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层决策，看上去多么高大上，多么伟光正，官媒上这个夸“高瞻远瞩”，那个夸“深思熟虑”，其实最高层决定省部长和最基层提拔科股长一样，多数同意、一人反对就否决的怪事实在不少见，甚至还有一人提议、多数没表态，就算通过


　　人大通过的决议抵不过中共领导人一句话

　　《伐林追问》第18期 2019年11月08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节目，我提到《进出中组部》这本书电子版在网上流传，甚至传到我这儿来了。节目播出后有观众很感兴趣，写跟帖希望我发给他们电子版。这真让是我哭笑不得：您找谁要也不能找我要啊。我受明镜出版社委托，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要说这本书的资料，我这里当然是最全的，作者阎淮先生非常认真——清华工科毕业的嘛——精益求精，改了又改，几年中一稿二稿三稿，我这儿都有，作者提供了上百张照片，都是我扫描制作的。但这本书的版权并不属于我，我哪能不经过出版社和作者允许，擅自散发呢？这不仅是违法侵权行为，而且也违反职业道德、破坏了出版社、作者与我的契约关系。

　　阎淮回忆录《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

　　二十年来，明镜旗下的几家出版社，包括专出电子书的国史出版社，经过我的手有几百种书，像国史出版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这个系列中，光是《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2016年出版了36册，2017年又出版了10册续编，一共出了46册电子书。这套书由宋永毅主编，编委有七八位，都是在美国和中国任教的历史学教授，我是国史出版社委派的责任编辑。但我说，这套档案资料其实是中共编的。
　　现在有些人，因为多种原因，包括对现实政治和现实路线不满，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真正是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广西壮族自治区是这场内乱的重灾区。广西掌权者在文革中以所谓“正确路线”的名义，大搞派性镇压，造成全区冤假错案20万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达85000多人。“文革”结束后很长时间，由于以派划线用人提干，各级领导岗位上有很多人抵制平反，盖子始终揭不开。一直到进入文革结束的第七个年头，1983年3月，在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督促下，对广西区党委班子做了调整，在全广西范围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简称“处遗”），全区共组织了10万人的“处遗”调查组、工作组，历时4年多时间，直到1987年7月基本结束，1984年后“处遗”结合整党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平反冤假错案，追究部分人的政治和刑事责任，全区共处分了53000多人，其中国家干部18000多人。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是国史出版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中的一种。

　　1987年，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把全广西各地、市、县在“处遗”、整党中形成并经当地党委审定上报的“文革大事件”材料，以及这个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件》、《广西文革大事记》编印成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堪称一份最翔实、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
　　从这套难得的史料，我们既能通过广西这个缩影，了解当时的中国如何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入深渊，又能看到“文革”如何释放出人性中的残忍和丑恶，将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变成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活埋灭门、腥风血雨的人间地狱。
　　抱歉我扯远了，一提起这些话题，我的思绪常常就信马由缰，收不住闸，总希望更多的人读到这些档案，了解真实的历史。把话题拉回来，我的意思，作为编辑，岂能将书稿随意散发？说回《进出中组部》，电子版在网上和自媒体上传播，我没有这个能力干预，但我至少能管住自己。这里向大家解释一下，希望有兴趣阅读的朋友，到书店购买，如果书店脱销了，可以请书店向明镜集团订购。这本书很有信息和思想含金量，您买是不会后悔的，已经引起广泛重视，李锐和杨继绳为之作序给以高度评价，我看到哲学家徐友渔教授至少有两期《友渔读书》节目，专门评述这本书。

