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文革开始后，芷江的三所中学全部停课瘫痪，老师被批斗，遣散，或想不通自杀时有发生。小学还在上课，但只是学毛主席语录，唱红歌。1968年开始，武斗开始平息，工宣队进驻学校，革委会成立。没有高考，没有招工，知青上山下乡成了高中生的唯一去路。但年级更小的初中生，还有小学生怎么办？中央有周恩来总理提倡，各地方则开始筹备恢复中学教育。说是恢复了中学，其实就是给青年人一个去处，不至于在社会上游荡，造成社会不稳定。至于学不学，学多少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事。

爸爸当年被任命为芷江中学常务副校长，参与组建芷江中学。为什么说是组建而不是恢复？因为芷江过去只有芷江一中，二中，三中，从来没有过芷江中学，所以芷江中学是一所新的中学，校址为原芷江一中和芷江二中的校址。这也是一个罕见的情况。芷江一中在芷江城北，与之一墙之隔的是芷江师范。芷江二中在七里桥，就是日本投降的地方，离城大约7里路，芷江三中在新店坪，芷江西部，离城70或80多里。三所中学形成了县城，县郊，农村的布局，基本合理。

到了1964年，不知哪位或哪几位领导头脑发热，要将芷江师范与芷江二中交换校址，具体理由我不知道。1965年两所学校的大约两千多师生被迫搬迁，折腾了几个月，直到1965年冬天才算基本搞定。结果芷江一中与芷江二中变成了一墙之隔，农村只剩一所芷江三中孤悬着。

不过这劳民伤财的搬家刚刚尘埃落定，马上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新生没有入学学校就都瘫痪了。

因为芷江一中，二中一墙之隔，在当时人去楼空的情况下，恢复两所中学，两套人马，难度更大。不如合在一起恢复，容易很多。把隔墙一撤，就是芷江中学的校园。

我1964年秋天入芷江师范附小，也叫荷花池小学，就在当时芷江一中的西边，一墙之隔，原来叫荷花池小学。1965年芷江师范的校址成为芷江二中的校园。于是芷江一中与二中变成了一墙之隔的两个学校，1968年底把墙撤除了，并成了芷江中学的校园。

芷江中学1969年春季开始招生，主要是高中班，解决最需要去处的大龄学生。 1970年春季继续招生，初高中都有。我们是1970年秋季小学（六年）毕业，但芷江中学是春季招生，所以我们等到1971年春季才入学。当年正好是小学六年制转五年制，这样比我们低一级的五年级也同时毕业进入芷江中学成为初一的学生。我们一共九个班，十八到二十三班是六年级毕业生，二十四到二十六班是五年级毕业生。我被分在十九班。

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强调要抓教学质量。我爸爸当时还不是校长，但校长只是县里一位领导挂名，日常工作是我爸爸主持。芷江县天高皇帝远，加上爸爸胆子很大，启用了大量的戴帽右派老师，学校教学其实已经恢复到文革前的百分之六七十的水平。有数学，语文，物理，化学，英语，农基（农业基础知识），体育，音乐，政治等课。除了体育，都有考试，考试也都是闭卷。

语文老师开始是黄济洋老师，原湖南大学的历史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芷江。当时仍然还是右派，但我爸爸让他教我们语文。可怜老右派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地讲毛主席诗词，生怕犯错误。其实我爸爸的风险比他更大，因为还没有人让右派走上讲台，一出问题，我爸爸会葬送自己的前程。第二个学期，换了农村刚调上来的29岁的尹全福老师，水平肯定不如黄老师，但敢讲，也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每次讲解段落大意，中心思想，都要学生先讲。我就是那时养成了积极思考，踊跃发言的习惯。尹老师还喜欢把同学的成绩（所有科目）公布出来（这在美国是不能想象的），让学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后来我们班的成绩在全年级突出与尹老师的努力分不开。

数学老师是陈德元，年轻漂亮，二十多岁，操一口带长沙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很响亮，认真地讲解坐标，正负数，象限。现在我仍然记得她用一根长长的教学杆子，指着黑板：“在数抽上，在原点的两边，。。。。。。”。我们学了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乘方，开方，等初中的基本知识。

化学老师伍作述（后面两字可能不对，发音是这样的）教化学，一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教我们基本的化学元素，原子量，化学反应，化学平衡，等。

物理老师曾九如，刘宝炎都教过。曾老师当时40岁左右，矮矮的个头，比较严肃，不允许同学讲小声话。刘老师与曾老师年龄相仿，比较随和，上海人，高大白胖，是学地理的，因为文革期间没有地理课，转而教物理。教我们的重量，质量，功，功率，势能，动能，作用力，反作用力，等等。相对来说，他们的物理教学水平不高，所以后来高考时我们物理普遍考得不好。

