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在流行乐坛之前，政坛上先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从中国西北边陲的甘肃脱颖而出一批“黑马”，成为京华新贵，甚至最终攀上政坛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工矿企业打拼出头的，赶上特殊年代的特殊机遇，“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中国政坛上有个“甘肃帮”吗？
《伐林追问》第14期 2019年10月30日首播
◆高伐林
中共干部队伍中，与甘肃有某种渊源的挺多，虽然没有像“上海帮”“江苏帮”“广东帮”这样的名目，说有个“甘肃帮”，但是正国级的就可以数出好几个。我这里说的，还不是那些去“镀金”干三几个月就高升的，而是至少要干五六年以上。
有哪些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呢？——胡锦涛，68年到82年，在甘肃干了14年多；他的伯乐宋平，1972年，出任甘肅省委書記，1977年当第一书记；1981年调回北京，干了近十年；乔石，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五十年代中期到1962年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任设计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跟胡锦涛完全一样，也是1968年到甘肃，后来当地质力学队副队长、省地质局副局长，也是1982年离开兰州到北京地质矿产部……
胡锦涛与温家宝都曾在甘肃工作多年。
政治局常委乔石曾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工作多年。
副国级也有好几位——所谓副国级，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这一级。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仪，大学毕业后1962年至1965年在兰州炼油厂车间技术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军中特大老虎，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几进几出兰州军区，在十九军提拔上来，一会儿回兰州军区当作战部副部长，一会儿回去当军区副参谋长，最后当到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王刚，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几乎同时，被分配到建工部驻甘肃的七局，工作十个寒暑……
军中大老虎郭伯雄，出自兰州军区。
说来也巧，有四位都是1942年出生，都属马：郭伯雄7月出生，温家宝9月，王刚10月，胡锦涛12月。当年他们都可以算是“黑马”，2012年一起组成最高权力圈时，正是年满花甲，60岁的识途“老马”。但是有人像郭伯雄，马失前蹄，其他人能不能算马到成功？或许还不是“雪上空留马行处”，但是我想他们也绝不会感到“春风得意马蹄疾”。
甘肃走出来的部长、副部长级的就更多了：陈光毅，从甘肃省冶金部门任技术员干起，三十个寒暑，到1986年才从甘肃省长岗位上，一家伙从西北大对角到东南，到福建当省委书记，后来当民航总局局长；顾秀莲，1961年至1964年在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工作，后来曾任江苏省长、化工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
还可以数上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柳斌杰，他1969年到1978年在甘肃白银公司，从工人、工段长干起，一直干到副矿长，去读研究生。读完到团中央工作，当到宣传部部长，最后一个职务，是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对推动中国出版体制的改革、开放、搞活，下了很大工夫。退居二线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清华新闻学院院长。
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在甘肃白银公司工作。
我们知道，胡锦涛时代也是禁了书的，例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胡发云的《如焉》……直接出手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2011年宣布八本书禁止发行。但我想柳斌杰署长应该也知情。对于禁这些书，我当然反对，这些书首先就不该禁，其次你禁得住吗？反而扩大了影响，胡发云曾经对我说过，本来这本书出版了好几年，也不算火，一禁反而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当局禁书帮了大忙。
话再说回“甘肃帮”。这些人，可以肯定并没有结成帮，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在甘肃工作时，互相都不相识。与其说“甘肃帮”，不如说政坛上刮起了一阵“西北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政坛西北风”其实不完全是偶然因素凑到一起才刮起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说道说道，这里只说两点：
考察起来，除了宋平是老革命家“一二九干部”、郭伯雄是军旅出身，其他这些人，不知各位是否看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乔石、吴仪、胡锦涛、温家宝、顾秀莲、王刚、柳斌杰……都是从工矿企业干出来的。有的是科班出身、专业对口，个别的没赶上文革前考上大学，在企业基层锻炼成才。——这或许也可以算是规律吧：开国建政第一代掌权者是打天下的功臣，第二代就该是工程师、技术官僚接班。
再一个共同点，所有这些人，都拜中共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做出的加快提拔青年干部、加快新老交替这一决策之赐，不管当时他在哪一级岗位上，是省级，还是处级，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都加快向上流动。邓小平他们对文革中火箭干部很不满意，不会把一个工厂初中文化的保卫干事，一下提为党中央三把手，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迫于形势，还是强调要大胆使用、破格提拔。所以像胡锦涛、温家宝都跳了级，从副处提到副局；还有一些人尽管被安排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但是在每个台阶上都是蜻蜓点水，只当作跳板。
