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前那一批青年团创始人，又钦佩，又惋惜。他们富有激情，勇于献身，但幼稚单纯，怀着自认为崇高远大的理想误入歧途，不仅自己在革命绞肉机中毁灭，也给中国造成百年坎坷。而他们创办的青年团组织，百年后也沦为“党棍培养基地”


　　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苏俄喂养的双胞胎

　　《伐林追问》第20期 2019年11月13日首播

　　◆高伐林


　　由于中国国庆70周年阅兵，头发花白的胡锦涛露面，引发了人们对他执政年代的缅怀，连带也让被习近平打得七零八落、压得溃不成军的“共青团派”，重新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记得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后，当时“明镜火拍”主持人陈小平采访我，要我谈谈“共青团派”——之所以要我来谈，不外乎因为我在八十年代曾经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过一段；后来对关于共青团派背景官员的某些离事实甚远的说法，例如传言令计划“是胡锦涛在团中央主政时的秘书”之类，曾经撰文订正，杜绝以讹传讹；我还曾协助和编审过与共青团派、共青团史有关的专著和人物传记……不外乎有这些渊源吧。其实，我当时在团中央机关是小办事员，离开共青团机关已经三十多年，出国也有二十多年，对共青团和“共青团派”也就隔膜得很了。不过我难以谢绝陈小平的采访要求，还根据访谈的录音写成文章。当时我还说：将我对“共青团派”问题的感想都一吐为快，就此画个句号，希望可以永远置诸脑后了。没想到，过了两年，一在屏幕上见到胡锦涛，把这个题目又翻出来了。
　　我今天想谈谈更久远的话题。不知大家是否清楚，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究竟谁的资格更老？中共没多久真可以挂出“百年老店”的招牌了，共青团呢？
　　翻开共青团的小册子中，往往会读到这句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并领导的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这套官方说辞，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指出了共青团的由来、性质和地位。说共产党“领导”共青团，没错，中共一党专政，要领导一切，当然包括共青团；但是说共产党“缔造”共青团？这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各种思潮涌进中国，相继爆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左的风潮十分强劲，中国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一知半解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俄为师进行探索。
　　“一九二○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段话，是记载在1922年创刊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第八号，收进共青团一大文件。经过史学界考证，“八月某日”是8月22日。
　　“五四运动”第二年，1920年5月以后，在第三国际远东局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等人在上海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几乎是同时，许多青年反对黑暗现实和封建礼教，从学校和家庭出走，找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杂志社，要他们指点迷津。共产主义小组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和张太雷，于1920年8月，在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习惯上用英文简称“S.Y.”。

　　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建立中共和青年团，他带来了活动经费。

　　施存统参加发起青年团，后去日本留学，俞秀松担任书记，主持团务。最初只有八名团员，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中积极发展，不到一个月，就达到30多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等人都是最早的团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都加入了青年团，他们除了个别人如陈独秀，绝大多数是“90后”——19世纪90年代出生：俞秀松，1899，张太雷，1898，施存统，1898或者1899（权威词典上都说法不一）。

