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自小以天下為己任，輕名淡利。

全天下窮苦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是他最大的願望。

建國後，國家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在生活方面，毛主席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日常生活起居用品，他都是能省則省，常常是一些東西用得實在不能用了，也捨不得扔掉。

據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回憶：解放初的一天，中央機關的行政處長拿來一份圖紙，要給毛主席翻修房屋.

他當即予以嚴厲批評：“全國人民捐錢捐物支援前線，你為什麼就不想想前線而只想到我的房子？我在這裡多點一盞燈都捨不得，你就敢花那麼多錢？”

毛主席反對一切特權思想，尤其反感突出個人、脫離群眾的做法。

&＃65532;
一、堅決不讓給自己鑄銅像
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些省、市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後來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多次提出為毛主席豎立大銅像或授予毛主席最高榮譽勳章等提案，均被他回絕。
1950年5月20日，瀋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定在市中心修建一座開國紀念塔，並擬在塔上鑄毛主席銅像。

為此，市政府致函中央新聞攝影局，請求代攝毛主席全身像。

毛主席在來函“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這是可以的”；在“鑄毛澤東銅像”旁批“只有諷刺意義”，同時在新聞攝影局的公函上正式批覆：“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

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得知湖南正在為他修繕韶山故居和修建從長沙通往韶山的公路，馬上寫信給湖南省委負責人黃克誠等：

據說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正在進行在我的家鄉建築一所房屋並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

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市第二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送請政府“建議中央考慮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的提案上，毛主席批示：“不要這樣做。”

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主席最高榮譽勳章的提案。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於1954年8月4日給中央電報請示，大會是否可以通過此提案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毛主席8月6日告鄧小平：“請即復不要通過此項提案”。

直到“文革”期間，毛主席仍反對為他塑像，他曾於1967年7月5日批示：

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颳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次，發出指示，加以制止。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國內某些單位和群眾給黨中央、給他致敬、祝賀、送禮等做法，一再嚴加制止。

1951年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轉發中辦秘書室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

在這個報告中，所說某些黨政機關，動員群眾寫致敬信、發祝賀電以及機關團體和群眾給中央送錦旗送禮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

毛主席投身革命幾十年，領導過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最大的政黨和最多的人口，但他卻沒有留下任何家產。

他留給人民和子孫後代的是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廉潔奉公的公僕形象和“糞土當年萬戶侯”的無產階級領袖氣派。

&＃65532;

二、退還公糧，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
誰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就能夠控制農村，誰就能夠統治中國，就能使中國長治久安。

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毛主席始終關注着農民問題、土地問題，並進行過多次系統調查研究，對貧苦農民懷有真摯而深厚的感情，且一直關注農民的負擔問題。

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從警衛員口中知道了農民詛咒他的事後，經過認真細緻的調查，發現1940年、1941年糧食徵得過多，老百姓負擔太重，所以產生了怨恨。

這讓毛主席深深感到邊區農民的不易，如果再不減輕他們的負擔，黨和邊區政府就要失去民心了。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毛主席一方面號召整個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另一方面採取黨外人士李鼎銘提出來的“精兵簡政”政策，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

經過艱苦奮鬥，陝甘寧邊區人民渡過了經濟上最困難的時期。

與此同時，農民的負擔明顯減輕，幹群關係也大為改善，邊區的安定局面進一步鞏固。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依然重視農民的負擔問題。

1950年2月，政務院規定在新解放區徵收公糧的比率，即：

不到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糧不得超過正糧的百分之十五，即國家徵收公糧一百石，地方附加公糧不得超過十五石。

政務院《關於一九五二年農業稅收工作的指示》規定：

晚解放區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一九五二年應施行統一全額累進稅制，累進稅率從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稅）。

這樣，就可以切實減輕大多數農民的負擔。

1952年10月14日，陳雲報送毛主席一份關於青浦縣小蒸鄉農民情況的材料。

這個材料是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一名學生暑假回家時，遵陳雲之囑作了一點調查後寫成的。

材料反映了由於接連三年農作物歉收、征糧比率過高和人多地少，造成農民生活普遍困難的情況。

10月15日，毛主席看完材料後，立刻批給譚震林（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強調：

陳雲同志所得青浦縣小蒸鄉的情況，很值得注意，茲寄上請閱，並請抄寄蘇南區黨委。

他還說：

據薄一波同志說，他在上海時，已知浙江、蘇南兩區去年征糧太重，華東局決定退還農民一部分。不知此事結果如何？兩區共退了多少？解決了多少人的問題？今年收成如何？征糧數是否大大減輕了？

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毛主席向譚震林提出了自己的具體建議：

召集兩區負責人及兩區若干典型縣的縣委書記到華東局開一次專門會議。在開會前，由你派出兩個調查組，一個往浙江，一個往蘇南，直到幾個縣的鄉村，調查十幾個鄉，專門調查農民公糧及其他負擔的實情，以為會議討論的根據。

最後，毛主席強調指出：

過去因負擔太重無以為生的農民，必須切實解決救濟問題；今年征糧必須不超過中央規定的比率，大大減輕民負。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龔忠武在他的《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一文中寫道：

中國廣大的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從古到今，誰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就能夠控制農村，誰就能夠統治中國，就能使中國長治久安。當然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早就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政治上的這個訣竅，這個千古不易的中國歷史規律，所以中國共產黨勝利了，國民黨失敗了。

