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說，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過這樣一句話，“一輩子很長，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他沒說一輩子很長，就找個胸大的人在一起，也沒說一輩子很長，就找個歐式雙眼皮和嘟嘟唇的人在一起，更沒說一輩子很長，就找個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報告的人在一起。可見，有趣比胸大重要，比歐式雙眼皮和嘟嘟唇重要，比核酸檢測報告重要，但這世上就是沒有一個部門是對有趣這件事負責的，相反他們還通過“春晚”這種形式殺死有趣。這或許就是，世上好看的陰性肉體很多，有趣的陽性靈魂太少。

　　有趣，是一種審美意識，能滿足審美渴望，是審美疲勞時愛人遞上的匯仁腎寶和匯源果汁，而在眼下，它卻成了李可灼送給明光宗的紅丸，戚繼光送給張居正的海狗鞭，有趣成了別有用心，成了圖謀不軌，而此時有趣的盡頭也不是無趣，是無恥。“以有趣對抗無趣”，這是《南方體育》當年的口號，這個報紙要是活到現在，恐怕口號得改成“以有趣對抗無恥”，因為他們面對的不再是冰冷的制度，而是活生生的人，制度無趣，人使它變得無恥，我想，此時，上海人民深有體會。

　　上面來的指令看上去都是面善的，到了底層一開始執行，你就會發現來者不善。比如說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6月6日發的這條無趣沒有美感的規定，“任何企業、組織和個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務；……圖書、報刊、電影、廣播電視節目、舞台藝術作品、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或者網絡信息，不得含有誘導未成年人文身的內容。”如此來看，岳母刺字的故事也要走下歷史舞台了，這個故事以後恐怕要改寫成“1126年，金兵大舉入侵中原，岳飛投軍，臨行前，姚太夫人把岳飛叫到眼前說，現在國難當頭，你要到前線殺敵，臨行前，媽幫你做個核酸檢測吧！”，這麼一改，反倒有趣了。

　　水泊梁山景區忠義堂門口懸掛的大旗，也進行了有趣的修改，原先那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內容被換成了“義薄雲天”，要是李逵知道這事，估計又要嚷嚷“吃俺兩板斧”了。雖然官方回復“替天行道”“義薄雲天”都是水滸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意思相差甚遠，不過“水泊梁山”這四個字後面加了“景區”二字，門前的大旗我們就當個景兒看看就得了。當然，我們還是能夠理解官方的用心良苦，雖然宋江最終歸順了朝廷，但畢竟走了那麼多彎路，所以，“替天行道”這四個字，太不安分太血腥太暴力了。其實換成“義薄雲天”也不好，這也是江湖文化，綠林遺風，避免不了打打殺殺毀壞公共財物的意氣用事，還是換成“遵紀守法”四個字，更符合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精神，此外，如果能在上梁山的入口，掛上“應檢盡檢”和“動態清零”兩面大旗，再安排幾個健康碼、行程碼核驗人員把守，我相信一百單八將里有一百人上不了山，那也就天下太平了。

　　有些人很擅長做傷害未成年人的事，而且是打着保護未成年人的旗號去傷害的，就像有些人很擅長做破壞防疫大局的事，而且是打着維護防疫大局的旗號。他們反對的恐怕是文身所代表的特立獨行的文化，他們擔憂的恐怕是未成年人的獨立思考和個人意志表達，倘若未成年人要文個“精忠報國”“遵紀守法”之類的，我想他們是不會反對的。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只能說他們做事的方式看起來不夠美，不夠有趣，但很可笑，而不美和可笑，一直是體制機器產物的特徵，比如各類開幕式，比如建築，比如人造景觀，比如看上去恪盡職守的人執行着漏洞百出的防疫邏輯，比如看上去永無止境的核酸檢測，以及那些真假難辨的檢測結果。缺少美感的社會，所有的目的都不是人，都是利益，而人只是手段，康德要是生活在現在，他肯定會豎着中指在上海街頭咆哮，“人在任何時候都要被看成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成是手段。”他也會因擾亂公共秩序、危害抗疫大局被行政拘留七天。

　　康德不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同時他也是古典美學的奠基人。審美自由問題是德國古典美學的一個重要命題，當時的啟蒙思想家為了捍衛“審美自由”，一方面不斷批評教會對人性的壓抑，一方面又極力主張人性的張揚。只有守住這一點，才能把人性里的自由釋放出來。自由，是美的本質和審美的最基本特徵，可以說，審美的過程是一個爭取自由的過程，而審美疲勞，往往是自由被禁錮住了。人的自由一旦被禁錮住，那麼他就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了，不僅人成了工具，就連他身上的病毒也成了斂財的工具，比如前陣子國家醫保局的飛行檢查就加入了核酸和抗原檢測，據專家說，“核酸檢測亂象也在被查的範圍內，有些地方核酸檢測已經形成利益集團了。”新冠病毒聽了估計都懵了，病毒們尚且各自為戰沒有形成團團伙伙，檢測病毒的卻已經率先形成利益集團了，這是審美出現了問題，這是人成了斂財的工具。