　　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

　　如果要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算作共青团的生日，那么，就可以认为，共青团跟中共的资格同样老，如果不是更老的话。所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实在是一句假话。中国翻译家曹靖华就说过：“中国是先有团，后有党的，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
　　团的机关设在当时上海法租界一个普通民居——霞飞路渔阳里6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在这里开办了中国党、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在学员中发展团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渔阳里6号。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比上海晚了两个月，是由张太雷等1920年10月建立的，邓颖超也是天津团的创始人之一，她更年轻了，是“00后”，1904年出生，参与创办的时候刚过16岁。北京、湖北、广东……也都建立了团组织。
　　长沙的青年团，是毛泽东在1920年10月接到陈独秀从上海寄去的青年团章程以后酝酿筹建，12月下旬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不得不说，毛泽东在宣传动员和组织确有天赋。新民学会中的骨干如郭亮、夏曦等，都被他忽悠成了青年团员，在安源、水口山、长沙等工矿区建立团组织，两年多工夫，到1923年上半年，发展团员达二千多人。工人中有个组织叫“湖南劳工会”，头头是工业学校毕业的两个青年学生黄爱、庞人铨，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抨击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和军阀差不多。毛泽东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他们入团，把“湖南劳工会”也争取了过来。后来这两人黄爱和庞人铨在1922年1月17日被杀害。
　　当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有各派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信奉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意见分岐，互相冲突。当时北京的团组织里竟还混入了北洋政府的密探。在北洋政府档案中，一名叫“关谦”的密探参加了数次关于北京青年团的会议，并留下了许多情报资料。
　　1921年5月，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一度解散，停止了活动。解散的直接原因，首先就是：没钱了。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没钱，就买不起纸；没钱，就付不了印刷费；没钱，就发行不了宣传品。当时党团活动的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的资助——背后当然是苏俄掏钱，所以有人骂共产党是“拿苏联卢布”，这并不是造谣。我读到一个资料上说，维经斯基到中国来，随身带来价值达十万美元的珠宝。1920年底，财神爷维经斯基回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青年团难以维持日常运作。
　　还有一个原因，是1921年5月1日，青年团举行隆重的纪念劳动节集会散发传单，惊动了当局，法国武装巡捕出动对外国语学校搞“清理整顿”，说学校“没注册”，是非法办野鸡学校，学生都遣散，青年团总部只好歇业。
　　俄国操纵的共产国际雄心大得很，不能看着中国英雄汉被一文钱逼死。1921年7月，他们策动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看中了青年团这批失散的骨干，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会上决定了吸收团员入党。另一个办法是重新集结青年团。少共国际派张太雷回国召回老团员，1921年11月，停了半年多的青年团正式恢复了，并明确“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过考虑到当时环境严酷，也为了避免吓跑一般青年，在当时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中，对外只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922年1月初，留学的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回国，他来领导临时团中央。到1922年5月，成立团组织的地方已有17个城市，团员总数达五千人，多数是工人，其次是学生。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选在这一天，在广州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选在广州？

　　青年团一大旧址，现在开辟成纪念广场。

　　原来，为插手主导团的一大，青年共产国际派代表达林来华。1922年3月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商讨，地点原来定在上海。但是上海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很不安全。而广东深受孙中山思想影响，革命形势大好。广东青年团的负责人谭平山建议，来广州开吧，这里比较自由。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有80页用毛笔书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议记录。其中有年仅24岁的会议主席张太雷的开幕辞。开幕式从中午1时开始，他简短有力地宣布：“现在宣告开会，请奏乐。”

　　中共为纪念中共和青年团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发行了邮票。

　　奏的什么乐？不知道。但“请奏乐”这三个字说明当时尽量隆重。奏完张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位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罢。”团一大的代表有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俞秀松、谭平山、陈公博等25人，代表上海、长沙、武昌、北京、天津等15个地方团。从档案看，提出的斗争对象是军阀和帝国主义。“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
　　然后是代表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加入少共国际等6项议案。还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施存统被推为书记。如果共青团的生日从1922年5月5日这次一大算起，当然就比中共要晚出世十个月。但其实与中共是同时怀胎，可以说就是双胞胎、连体儿。
　　在中共初期、青年团初期，各方面都不正规，党团关系既亲密又含糊。罗章龙在回忆北京1920年下半年建团说：“当时党团是不分的。”活动内容，团与党完全一样，常常会议党团同开、决议党团同发；成员互兼，组织发展标准也大体一样。
　　“党团不分”，首先因为当时中共小组的创建者同时也是团的创建者，如上海陈独秀，北京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湖南毛泽东，武汉董必武，广州谭平山，都是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团员干党的活，党员（或者说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干团的活，要想分清哪是党的活，哪是团的活，怎么分得清？
　　还有一层：当时党的发起是秘密的，而青年团的活动可以公开或半公开，这些团组织便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或党组织的策划下出面。当时许多工作究竟算党的还是算团的，是掂量其“合法性”如何：能够公开搞的，就挂青年团的名；只能秘密进行的，就由党组织主管。渔阳里六号是青年团总部，渔阳里二号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住处，是《新青年》社的地址、也是中共党部。渔阳里六号和二号，交往方便，更有利于青年团与党合作。
　　青年团的创始人后来都有非常曲折、令人感叹的身世，今天我只讲讲俞秀松。
　　俞秀松17岁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与施存统是同窗，当时任教的有《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这是一个很带共性的现象：师范学校集中了很多左翼师生，成为后来革命骨干——浙江第一师范，毛泽东所上的湖南第一师范，都是例证。因为师范学费很低甚至免费，成为城乡中下层家庭青年求学的首选。他们从自己的穷困家庭和个人经历出发，敏感世道不公，反抗性更强。

