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ICHAEL VOGEL 迈克尔·沃格尔

 通讯者：Dmitry Shlapentokh 博士

 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

摘要

 从13 至15 世纪，蒙古人统治了俄罗斯 240 年。 蒙古统治对俄罗斯最大的影响之一是莫斯科的崛起， 它不仅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城市，而且还是这个庞大且不断扩张的帝国的中坚力量。本文探讨了蒙古统治与莫斯科上位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当蒙古人征服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是非常之分裂， 仅仅是一些城邦的集合。而莫斯科之所以值得一提， 不过因为它是被蒙古将军巴图（Batu）洗劫的较轻城镇之一（编年史 82）。到蒙古统治结束时，莫斯科不仅成为了权力中心，而且拥有最终控制一个规模与蒙古帝国相媲美的帝国所需的工具，并持续到 20 世纪末。本文探讨了这种蒙古关系如何使其成为可能。

 目前对蒙古活动的知识主要基于俄罗斯编年史，因为帖木儿在1395年摧毁金帐汗国首都萨莱时销毁了它的历史档案（Halperin 44-45）。因此这些信息来源还因两个因素必须进一步考量。首先，是Halperin所说的编年史家们自己所遵守的“沉默信条”。通过删漏，13 至15 世纪的俄罗斯编年史否认了俄罗斯曾经被征服（Halperin 20）。其次，编年史的许多原始文本在15和16世纪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莫斯科的利益（Paszkiewicz 257）。

 记录详尽的倒是俄罗斯诸公国的统治者的更替和他们的领地划分。在俄罗斯，继承规则是按照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的遗嘱来确定，继任者当是最年长的兄弟（Silfen 76）。由于每个统治者都试图遗馈多个儿子，并安抚任何可能参与竞争的兄弟，所以产生了越来越小的政治单位。这不断削弱贵族，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养活自己（Riasanovsky 64）。这被称为“属地时期”，它使俄罗斯在众多敌人面前严重分裂。纵观其历史，俄罗斯一直被敌人包围，几乎没有任何自然障碍可以保护它。所有俄罗斯政府的主要目标都是国防。维京人、条顿骑士团、瑞典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蒙古人和其他各种游牧民族（俄罗斯南部大迁徙）、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近代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企图入侵俄罗斯， 但只有蒙古人成功了。

 从1237 年到1240 年，蒙古人在两次快速的冬季战役中击败了俄罗斯。虽然对破坏的程度存在分歧，但死者肯定有数十万之众（Silfen15）。在巴图1237-40 年的战役中， 南方遭受了比北方更严重的人口骤减，许多居民被杀或被掳为奴隶。 普莱诺·卡尔皮尼 (Plano Carpini) 几年后在为教皇执行一项任务时穿越基辅地区，他写到在每条路边都能看到无数的骨头和头骨。伟大的基辅城是一片废墟；剩下的房屋不超过 200 间（Paszkiewicz142-143）。莫斯科和特维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森林的保护，而且都拥有有利的贸易地位。许多来自遭受破坏的俄罗斯南部的难民在那里定居了（Hartog 74）。

 “1237-40 年及以后几年的屠杀和破坏是为了让被击败的人民感到恐惧，并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无助”（Paszkiewicz138）。而在1240 年之后，蒙古人的袭击并非不分青红皂白，而是旨在改变力量平衡（并获得战利品）。蒙古人的袭击通过影响各俄罗斯公国的人口规模来影响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Halperin 79）。

 与波斯和中国不同，蒙古人没有占领俄罗斯。庞蒂克和里海草原的巨大牧场离这个庞大的游牧军队足够近以提供支持，因此没有必要实际占领俄罗斯（Halperin126）。入侵俄罗斯的威胁使蒙古人能够在不花费驻扎城市的情况下收集贡品并控制俄罗斯。这项政策也减弱了蒙古人对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文化影响，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接触。蒙古人主要是破坏者和税收官，而不是直接统治者。

 反观蒙古对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影响要大得多。俄罗斯王子不得不前往蒙古部落，从可汗那里获得专利或叫雅利克，才能统治特定地区（Silfen17）。这样一来，他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可汗的恩宠。

 历史学家的共识是，由于入侵和压迫性税收，即所谓的鞑靼枷锁，俄罗斯遭受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普希金认为蒙古人让俄罗斯“错过”了文艺复兴（Halperin 122）。然而，文艺复兴本质上是发生在拉丁化的欧洲西部的历史现象（Halperin122）。而俄罗斯是希腊传统，而不是拉丁传统（同上）。欧亚主义者的观点如此解释：与其将俄罗斯视为落后的欧洲国家，不如将其视为亚洲国家。这避免了西方将个人自由作为进步的晴雨表的关注。亚洲社会中个人的“权利”相对不重要（Riasanovsky 74）。在这种视角下，俄罗斯远没有那么“落后”。