宋平并不是将胡锦涛放在一个省建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就算完了。他看好胡锦涛是担当党国重任的“栋梁之材”，他要为胡的晋升创造更多条件。胡锦涛在省建委副主任的椅子还没有坐热，1981年1月，宋平应他的老同学姚依林之召，调回北京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行前他不忘安排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这一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厅局级官员，换句话说，就是省级副省级的预备队，有142名学员，为期一年。进入这个培训班，虽然眼下是省管干部，但是进了中央组织人事部门的视野，前途无量。
中共中央党校。
到现在还有人推测，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蒋南翔也在党校主政。胡锦涛到共青团中央当二把手，想必伯乐是蒋南翔。蒋作为清华帮主，本来就一有机会就到处起劲地推销清华学子；再说他文革前在清华首创政治辅导员制度，让学生也兼职，胡锦涛就是其中佼佼者；蒋南翔建国后又当过共青团中央首届副书记，有这几重历史渊源，若团中央要干部，他能不加倍卖力地推荐胡锦涛吗！
我不得不说这是想当然——在当时，以及现在，这一类的“想当然”比比皆是：胡锦涛是1982年7月20日从党校培训班结业，而蒋南翔是这一年九月，中共开过十二大之后到中央党校的，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影响。正是这次党代会，胡锦涛还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竟然成了甘肃省出席十二大的代表，更被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这当然有宋平大力提携的功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是胡锦涛自身的各种条件凑合到一起，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
中共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十二大之时，中央为了加紧培养“红色接班人”，规定了年轻人的比例。筹备期间邓小平发话：要有50个50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说：“这个要求不算苛刻。”“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党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邓小平这个要求在十二大上实现了。当选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人有211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120人，55岁以下者接近三分之一，达到112位。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团的十一大。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是韩英，早就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不入眼，正在天南海北地物色接任人选，标准有四条：一，年龄在45岁以下；二，有过青年工作经验；三，既有学历又有基层工作经历；四，政治思想过硬。这四条，正像为胡锦涛量身打造的！
1982年，对于胡锦涛来讲，简直是喜报连翩而至，让他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地落到他的头上，这里我再捋一下线索：
甘肃省委内定他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他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来参加省团代会，正式走马上任；因为有了这个内定，进入了团中央领导班子候选名单，年龄难能可贵地符合标准，所以当上了党代表，又成了党中央候补委员；因为是党中央候补委员，党校结业回甘肃就当团省委书记，三个月后又率团到京，在1982年12月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大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中共十二大的最后一幕，报纸当时没报，也没公开发表照片。李锐后来回忆：大会就要结束了，传来耀邦的话：新进中委的中青年，要我选出30至40人向政治局作介绍，先印出简历。此事可说是驾轻就熟，很快就办好了。大会闭幕当天在人大会堂的一个厅，记得叶帅、小平、陈云、先念、邓大姐、彭真都到了……耀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绍。老人们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
看了李锐这番话，我查了一下，1982年9月13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常委以后，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39位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新人，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掘和拔擢了这么多后起之秀，在胡耀邦是一件不小的成绩，让这些将要挑起重担的新人同元老们见面，让他们亲眼看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也好放心。
元老们在前排就座，新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李锐一一点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走到会议厅正中间，一边听李锐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接受元老的仔细端详。
第一个上来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李淑铮。这39人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5岁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
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
胡锦涛出场亮相，李锐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39岁，职务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元老，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刚到北京任职的胡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