　　哲学家徐友渔教授在《友渔读书》节目中三次解读阎淮回忆录《进出中组部》。

　　我再接着说胡锦涛。
　　最近因为做《伐林追问》节目，我将胡锦涛的履历重温了一下，有一个小小的发现：他的两次调动，都非常突然，都是在刚刚一本正经地走了选举的过场之后，被上级一把抓走。甚至让我感觉，上级就是有意要表示出不把民意、不把选举的程序当回事，有意要强调干部的命运由党掌握、由上级掌握。
　　选举结束后就调动，在中共体制中司空见惯，对落选者甚至调到一个更高级别的岗位，也不是新鲜事。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陈元就经历多次。1987年，陈元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商业外经外贸部部长、市体改委副主任，那年中共的党内民主试图从差额选举起步，12月，北京市开党代会换届，党代表要从55名候选人中差额选举出50名市委委员。
　　中央、中组部和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都商量好了，让进市委常委还不到一年的陈元更上一层楼，升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这种揠苗助长，引起党代表的反弹，陈元竟在全体党代表的选举中遭遇滑铁卢，成了那差额下来的五人之一，没能选上市委委员！冷水浇头，市委副书记之梦就此泡汤。

　　1987年，陈元进北京市委常委不到一年，又要再提为市委副书记，党代表用选票说“不”，也挡不住他的青云路。

　　时任中组部部长、对陈云一直忠心耿耿的宋平，及时伸出援手，任命陈元为央行副行长。中共高层人事专家高新对这一段情况很熟悉，他说，这一任命，也因此种下了日后的陈元连续三届全国党代会落选的祸根，第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在中央国家机关落选了党代表，第二次和第三次是分别在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上，两次被提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均遭到党代表们的无情否决，只好屈就了两届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我这里说胡锦涛遭遇的还不是这种情况，不是落选了，而是当选了，但是当选之后就被调走。
　　第一次，是把他从团中央第一书记，调到贵州当省委一把手。
　　以前我说过，胡锦涛从1982年年底当上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很快就实际上主持全团工作，因为王兆国生病，又跟随胡耀邦下去考察，尤其是1984年5月，王兆国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一年半之后，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根本不可能分神主管共青团。半年之后，在1984年11月，共青团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出胡锦涛为第一书记。
　　几乎就在当选之际，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等人，就盘算把胡锦涛调走了。
　　上一期节目我说过，1985年春天，他们一度打算将胡锦涛调到中组部，接替尉健行空出来的常务副部长职务，结果薄一波说了“嫩了一些”而搁浅。
　　那时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与保守势力明争暗斗了好长一段时间，此时终于部分得手，迫使邓力群让出中宣部长的乌纱帽，专任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长这个重要岗位由谁接替？胡耀邦等人又一次将胡锦涛列入了候补名单之中。但是与前一次一样，薄一波等老人还在那儿呢，他们认为胡锦涛当中组部副部长“嫩了一些”，当中宣部正部长，岂不更是“嫩了一些”？眼看胡锦涛肯定仍然过不了老人这一关，在酝酿人选时，比较多的人倾向于把上任刚刚三个月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调来接任中宣部长，“让胡锦涛到贵州去替换朱厚泽”的主意也就达成了共识。
　　据传，是乔石首先提出了这一主意，他是一番好意，想既让胡锦涛到省里锻炼锻炼，增加一点资历，同时也暂时避一避某些元老对他的非议。也有人说，是胡耀邦率先提出的。总之，胡锦涛就这么当上了“夜郎国”的封疆大吏。
　　1985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决定：任命胡锦涛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随后他又被相应地任命为贵州省军区政委。
　　这个时候，中央根本没人在乎这一点：胡锦涛几个月前刚刚被一百几十名团中央委员投票选团中央第一书记。
　　我在此前节目中说过，胡锦涛在去贵州之前，向中央推荐让团中央书记处最后一位书记、还保留着军籍的宋德福接任团中央书记。阎淮在他的《进出中组部》中，告诉我们另一部分的情况。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

　　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的刘延东，左为王兆国。

　　1985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升任贵州省委书记，我们中组部青干局当然提出第二书记刘延东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继任人选时，万里突然发难：“1976年‘四五事件’时，刘延东是工厂宣传科干部，带领棒子队到天安门镇压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一时众书记无语。余秋里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见缝插针：“我们总政组织部青年处副处长宋德福也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可以当第一书记！”于是，无异议通过。这个典型个案说明：最高层中央领导决定省部长的决策会议和最基层提拔科股长一样，一人反对就否定，一人力挺就通过。人情社会，一般不会为不相干的下属当面与同级意见相左。