 俄国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于1240 年在涅瓦河畔击败了瑞典人，并在1242 年击败了条顿骑士团（冰河大屠杀）， 但在蒙古部落还未到达他的首都诺夫哥罗德就屈服于可汗，（里亚萨诺夫斯基 80）。巴图封他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亚历山大此举的动机不明。也许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捍卫教会，还是仅仅为了现实政治？蒙古人实行宗教宽容，而瑞典人和骑士则在教皇的命令下战斗，以将东正教基督徒带回拉丁人的领导之下（Hartog 50）。天主教会最终在1547 年通过册封涅夫斯基明确了态度。涅夫斯基是一位积极的合作者，他使用武力完成了1259 年的鞑靼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是蒙古军队征税和招募新兵的基础。明斯基指的是1330 年代在中国的俄罗斯军队（Silfen 24）（恐为笔误 –译者注）。哈托格认为“他的立场成为后来莫斯科大公们政策的重要基础”（58）。

可汗真正想要的，除了臣服之外，是贡品。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详细介绍了梁赞市的贡品，梁赞是第一个落入蒙古人手的城市。 “向他们索取一切事物的十分之一：人、克尼亚兹和马——一切事物的十分之一”（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蒙古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比俄罗斯以前所知的任何制度都更具剥削性（Halperin 89）。

 起初，贡品是由蒙古人自己收集的（basqaqs），但到1320 年代，俄罗斯王子接管了税收（Hartog 56）。蒙古人发现使用俄罗斯王子比使用他们自己的收税员更有效率。俄罗斯大公们发现，负责收取贡品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蒙古人不关心收了多少，或是从谁那里得到，只要他们得到他们的。贪污是危险的，所以大公免除了他们自己的土地并增加了其他人的负担（Halperin 78）。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指出，1339 年伊凡一世向诺夫哥罗德提出要求，“此外，还给了我沙皇的要求，即沙皇对我的要求”（133）。伊凡一世是这种腐败形式的典型例子。他赢得了“钱袋子”的绰号（Kalita），而且充分的证据显示大公通过作为税收官而变得富有（Ostrowski121）。然而，没有哪个王子比钱袋子更忠于可汗了。他九次前往蒙古部落，他的儿子，继任者西缅（1341-1353），去了五次（Silfen 43）。钱袋子死后，莫斯科公国的王子几乎一直占有了弗拉基米尔的王位（Paszkiewicz 243）。还有证据表明，每当金帐汗国发生动乱时，例如从1359 年到1379 年期间，有十四位不同的可汗相继出现，大公都会保留所有的贡品。埃德盖汗在1408 年传信抱怨说，自贾尼贝格汗 (1342-1357) (Hartog 92) 时代以来就没有收到贡品。 Silfen 认为，“这种扣留的鞑靼税款是使莫斯科崛起及非凡增长的根源”（55）。

 当蒙古强大时，莫斯科从弱小中受益。蒙古人的分而治之政策意味着蒙古部落通常支持较弱的公国。在莫斯科争夺当时最强公国特维尔的争斗中，他们通常可以得到蒙古的支持。这在1327 年达到顶峰，当时特维尔市民暴动并杀害了一群蒙古人。 钱袋子赶到到 Sarai 并带回一支蒙古军队洗劫烧毁了特维尔（Hartog 82）。 当蒙古部落弱时，莫斯科又得益于强大。蒙古人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盟友来对抗立陶宛人从西面的扩张，并震慑较小的俄罗斯王子。蒙古在1339 年违法他们一贯的政策支持了强大的“钱袋子”， 这导致特维尔的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费多尔被处决。当时的可汗乌兹别克需要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东北部的俄罗斯国来阻止立陶宛的扩张（Fennell158）。

 当俄国人1380 年在库利科沃战胜蒙古人后，德米特里，后来很快被命名为顿河的德米特里，开始了俄蒙关系的新阶段。尽管托赫塔米什在1382 年洗劫了莫斯科并恢复了进贡制度，但专利制度却并未恢复（Fennell 307）。在德米特里1389 年的遗嘱中， 他将弗拉基米尔遗赠给了他的儿子。 “我将我的大公国馈赠给我的儿子瓦西里王子”（Fennell 306）。蒙古可汗不再选择太子；继位现在是世袭的了。

 尽管俄罗斯仍将被蒙古再统治100 年，但这种统治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它有助于平衡来自立陶宛的威胁。到1480 年伊凡三世著名名的尤格拉抗争时，他已在莫斯科的监护下建立了一个新的汗国，称为卡西莫夫汗国。这个军事殖民地得以轻松建立是因为它使其他鞑靼人更容易通过于蒙古的关系进入莫斯科大公的部队（Hartog133）。尤格拉抗争时，蒙古部落在长达五个月的对峙后撤退，证明蒙古人无法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控制俄罗斯。