我们初一，初二，高一都有物理课，化学课，高二因为社会又批判“白专道路”，没有了文化课，不然也有物理化学课。到了美国发现美国中学生只学一个学期的物理，一个学期的化学。按照我们老家话说，这点东西“连塞牙都不够”，怪不得美国大学生不愿意学物理，化学。他们中学基础太差，到了大学，教授教的很快，根本就跟不上。如果我也只学一个学期的物理，化学，我大学也不可能学好化学。相对来说，美国的中学教学是非常失败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都有大问题，非常糟糕。

音乐老师柳苏武，小小年纪就以文艺兵的身份参加过朝鲜战争，转业后从事音乐教学同时带校文宣队。她很认真地教我们简谱，音阶，和红歌。

初中政治课老师是谁忘记了，只记得高中政治老师是刘群，一个很坦荡的人，有点袁腾飞的味道，当然没有他那么大胆。但对考试内容的概括总结非常有条理，这点像袁老师。我高考政治考得不错也得益于他的讲课还有和他聊天。他喜欢穿着T恤衫，脚上一双拖鞋在球场边或路边与同学聊天，平易近人，什么都可以聊，没有说教，学生们都喜欢他，对政治老师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外语老师杨晓康，和伍老师一样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中等身材，戴一副深度白边眼镜，说话比较慢，但很有逻辑性。他是一个很像知识分子的老师，围巾一围，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人物。他家里有一本巨大的字典，为了帮助翻页，侧面有很多小抽屉型凹坑，让我们很惊奇，常常去试着利用小抽屉翻字典。这样的字典我后来在大学图书馆见过，在个人家里只有在杨老师教家里见过。杨老师口语很好，发音标准，水平很高。只是当年课文太多的政治口号：“Long live Chairman Mao!”，“Down with American Imperialism!” 这样的句子，没有什么实用性。和美国同学聊起在中国学英文的经历，我说我们当年学英文时学“Down with American Imperialism!”，他们有惊讶的，也有哈哈一笑的。当年的英文课算是学得比较多的。大学同学英文比我好的基本上是因为父母是大知识分子，在家里一直敦促，甚至帮助他们学英语，并非学校教得多。

当年像杨老师这样科班出生的英文老师是稀有资源，芷江中学没有几个。于是我爸爸把吴云老先生请出来开青年教师培训班。吴先生是孤儿，早年被美国人开办的育婴堂收养，在美国教会学校读书，所以中英文俱佳。先是美国飞虎队驻扎在芷江机场，把他请去做翻译。后来美国空军来了，他又成为美国空军的翻译官，为中国的抗日做出了贡献。但1949年以后，大陆中国与美国关系敌对，结果吴云先生也从抗日英雄变成了美将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长期被管制，挨批斗，写检讨，轮不到他上课。但老先生的英文很厉害，尤其是口语，纯正的美式英语，相当有水平。他在图书馆上面的一间房子里开培训班，没有声张，悄悄地为芷江中学和乡下中学培训了很多英文教师。

体育老师孙晓初老师，刚从武汉体院毕业。身高1米65左右，标准体操运动员的身材，挺直的身板，健壮匀称的肌肉，像极了广播体操动作图上的演示员。体操自然很好，还擅长跳高，用漂亮的剪式越过1米7，超过自己身高一截，名符其实的身轻如燕。孙老师的游泳也很标准，我就是在水电站大坝前看过他的自由泳，才知道我们那是“狗刨式”。从此就自己练习，到了大学成为班里游泳最好的之一。我们班男生放学常常不回家，去健身房练跳马，学电影里的体操表演，一个接一个地飞跃跳马，虽然动作不太漂亮，但那股气势非常鼓舞人。这也是我们班能够有非常好的向心力，直到今天线上微信群很活跃，线下经常聚会。还组织同学驱车几百里看望七十年代中就已回新邵县孙晓初老师，几十年前的学生还记得他，把他感动得泪流满面。

大学刚刚恢复，但没有恢复高考，大学招生也极少。所以老师们虽然教，但上面并无具体要求，因为将来没有高考，学不学关系似乎不大。对大家的要求不算很严，作业不多，每天一小时足够完成所有作业。是一段很轻松，没有压力的日子。我其实就是比较好奇，所以就学得多一点点。

校园的学习氛围非常好。篮球场边有一个常常的木板专栏，大概两个月会发同学的优秀作文选。我们班的许艳文的作文是登得最多的，我只被选登过一次，很短的作文，题目不记得了，登在靠边的地方。比我们高一级的同学黄百炼的一篇《抠师傅》，写的是学校的老工友张银山师傅为了给学校省钱特别抠门的故事，等在中间最醒目的地方，令我印象深刻。