　　湖南第一师范走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革命者，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0年6月，俞秀松跟陈独秀等共五人发起成立“社会共产党”。在施存统去日本、陈公培（不是“陈公博”）去法国，陈独秀离开上海后，“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工作”。1921年3月，应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俞秀松从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因此错过了中共一大，否则他极有可能作为浙江的代表出席，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莫斯科开办了中山大学。1925年，受中共委派，俞秀松带领一批青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参加洗脑，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纳里曼诺夫。不曾想，在苏联时与王明翻脸，却成为俞秀松后来悲惨命运的起源。
　　《毛泽东传》的作者潘佐夫介绍了这段缘由。1927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狄拉克被认定为托洛茨基派托派分子而撤职，副校长米夫原本是校长一职的首选，但是此时他和自己最喜爱的学生王明一起正在中国，由教务长阿古尔暂时代理校长，俞秀松则是阿古尔最青睐的学生。围绕着校长职位的权力斗争到最后，米夫取代了阿古尔成为校长，王明对俞秀松的打压也从此开始。192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上街游行，在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打倒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便成了斯大林的重点清查对象。喊口号者是江浙口音，而俞秀松正是浙江人，王明汇报称中山大学有一个以俞秀松为首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派组织。后来经调查这一组织并不存在，俞秀松没有任何反斯大林行为，但这个梁子就结下了。
　　1935年6月，苏联共产党派出25人到乌鲁木齐，对亲苏、甚至要求加入苏联的“新疆王”盛世才搞统战，俞秀松担任领队一职。公开职务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还兼任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等职，俞秀松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联共党史》等课程，成为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的第一人。

　　“新疆王”盛世才与家人在一起。他差一点将新疆送给了苏联。

　　俞秀松娶了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这当然是一桩完完全全的政治婚姻，是斯大林直接下的指示。苏联和盛世才各有所图，通过这桩联姻，加强苏联与新疆的关系。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由苏联返回延安。临行前，王拜会斯大林时，说了俞秀松等人很多坏话，要害是说他是托派，斯大林对这一点最敏感。12月10日，苏联内务部下达了逮捕俞秀松的命令，半个月后，盛世才接到指令，将俞秀松等人都抓起来了。1938年2月8日，康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说“俞秀松等人是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是陈独秀最好的干部”。1938年12月，俞秀松被押往莫斯科；1939年2月被枪决。
　　回望百年前的那一批青年团创始人，不由得心情复杂，又钦佩，又惋惜。他们富有激情，勇于献身，但是幼稚单纯，怀着崇高远大的理想，却误入歧途，不仅自己走向毁灭，也给中国造成了百年坎坷，甚至他们创办的青年团组织，百年后也沦为“党棍培养基地”！
　　共青团的另一位创始人施存统的人生轨迹更为复杂，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讲。


　　伐林补识：
　　在中共创始人的回忆录中，经常读到“维经斯基”“威金斯基”“魏经斯基”“维金斯基”“威经斯基”……慢慢，人们推断出来这是同一个人，译名百花齐放。维基百科介绍：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沃伊京斯基（1893年4月5日－1953年6月11日），本名扎尔金，汉名吴廷康，亦曾用魏琴，俄国犹太人，共产国际创立初期人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初创时期经费的实际提供者……
　　我在把视频节目整理成文字稿时，必须有所规范。我决定，除了引用原始文献（中共文件、当事人回忆录等等）时保持原貌不作改动，在我自己的叙述中统一为“维经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