 俄国人从征服者那里吸取了许多军事教训。1237 年，俄国是以当时典型的欧洲军队来面对蒙古人。这主要以步兵为基础，杂乱无章，行动缓慢，事实证明它完全不如蒙古人快速行动、纪律严明的机动骑兵。俄罗斯改变了战术，这从1553 年逗留莫斯科的英国旅行家理查德·钱塞勒的记录中得到印证。“莫斯科军队的主力并非步行，而是完全骑马作战，他们像土耳其人一样使用短马镫”（奥斯特罗夫斯基 51）。这里土耳其人指的是蒙古人，也称为鞑靼人。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像土耳其（或鞑靼）式的骑兵用法不仅仅是模仿。在15 世纪初，半独立的鞑靼团队作为雇佣军加入了莫斯科的军队。他们后来被称为哥萨克人，这个词来自游牧民族 Polotusti，意思是警卫（Hartog115）。他们将继续成为草原上的一支强大力量（圣歌10）直到1920 年代俄罗斯内战。虽然现在移改用枪和军刀来代替弓箭，哥萨克人的机动性和残暴性仍与13 世纪的蒙古祖先一样令人恐惧。

 专制统治经常被认为是蒙古人的主要影响之一。 欧亚主义者认为蒙古人“将软弱和分裂的俄罗斯小属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纪律严明和铁板一块的专制国家”（74）。Riasanovsky 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蒙古人除了在发生袭击和入侵时，是与俄罗斯分治的（Riasanovsky 74）。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大公和那些希望成为大公的人（未来的独裁者）是通过专利制度完全被蒙古人掌控。 俄罗斯王子每次参访首都萨莱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有些人没有回来，还有几个在回家的路上得病死了。归途中的病疾总是令人起怀疑：蒙古人是以用毒而闻名的。

 沙皇这个俄语词，字面的意思是凯撒，曾被用来称呼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但直到1547年伊凡四世 (Ostrowski180) 之时，它才被正式用作俄罗斯统治者的头衔。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独裁统治和暴君专治 。独裁者对他们的权力通常稍微有一些限制。许多欧洲统治者属于这一类，他们须与强大的贵族分享权力。但暴君则没有任何限制。蒙古人就是按照这种绝对威权的原则行事，俄罗斯沙皇也是如此，比如伊凡四世（伊凡雷帝）的例子。哈托格最好地论证了这一点：“专制制度是从蒙古人和拜占庭继承下来的。但暴君专制则应被视为是由蒙古人带来的”（164）。

 控制如此大的区域需要良好的通讯。蒙古人带来并被俄罗斯人采用的创新之一是快速远距离通信的能力。被称为 亚姆的蒙古邮政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Halperin 93）。它提供了驿站以及新鲜的马匹。哈托格认为这是“蒙古帝国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而且仍应承认它是组织能力的杰出典范”（165）。 Riasanovsky 反对这是蒙古人的影响，他将 亚姆归因于采用了前基辅的做法，即向官员提供马匹和物资的义务 (73)。他还指出，“真正的邮政系统出现在17 世纪，并且来自西方”（Riasanovsky 74）。他的第一个论点忽略了亚姆系统曾贯穿整个蒙古帝国，并且早于征服基辅。第二个忽略了前者早于后者400 年时间。通讯对于维持一个中央控制的庞大帝国至关重要。亚姆系统未来将像为蒙古部落一样有效地为莫斯科服务。 另外，维持一个帝国，尤其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控制人民。连坐制度由蒙古人传入俄罗斯法律，直到到19 世纪后期（奥斯特罗夫斯基195)。这条法律意味着不仅肇事者受到惩罚，而且他们的家人，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庄都遭殃。当这种连坐制度被残酷地执行时，人们对报复的恐惧取代了驻军和警察部队。事实证明，使用这种恐怖制度对俄罗斯人来说就像它对蒙古人一样，是一种有效的征服手段 。

 对于四面受敌的俄罗斯来说，军队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俄罗斯专制权力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军事需求，如同当初在蒙古一样。专制（不一定是暴政）统治在战争中非常有效。作为胜利者的蒙古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还通过加强大公的地位为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而基辅的兄弟继承原则却继续削弱其他贵族。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利他的考量，仅仅是因为它提高了贡品的收集效率。

 俄罗斯人从蒙古人那里学到了建立帝国所需的教训。远距离交流的能力（亚姆）对维持莫斯科建立的大帝国至关重要。还有机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西方直到 20 世纪中叶才学会的东西，俄国人在13世纪就以惨痛的代价学到了，并且成为远距离军事行动的基础。连坐制度，加上残酷的镇压，使得这个帝国得以用很低的成本来维持（至少对统治者而言）。莫斯科的统治者以鲜血和苦难为代价，获得了建立历史上最大帝国之一所必需的工具，这个帝国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后期。这是俄罗斯人的蒙古遗产.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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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nell, J.L.I., The Emergence of Mosc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Halperin, Charles J.,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artog, Leo,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6.

• Ostrowski, Donald,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aszkiewicz, Henryk, The Rise of Moscow's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