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

　　胡锦涛先生是一个有品德有境界的好人，同时他也是深深被马列主义蒙骗得迷了路的人。温良恭俭让，他具备着中国的传统美德，代表着一九三零年代和一九四零年代这二十年出生的国人的优秀品质。这代人历尽苦难，忍辱负重，智慧勇敢，他们在最艰难的困境中负笈求学，他们在春天到来时奋进图强。他们宽容提携，他们甘作铺垫。过去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中他们是最核心的力量。我回想自己的父辈，回想自己上学时的师长与工作中的前辈时，这是一个整体的印象。

　　首先不要以为被马列欺骗是愚昧的象征。马列之于中国是民族灾难，之于芸芸众生的个人则另当别论。若说胡公信仰共产主义不明智，那么叶企逊如何，傅雷如何，赵九章如何，当年那大量矢志报效祖国的归国才俊如何?就算是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者自己又如何?刘少奇如何，周恩来如何?就是那位雄才伟略的毛泽东又如何，他不信马列，只拿马列当工具，最后政局失控，祖国满目疮痍，饿殍遍地，他不曾后悔吗?被欺骗的那两代人作为个人而言不必羞耻，但一个被欺骗的民族在百年之后还不能清醒地走出来却是耻辱的。

　　几天前发生在万众瞩目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的一幕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所反映的中国政坛生态却是惊世骇俗的。于是那个仅仅两分钟左右的视频瞬间传遍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每个角落，震惊世界。这一事件也象征着我心目中崇敬的那一代人彻底离开了中国的政坛。以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小清新为代表，他们离开了中国社会的主体。

　　事件之后会场的主席台正中央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空椅子。提及空椅子，相信大家都会联想起十二年前的另一把空椅子。空椅子的再次出现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苍天饶过谁?刘晓波事件当时我对胡公的表现是诧异而且不满的。后来的陈光诚先生可以走，为何要将对政权并无实质威胁的刘晓波判以重刑?诚然，国内党棍众多且势力庞大，零八宪章事件本身也为极左力量不容，然而以开明为主要特点的胡公没有道理不对这么重大的事件予以宽容。如今想来，症结还在于开明二字。中国政坛里的几大积极力量中开明派和自由民主派是最重要的。自由派或者说民主派以赵紫阳为教主，温家宝先生承其衣钵。开明派以胡耀邦为教主，胡锦涛承其衣钵。开明派的正面价值是宽容宽松宽厚，如朱厚泽先生所倡导。然而他们种许多人依然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共产主义的坚守是信仰层面，而三宽以及温良恭俭让等等是道德情操层面，到了三岔口上，当然还是信仰决定一切了。胡公的这一本质特点导致了刘晓波的重判，也导致了胡锦涛先生对习近平这位同样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只是胡公是个共产主义的小清新，而习近平却是共产主义的老流氓。被骗是必然的结局，把国家推入水深火热也就是劫数了。所以说，这共产主义信仰战胜了道德情操，从而制造了挪威奥斯陆的空椅子，如今也必然造成了二十大闭幕式中的空椅子。

　　至于这次空椅子事件的原委何在，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一次大意失手，并非有意羞辱胡锦涛先生。本来已经做了两次尊老的表演，咋就差这最后一次而把戏演砸了?胡公应该无甚危险。习近平虽然有着严重的问题，但在对待首要大恩人的态度上还不至于放肆野蛮。有人说胡锦涛搞砸了他的登基大典。其实不对，是他自己把自己扎破了。这一点不多赘述，大家可以尽情发挥，因为事件给世人的观感是颠覆性的爆炸性的，世人绝不会温情看待。如果因此事能给习近平这匹无缰的野马减速甚至掀翻，那就善莫大焉了。

　　封闭空间思维对开放空间思维，或者说逆取顺守思维。封闭空间中是零和甚至负和原则，一方得了，另几方必然失去。开放空间中则是一方得了，另一方同时也会得到，而且双方同时收获时每方所得都大于单独得收获。封闭空间思维比较适合于短岁月中得互相竞争，得到优势后再建立符合自己得整体秩序。开放空间思维则适合于长治久安的理念，也是对后代负责的理念。但是战争过程中的开放空间思维往往会是一种妇人之仁，不久前的那位美国左派总统就是典型案例。当下的白左思维中有许多是有着坚实科学依据的，但这些东西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环境秩序的前提下，在竞争过程中这些东西往往会被竞争对方利用而将白左击溃。令人欣慰的是美国虽然白左依然强悍，但在对共产主义的关系中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白左思维。