　　阎淮的这段讲述，也让我甚有同感：中共最高层决策过程，外人看去，民众看去，多么高大上，多么伟光正，官媒上这个夸“高瞻远瞩”，那个夸“深思熟虑”，其实未必慎重。前几天中共开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治理现代化，我不清楚现在的决策程序是不是规范了一些，表面上或许要好一点吧？但我了解的三十多年前，中共最高层决策，不少时候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多数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过的怪事实在不少见，像我介绍的薄一波和万里一句话，就拦住了重要的任免；甚至还有一人提议、多数没有表态，就算通过的更怪的事。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198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中宣部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最后一次筹备工作会──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可以说是中共的“怪胎”，“三热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中共党内竟成立专管“热爱党”即热爱自己的机构，岂非咄咄怪事！
　　“全民文明礼貌月”，现在的观众可能也很陌生了。1979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将每年的三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2月份只有28天，1985年2月27日开这个会，这就是在3月到来的前夕，最后一次检查筹备情况。

　　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左二）、彭真（左一）和万里（右一）合影。

　　这个会是主管官员参加，我没有资格与会。但我所在的团中央包括我们宣传部，好几位官员出席，所以我对会上的情况了解还比较清楚。且说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自系统的筹备工作，汇报完后，中宣部顾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副主任廖井丹，最后作了小结和提了要求。快要散会时，挂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主任头衔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万里赶来了，他要讲几句话。刚开口，全场就都傻了：“‘文明礼貌月’活动搞了几年，看来各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一阵风比较多，效果不好。昨天我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了这个事，定下来今年就不搞了。”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连廖井丹也当场愣在那里。全国人大虽说处在中共的政治系统的边缘，但好歹字面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煞有介事地正式做出的这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决议，要改变、要作废，也要装模作样地走个程序吧？怎么党中央书记处就这么果断干脆，说声“不搞了”就不搞了？须知，后天就是3月1日呀，全团上下、全军上下、全国上下，已经筹备多日，马上要开始各种活动了，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等等，都已经准备好，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千军万马齐上阵了。不搞了？那怎么向辛苦了好一阵子的民众和干部交代？
　　那个年月没有手机。团中央参加会议的胡锦涛和刘延东散会后，赶回自己机关，马上给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的王兆国打电话，探听内部消息。王兆国说：是啊，昨天党中央书记处是开了例会，商量完了预订的议程，快散会时，万里同志发言，说“文明礼貌月”搞成了一阵风，建议今年不搞了。他讲完其他书记没有人再发言，就这么散会了。这件事就算这么定了！

　　每年三月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一度很有声势，但流于形式。

　　“文明礼貌月”这种活动，劳民伤财，轰轰烈烈外面光，确实没有必要搞。但是这么轻率地抛弃，让人气结。尤其是万里还算是当时中共党内著名的开明派，是公认的还算有一些现代民主意识的元老，法治观念竟也如此淡薄，视人大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等于零，就更令人沮丧了。其他人等而下之，就更不用提了！
　　刚才我说胡锦涛的两次调动，都非常突然，都是在刚刚一本正经地走了选举的过场之后，被上级一把抓走。1985年从团中央调到贵州算一次，另一次是1988年8月，他主持召开中共贵州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上一届省委作了工作报告。8月28日，再次高票当选连任为贵州省委常委、书记。但是刚刚三个月，他就接到中央的调令，从云贵高原，向西登上青藏高原——到西藏自治区当党委书记。调他到西藏，是中央早就酝酿的，还是临时点将呢？如果是早已酝酿，何必要他在贵州又做报告又当选？如果是临时点将，像治理西藏这么重要、这么复杂、这么敏感的事，怎么能这么仓促地推他上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