學人本人把什麼是“沒教養，缺乏紳士風度，表達能力不行”表演得多麼出色。她（或他）說這是因為“虛火太旺”。我沒有學過中醫，不好判斷，也幫不上忙。希望有樂於助人的中醫去給她（或他）號號脈，或者有人道主義的西醫去給她（或他）動動手術把那個我不懂的“五雞子六獸”摘了。看在有這場文交的份上，我考慮捐助一部分出診費。否則，她（或他）總象中國老話所說的這樣“自己打自己嘴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好讓人可憐。

　　好笑之三，是馬學人喜歡以偏概全、以小度大、以淺薄責深刻、以荒謬做機智。前面的例子不必重複了，這裡要請教的是文章做法。我說鮑彤“下筆千言，華章立就”，馬學人嘲笑說這“當然”是“沒有調查研究，沒有數據的收集分析”，是不會寫“科學論文、市場分析和軍事態勢報告”。好教馬學人得知，所謂“華章”，就是有“文采”的文章；而“文采”的標準對不同類別的文章又有所不同。比如說，報告、論文和分析如果用語標準、條理清楚、觀點深刻鮮明、論辯有據有力，當然就能引人入勝，就是有文采，也就是“華章”。鮑彤先生本人就喜歡用“眉清目秀”來作為對這類文字寫作的一個標準，“清秀”自然可謂之“華”。只有中學劣等生才會同意馬學人的觀點：“用形容詞堆砌的文章”才是“華章”。其次，執筆寫作時（即“下筆”）的成文速度（即“千言”或“無言”），與寫文章之前有沒有“調查研究”、文章本身有沒有數據和分析，是兩個範疇的問題。如果說有關係，那麼以我本人的經驗，往往只有在“調查研究”做得比較充分、分析已經基本形成的時候，文章才有可能出手很快。反過來說，能“下筆千言”而又成就“華章”，往往正是既善於調查、善於研究、善於分析，而且還善於表達。有一條不“善於”，就不行了。比如說，如果不善於表達，調查一輩子也不會下筆千言。馬學人本人寫文章想來就是很費勁，所謂“吭吭吃吃憋半天”，所以她（或他）要攻擊那些文章出手快捷的人。這固然是井蛙語海，不脫“可憐”之相，不過也沒太大關係。可以安慰馬學人的是：第一，寫文章慢點並不丟人。不要說象你這樣“肚子裡沒有”的人，就是一些巨擘大家也因為各人的天賦不同而成文速度各有快慢，並不影響文章質量。當然，重要的是，文章要走正道，不要胡攪蠻纏。第二，你還可以通過學習來提高自己。雖然你的基礎打歪了，但只要人正干，慢慢糾正也是可能的。

　　或許有的讀者會以為我上面這三段話過於挖苦了。這是誤會了我的語氣。如果讀者以我目下寫本文時這樣的平心靜氣來讀以上三段話，相信能感覺到的會是我此時的悲天憫人之情：馬悲鳴已經可悲可憐，我們讀書寫作的人也都可悲可憐，結果搞得漢語言文字也可悲可憐，乃至中國的事情也可悲可憐。我說我有悲哀，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的文字之道本來很發達，可是反智主義氛圍似乎也一直很強。“文革”以來更是變本加厲。於是，就很有一些文人一邊自己寫着文章，一邊又罵文章怎樣誤國。其中一種比較高尚和有自省意識的人，往往只是痛恨自己的不出息，除了寫文章不會幹別的。另有那頑劣卑下的人，就借了這個機緣來踩別的文人乃至誣罵所有的“文人”、“文章”以成就自己的文名。馬悲鳴先生（或女士）不過是一個小小不然的又一個這類卑劣角色而已。文人和文章之間形成了這種關係，是讓我悲哀者之一。

　　第二點悲哀是關於文章、文人和馬學人所謂的“國家政治，江山社稷”之間的關係了。中國的文人一向參與政治的意願很強，但是參與的機會卻比較少，參與的能力也比較低。常常是一些品質低劣的人反而更加有機會在政治中得意。這就形成一種成見，認為文人情懷或我所說的“書生氣”是與政治才能相牴觸的。結果，有兩種不利於中國的政治革新進步現象就隨之而來。一種是把做人應有的“書生氣”不加分辨地用來做事，一味“矯情”、“賣直”，完全不顧實際政治上的後果。另一種則是一切從政治功利出發，甚至不惜出賣人格。馬悲鳴拿鮑彤和我做靶子來批判前一種人，似乎要倡導後一種做法。在她（或他）看來，中國的政治搞壞了都是因為政治家太“書生氣”，或者是書生當政治家的太多了。於是她（或他）大聲疾呼“文人誤國”。其實，上述的兩種看法和做法，都不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文章不等於政治，做人不等於做文，而做文又不同於做事。我理解的鮑彤（我想，要評判鮑彤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比馬悲鳴有更多的發言權），可貴之處，正在於他既能在險惡的中國當代政治活動中保持人格的尊嚴和高尚，保持他的“書生氣”，又絕不單純地為了人格的尊嚴和高尚不計政治功利後果，以“書生氣”來治理國家。他作為“書生政治家”，做人是書生，治國是政治家。這在馬悲鳴這樣狹隘的人看來或許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氏甚至沒有能力把個人品格和政治技巧加以區分。

　　我想，書生可以誤國也可以興國（雖然都不一定是主要作用），一個人可以既有書生意氣又有治國才能，政治家可以有寫好文章（“華章”）和壞文章和根本不會寫文章的權利和能力而完全無礙他治國的本領。馬悲鳴那種狹隘見解，留着自我安慰是可以的，一定要用來規範世事和批評別人，就難免霸道和無理了。照你的邏輯，馬是拉車的，只有那些“虛火太旺”、“憋得五雞子六獸”的兒馬才會“悲鳴”。也照你的邏輯，“悲鳴”誤國，馬吃飽了還不如去造糞呢，倒也給“江山社稷”造福。我一點也不想挖苦你，只是要評評這個理。如果我的道理對，謝天謝地，不必再多費這樣無聊的口舌；如果你道理對，那你更名換姓幹麼幹麼去吧，免得在這裡自己給自己出醜露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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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主中國》第19期

【馬悲鳴　注】：我和《民主中國》孔捷生通過電話，他知道我究竟是“先生”還是“女士”，但他仍是用了吳國光的文章；其編輯的職業道德由此可見一斑。

2022年11月18日

【跟帖】～～～～～～～～～～～～～～～～～～～～～～

*　《海派孔乙己》寫得非常好，嬉笑怒罵，相映成趣。吳老那篇反駁不敢恭維，屬於文字功底紮實卻不知所云吧。感覺吳老沒一處說到點子上。- mingxia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