　　中共的几代领导人，首先是梁山好汉型的，但是其中没有宋公明，干得如何，自有公论。接班的两届就是中国名校的高材生，带领国人以技术与勤劳治国，兼以冷战结束前后的机遇，中国经济腾飞，但信仰毁灭，文化凋零。接下来便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一代治国，性格上狡诈，国际关系上自私无底线。成败如何，尚难判定。

　　情怀，品格，道德，克己奉公，胸怀苍生，等等等等，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人性品质，在数十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中被移花接木地冠以共产主义品格。到如今我们可以十分确信地说，这些东西根本无以承担民族发展与文明的重任。你的谦让与克制正是另外一些人贪婪与放纵的猎物。商业大潮之下，正确的政治体制，充足的自由，彻底的信誉才是社会发展的道路。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发达的商业文明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不二之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几年，而八十年代的十年是这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与文化的胚胎期。这个时期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香港知识界，甚至包括全世界的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对中国的发展前景都是错误地持一种过分温馨甜蜜的友好期待。甚至在六四灾难之后以及法轮功事件以后美国知识界对中国依然是友好派占据统治地位，世称拥抱熊猫派。当然割韭菜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对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情愿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会渐进地实现政治文明的转型。然而，如孔子所言：欲速而不达。八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家如何解析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及走向，我相信稍有阅历的人并不陌生。中国的民众思想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所积累的业力，中国两千年农耕文明的习惯，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文明之路绝非坦途。

　　当今中国发展的最深层障碍就是民众的奴性与民族的虚荣。本来这种问题是人所共有，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但是某些问题在国人精神层面表现得更加严重，同时对当下的中国这两点更是起到了中等发达陷阱的作用。所以，这两个问题最值得国人探讨。首先说，这种特点也并非完全负面，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构成所向披靡的优势。奴性这东西与人的血统无关，而这种奴性正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元素。比如说，有人捡了两只母鸡，一只下蛋挺勤快，另一只不会下蛋。那么人该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很简单，留着一只下蛋，另一只杀了吃肉。总结中俄两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就是那只会下蛋的鸡，而俄罗斯就是那只不会下蛋的鸡。其底层原因就两国民众的韭菜品格的巨大差异。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民族虚荣。当然这也是人所共有的问题，百年前的德国人如此，那时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没有了民族虚荣或者说群体虚荣，一个国家就失去了凝聚力，当然会每战必败，日常生活种的各类体育比赛也不再会有那么多人掏钱关注了。然而，时疏世异，百年前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的灵魂附体到当代人身上，已经完全不可能再复制那时的辉煌了。具体细节的思辩，大家可以自己探讨。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路径不是经济发展这个所谓的硬道理，更不是如新加坡那种强权压制，而只能是信仰教化来给中国助力，必须从塑造人的心灵与开启人的智慧出发。只有在人的精神与心灵明朗清澈以后，一个国家一个群体的未来才有希望。就这个问题再多讨论一句，就是美国人如何实现凝聚力的?那里是个族群的联合国。其实他们的凝聚力是因为对体制的认同，而不是血统的认同。

　　开明与小清新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的实质性进步作用并不大，就像当年范仲淹先生的义田并没有真正解决一方人的贫穷一样，虽然这位先贤也是呕心沥血以为此举。真正对社会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是对法律的追求，对可以延续的社会结构的贡献，就如孟德斯鸠所言。胡锦涛先生对国家对民族不可谓不赤诚，然而他最终的作用却是将一个已经造就成庞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交在了一位追求民族虚荣的狂徒手中。对比江泽民先生那代人在重大场合方面的表态，胡锦涛先生虽然年轻了十几岁，在政治文明信仰宗教等最高层面的理解是明显低了一个层次。就精神境界而言，共和国以后接受教育的人其精神底蕴低于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万恶的旧社会接受教育的人。江泽民先生上学时尚能塑造真正的灵魂，而共和国以后的人却被束缚在人品道德教条方面这种低层级上修行。在个人品格方面，江公当然有不及胡公之处，此处不再拓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