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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4）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几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影响。盖棺仍未论定，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写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叙事史。本书史实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是很少能读到的历史巨著。阅毕非常喜欢。
         
联合国：西方民主国家原本应该放弃联合国，集中精力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为一个全世界范围自由国家的安全体系。

联合国典型的双重标准：白人杀非洲人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是对和平的威胁，而非洲人杀非洲人（或者非洲人杀白人，或者非洲人杀亚洲人）则纯粹是国内事务，在联合国的视野之外。身为黑人如今正在成为杀死黑人同胞的执照。

所有非洲国家都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驱逐了25万以上个犹太人，把剩下来的几千人隔离在犹太人聚居区里。1960年代，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赶走了阿拉伯人，或者剥夺了他们的平等权利。1970年代，亚洲人被赶出了合恩角及中东部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他们到处受歧视；即便在肯尼亚，他们也在1982年受到了驱逐的威胁。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歧视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民意要求。当乌干达政府在1972年驱逐亚洲人的时候，其动机是为了给政府成员及支持者提供免费的住房和店铺，而不是为了取悦普通的乌干达黑人，他们与亚洲人的关系一直很友好。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通常是政府控制的官方或半官方报纸所宣传的。1970年代，它们有规律地发表种族歧视材料：亚洲女人有优越感，因此她们拒绝与黑人睡觉；亚洲人用手提箱偷运货币出国；亚裔商人都是垄断者和剥削者；一个典型的标题是“亚裔医生杀死他们的患者”。

古巴把美国的干涉权曾经写入了古巴的宪法。《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把卡斯特罗描绘为加勒比地区的T.E.劳伦斯。这使得美国国务院改变了观点。负责加勒比司的威廉·维兰德此前一直抱持这样一个观点：“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巴蒂斯塔是个王八蛋……但美国的利益要优先考虑，至少他是咱们的王八蛋。”如今，维兰德改变了立场。1957年，厄尔·史密斯被任命为驻哈瓦那大使，他被告知：“派你去古巴是为了主持巴蒂斯塔的垮台。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巴蒂斯塔必须卷铺盖走人。”维兰德派他去找马修斯了解情况，后者告诉他：“搬掉巴蒂斯塔符合古巴和……世界的利益。”助理国务卿罗伊·鲁博特姆和中央情报局派驻哈瓦那的人一样也亲卡斯特罗。

然而当史密斯来到古巴，便认识到卡斯特罗的胜利对于美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他自掏腰包买机票飞往华盛顿，举行一次警告性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说，美国政府没法跟卡斯特罗打交道，因为他“根本不会尊重国际义务”。从此以后，国务院便背着他展开工作。这种混乱、欺诈让人想起罗斯福的外交。华盛顿背着史密斯做出决定，暂停对古巴的所有官方武器销售。只给叛乱者一方提供武器。古巴人得出结论，美国人改变了政策，也相应地转换场地。在这之前，卡斯特罗的手下从未超过300人，现在卡斯特罗的支持率急剧攀升。卡斯特罗的“游击战”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正如切·格瓦拉在战争结束之后所承认的那样：“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比一场军事胜利更加重要。”

越战：空军告诉约翰逊，如果攻势猛烈、迅速、不断重复、没有约束的话，他们可以保证结果。如果攻势减慢、缩手缩脚的话，他们什么也保证不了。然而，那恰好就是约翰逊所做的事情。自始至终，轰炸都被各种约束所限制，这些约束完全是政治上的。每个星期二，约翰逊都要举行一场午餐会，他在会上决定轰炸目标和炸弹的重量：这是重演艾登和苏伊士的故事。约翰逊并不是他喜欢扮演的那种冷酷无情的人，他被道德约束限制得不能动弹。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多丽丝·卡恩斯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对他来说，“受限制的轰炸是诱奸，而不是强奸，而诱奸是可控的，甚至是可逆的”。因此，轰炸非常缓慢地增强，越共有时间建造掩体和进行调整。当苏联搬迁防御导弹的时候，美国的轰炸机不允许轰炸那些正在建设的场地。此外，有16次“暂停轰炸”，没有一次引起丝毫的回应，美国的72次“和平倡议”都被当作了耳旁风。