&＃65532;
三、廢除貴族學校，嚴厲杜絕特權階層出現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社會中的諸多不公平，往往與特權階層占有過多的社會資源相關。
在封建社會，“一人得勢，雞犬升天”的情況屢見不鮮。

對於共產黨來說，黨員幹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決不允許新的貴族產生。

在這方面，幹部子弟是一個特定的群體，他們雖然不是黨的幹部，但所處的家庭環境，也使他們具有一定的“能量”。

一般來說，幹部子女教育得好，在社會上能夠對黨的形象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起到十分消極的作用，損壞黨的形象，並給社會造成危害。

對此，毛主席一貫強調嚴格要求幹部子弟，防止幹部子弟特殊化。

他認為，那些嬌生慣養、吃不得苦的幹部子弟，不僅是溫室里的花朵，而且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漢獻帝”，有些還是扶不起來的“阿斗”，非常危險。

新中國成立初期，相關部門設立了一些“幹部子弟學校”，為幹部子弟集中提供教育。

據記載，在幹部子弟學校，有學生不聽老師的話，和老師頂嘴，甚至罵老師。

有的學生還說：“反正老師不能開除我，我爸爸還管着學校哩！”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就中小學生費用負擔及生活情況給中央和華北局報告說，目前中小學生所負擔的費用，對於勞動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員來說，是相當重的。

目前中學的人民助學金標準低，名額少，小學根本無助學金。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

計劃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學，公私立中小學一律免收學雜費。

報告還說：

目前幹部子弟學校中，學生所得待遇極不一致，一是學校之間伙食費和津貼費的標準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學校之內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

幹部子弟入普通學校的設有公費生，其公費補助按家長革命歷史和職位分為三等。

上述差別對幹部子弟和一般學生都影響極壞，應該改變。


6月14日，毛主席看到報告後非常重視，當即批給周總理，寫道：

(一）如有可能，應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學。

（二）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請酌辦。

1953年，周總理視察101中學時，明確提出：

幹部子弟不能變成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

兩年後，所有幹部子弟學校被通令逐步轉型為普通中小學，並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學生敞開了大門。

1959年6月，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並聯繫蘇聯的經驗教訓，指出：

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嚴格要求子女方面，毛主席是以身作則的。

他女兒李敏和李訥考上大學後，吃住都在學校里，與大家一樣睡上下鋪，吃簡單而清淡的菜，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和大家一樣擠公共汽車。

由於學校離家遠，警衛們有一次瞞着毛主席，派車去接她們。

毛主席得知此事後非常生氣。

他嚴厲地批評了警衛和女兒，並要求決不允許再用公車接送。

1963年1月4日，他在給李訥的信中說：

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幹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動權就到了你的手裡了。沒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這就好了。

總之，嚴格要求子女和家屬，是幹部作風的重要方面，也是保持黨員幹部清正廉潔的要求。


四、好人不怕群眾，群眾不害好人！
1953年2月16日，正月初三。
深夜23時3刻，大雪飛舞，毛主席乘專列來到闊別25年之久的武漢，考察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情況。

在考察工作之餘，毛主席故地重遊，觀看了東湖、紅樓等景點。

時值春節，武漢三鎮熱鬧非凡。

2月18日，雪後初晴，毛主席又來到黃鶴樓，考察武漢長江大橋橋址線。

隨後，毛主席想去登他熟悉的蛇山。

負責警衛的同志為難地說：“那邊人太多，怕不安全。”

毛主席笑着說：“人多怕啥，壞人是極少數，我們要相信群眾啊。為了不驚動群眾，我們出其不意，就過去了！”

一路上，毛主席興致勃勃，非常開心。

登上山頂後，他看到一位老人正在賣湖北風味的煎豆腐，便走了過去。

來到老人面前，毛主席問他生意好不好，買的人多不多。

老人一時沒有意識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毛主席，只是感到親切、和藹，便高興地說：“我的豆腐好吃，買的人可多哩！”

毛主席仔細打量了老人的豆腐擔子，發現老人的棉衣有的地方破了。

於是，他就關切地問：“你家裡還有什麼人，日子過得好嗎？”

老人回答說：“家裡還有老伴和孩子。解放了，日子越來越好了，啥也不缺。趁過節，我再賣點煎豆腐。”

聽了老人這樣的回答，毛主席才放下心來，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當毛主席準備同賣豆腐的老人握手告別時，一直站在旁邊的兩個小姑娘仿佛從夢中醒來，詢問毛主席的警衛：“叔叔，他是毛主席嗎？”

當得知確實是毛主席時，兩個小孩頓時激動萬分，邊跑邊喊：“毛主席來啦！毛主席來啦！”

一下子，蛇山上的群眾從四面八方向毛主席身邊湧來。

警衛員看人越聚越多，擔心毛主席的安全，便說：“主席，看樣子今天是廟會，人特別多，就別往前走了吧？”

毛主席說：“怕什麼，好人不怕群眾，群眾不害好人！”

在人山人海的群眾中，毛主席緩緩下了蛇山，向江岸走去，登上一條渡船，依依不捨地向大家揮手告別。

在渡船上，毛主席向陪同人員笑着說：“真是下不來的黃鶴樓喲！”
這句話，是有深意的。

1927年春，毛主席在大革命最危急的時候登上黃鶴樓，站在蛇山頭，俯瞰長江，寫下了一首《菩薩蠻·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酪滔滔，心潮逐浪高！

那時候，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留在毛主席心裡的，是傷痛的記憶。前後對比，有着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