到了1972年，上面要求开始严格，口号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后来叫教育回潮）。 这时学校和老师在教学上开始抓紧了，考试也逐渐变难。到了秋季，县教育局决定举行全县中小学生统一考试，目的是检验教学质量。

记得考试是在冬天，最可能是1973年1月，因为那年的统考代替了期末考试，或者说期末考试与统考合二而一，所以放在期末举行。

考试很正规。考前所有的班级全部打乱，重新编号。我们班在一楼，但考试的时候，我被分在楼上的一间教室，周围都是其他班的同学，相互不熟悉。

考了数学，语文，可能还有物理，化学。我做题很快，每次都是我们考场第一个交卷。走出教室，有时别无他人。但有时下楼时会看见一个女生在楼梯转角，我有点吃惊：“她比我做得还快？”。但那时男女界限严重，男生女生之间不说话，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说话。

考试结果，我有幸考了我们年级全县总分第一名，那个楼道里碰到的女生叫董洁林考了第二名，我班的许艳文同学考了第三名。

不久邓小平复出，更加强调要抓教育质量。我们这时已经进入高一（初中只读两年），虽然换了老师，但学校的学习空气仍然很浓厚，同学都很努力。我爸爸还在高一安排了历史课，他兼任我们的历史课老师。他虽然只是师范肄业，但因为酷爱历史，对于教我们历史入门课还是非常胜任的。

高一我们有了农基，就是农业基础知识课，有点像现在的生物课。老师是吴先贵，一位很和蔼的老教师。吴老师和另外一位李明儒老师是芷江中学学农基地的创立者和管理者，长期生活在离城十几里的野鸡庵，一座需要半小时爬上去的山。上面种了药材，农作物如玉米，荞麦，红薯，油菜等。学生每年都会轮流去学农基地劳动一周，都是他们带着。要上课他们就下山步行来学校讲课。常年在山上劳作，黝黑的皮肤，很像农民，不像老师。

记得他当年考试考了“作物最需要的三大元素是什么？”我知道从肥料的观点来看是氮磷钾，但组成作物的最主要的元素是碳氢氧。那是填空题，我填的是碳氢氧，但边上我解释了，如果从肥料的角度看则是氮磷钾。他给我打错，虽然他承认他看了我的解释，知道我理解。但答案是氮磷钾，我填的是碳氢氧，所以是错的。不过那就是几分的题，对总分影响不大。

有两件事改变了当年的政治气候。第一件就是1973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这事大家知道，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件也是1973年发生的马振扶事件，就是河南的马振扶中学一个女生考英文不会，就在卷子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她被班主任和校长批评，并勒令写检查。女生想不开，自杀了。这事捅到江青那里，派了工作组调查。最后逮捕了班主任和校长，判了刑。

这两件事后，政治风向大变。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大学入学不再有考试，中小学也不再抓教学，又走回政治挂帅的路上去了。我们从1973年高一下学期就不再考试，老师也不怎么教了。只有化学老师张学成还认真地教，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当年30多岁，一副深度眼睛，比杨老师还要书生气。他不管你听不听，他都按照要求讲，只是不怎么考，大气候如此。但他总说：“知识还是有用的。你们现在不好好学，总有后悔的一天”。为此他还被一些学生写大字报，说他“鼓吹白专道路”。但张老师仍然还是说“知识是重要的，现在不学将来会后悔的”。当年我就得益于认真听了张老师的讲课，77高考时我化学考了48分（总分50，因为物理化学一起考，各占50%），是各科中考得最好的，而化学复习的时间却是最少的。这也是后来被没有报的北大化学系录取了，因为我写了“服从分配”。

高二就更松了，到了高二下学期就只有“体育班”，“文娱班”，“学工班”，“学农班”等，说将来可以对社会有用。我报名了体育班，基本就以打球为主。没有考试了，就是玩。

我可以说，我们从1971年2月入学，到1974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是认真学了东西的。尤其是1972年这一年是最有收获的一年。

1977年恢复高考，芷江县的考生是怀化地区考得最好的，成为芷江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事件。其中主要是我们年级，和比我们高一级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我们都经历了那宝贵的两年多的“教育回潮”（也叫“教育复辟”）。今天看来，这段时间是文革文化沙漠中难得的一段时期，芷江中学抓住了机会，让我们沐浴了一点点文化知识的雨露。而1973年1月的芷江统考是为我们1977年高考做了一次预演，为我们在77高考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写于202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