20世纪的经验表明，文明强国的自我约束比无用还要糟糕。朋友和敌人同样都把这些约束解释为有罪和缺乏道义自信的证据，而不是人道的证据。

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意强烈支持越战，自始至终它比朝鲜战争更得民心。唯一抱敌对态度的是那些被描述为“犹太亚群体”的人。无论什么时候，约翰逊只要增加压力，他的支持率就会上升：当他开始轰炸的时候，他的支持率跃升了14个百分点。整个战斗期间，更多的美国人批评约翰逊做得太少，而不是做得太多。那些民意很大程度上倒向反战的一边，年轻人尤其反战的说法纯属捏造。事实上，支持撤军的人从未超过20%，直至1968年11月的选举之后，到那个时候，政府已经做出了撤军的决定。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战争升级的支持率始终比年纪更大的人当中更高；年轻白人男性是支持战争升级最坚定的群体。

如果能够保持北越人一直猜测美国会给它的南越盟友提供武力支持，尼克松在南越的撤军才有意义。但是《战争权力法案》、1974年国会对美国军事介入的禁令，以及国会对南越援助的进一步限制，终结了美国政策必要的模棱两可。尼克松和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无力阻止北越人违背协议攻占南越。

媒体在宣扬总统的不端行为上是极其有选择性的。记者们曾保护罗斯福的风流韵事免遭曝光。他们也为肯尼迪做了同样的事情，隐瞒了下面这个事实：在担任总统期间，肯尼迪为他的情妇们在华盛顿保留了一套公寓，其中一个情妇是他和一个歹徒共享的。在约翰逊极力让自己从博比·贝克丑闻中脱身这件事情上，《华盛顿邮报》实际上帮助他抹黑了他的主要原告约翰·威廉斯参议员。约翰逊作为副总统的时候收受过贿赂，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做过这样的事：阿格纽被曝光并被定罪；约翰逊后来却住进了白宫。

帝王司法：1877年，首席大法官怀特定下了一个正确的原则：“要防止立法机关的权力滥用，人民必须诉诸选票，而不是法庭。”但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美国为了矫治国会拒绝通过积极有效的民权立法而诉诸法庭。尝到权力滋味的法庭依然沉湎于权力。它们不仅侵蚀国会的合法领域，而且侵蚀了总统的合法领域；不仅插手权力领域，而且插手经济行为。因此，1970年代初不仅见证了“帝王媒体”的诞生，而且见证了“帝王司法”的诞生。

根据《赫尔辛基协议》的第七项原则，苏联政府承诺“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但这只不过是又一份打算违背的条约。事实上，赫尔辛基会议直接导致了不仅在苏联，而且在铁幕后的其他地方广泛压制的重新开始。因为它鼓励异议者走向公开。他们在莫斯科、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拉脱维亚组成了“促进遵守赫尔辛基协议”的监督小组。类似的运动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及其他卫星国。关于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材料被交给了西方记者。一波暴力迫害的浪潮紧随而至，在1977年之后的那些年里达到高潮。监督小组的领导人成了主要的受害者。在某些案子中，克格勃执行了一项新政策：给异议者发流亡签证，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国家。但另外很多人得到了长期监禁、强迫劳动的判决。因此，《赫尔辛基协议》极大地增加了苏联侵犯人权的规模和力度。1977～1980年，有24份地下出版物定期出版。1980年，单独发行的地下出版物的数量突破了10万份大关。极权国家不承认有政治犯，只有精神病人。尽管争取赫尔辛基协定之初是克里姆林宫希望使苏联对东欧的社会控制合法化，但赫尔辛基进程反而成为人们反对苏联统治合法化的基础。

大学的目的不就是追求卓越吗？追求平等违背了大学的宗旨。

孙中山首先向英国寻求帮助，但寇松勋爵否决了这一提议。他于是转向美国，向美国驻广州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请求为期5年的美国干预，给予美国占领各省首府的权利，管理军队、警察、公共卫生的权利，任命关键性的行政专家的权利。但这个提议也在1923年被拒绝了，1925年再次被拒。最后孙转向苏联求助。

当人们不是用纸片而是用自己的脚投票时，他们是最诚实的。

20世纪最令人郁闷的教训之一是：一旦允许政府扩张，再要缩小它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