　　在現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自由出入需求和官方日益增長的核酸檢測頻次之間的矛盾，天上還有不測的風雲呢，地下連個可以不做核酸檢測的人都沒有，動不動幾十天的核酸檢測，已經讓大家很疲勞了，身體疲勞，審美也疲勞了。在我百度搜索“審美疲勞”準備深入研究一番時，詞條解釋下面緊跟着一條鏈接“為什麼陰莖不勃起了，千年皇廷配方”這就是百度的審美，康德要是看到了，肯定又要疾呼，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可這社會，就是把人當成工具，達到斂財的目的，當他們的財富積聚到一定程度，他們將躋身於上層社會，在社會源頭製造污染。就像這幾天宣稱要用五十輛賓利擋住勞斯萊斯汽車的“國企領導女朋友”，當她和另外一個當事人熟練的躺在地上共同耍起無賴時，你就知道這個社會有多醜了，當她說只是和國企領導男朋友舉辦了結婚儀式而沒有領證時，你就知道這個社會源頭丑的多深刻了。當然，你也能知道自己為什麼生活在社會底層了，當勞斯萊斯車主和賓利車主為了一個車位而躺在地上撒潑時，你卻常常為了一點可憐的自尊和所謂的原則而把唯一一輛共享單車讓給晚來的女士。

　　社會的審美教育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悖”，這就是上行下效。“上”是一個時代審美水準的源頭，也就是說審美這個事，如果被“上”獨裁了，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會導致整個時代審美的墮落和崩塌。“上”有時候是一個人，更多的時候是一個階層，“上”的審美水準關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建築，比如影視作品，比如美食，比如服裝，比如美女……。現在很多漂亮姑娘的長相都不隨父母，都隨韓國的主刀醫生了，但主刀醫生也只是負責技術層面的東西，背後操控審美標準的還是“上”，比如說各地經常光顧夜總會的有錢有權群體，他們是審美消費的主體，姑娘們走進包房一字排開，喊聲“晚上好”，剩下的就是等待他們“審美”、“選美”，選擇權在有權有錢人手裡，他們也就定義了這個層面的審美標準，而他們的文化層次，往往也決定了他們的審美層次。

　　於是，夜場的姑娘們為了提高收入，就要揣摩這些人的審美標準，去整一下自己身體的各個部位迎合市場需要。國產暴發戶們的發家之路大多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跟各級權力都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也註定了他們的審美標準在初級階段是簡單粗暴的，主要集中在身體部位上。後來他們升級了，他們開始重視文化願意花個幾十萬去讀個EMBA了，不是他們喜歡文化，而是權力喜歡文化了，他們可以在那裡相遇。於是，夜總會的姑娘們開始注重精神審美了，比如說包里放一本知名學者譚伯牛的《近代史的明媚與深沉》，或者玉面文人宋石男的《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比如說花上個兩百多塊錢買個本地高校的學生證等等。

　　范濂在《雲間據目抄》之卷二《紀風俗》中說，“風俗自淳而趨於薄，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風俗即審美標準。當一個社會的權貴階層荒淫無度，整個社會倫理綱常蕩然無存時，社會的審美水準就急轉直下了，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說人們喜歡的服飾的顏色、款式等等，出現了“奴隸爭尚華麗，則難為貴矣；女裝皆鍾娼妓，則難為良矣”，這種現象跟現如今整容界的風潮極為類似，古今對照，如出一轍。

　　我們之所以需要審美，是因為有很多人和事需要我們去取捨和辨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就是審美。審美的能力是一個人在經年累月的生活中積累和沉澱而成的，一個人的審美標準是有時代烙印的，聽着小虎隊的《愛》長大的，“想帶你一起看大海說聲我愛你，給你最亮的星星說聲我想你，聽聽大海的誓言，看看執着的藍天，讓我們自由自在的戀愛。”和聽着TFBOYS的《寵愛》長大的，“給你買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車，走遍世界每個角落……”，二者之間的審美水準往往會有本質區別。以前流行長裙單車花房姑娘，至少這是一類審美情趣，現在流行短褲跑車海景大床房，更多的還是陷在物慾里無法自拔。以前的文藝作品裡夸個人至少也是“嫻靜猶如花照水，行動好比風扶柳”、“眉梢眼角藏秀氣，聲音笑貌露溫柔”，現在就直接給概括成嫩模、小鮮肉了。審美無力，生活無趣。

　　人們的審美標準是隨着時代而變化的，前提是操控這個時代的人允許你變化，允許你自由審美。比如說安史之亂之前，唐朝以壯碩、高大為美，安史之亂之後，又以纖細、瘦弱為美，白居易老師喜歡的女子是“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杜牧老師喜歡的類型是“楚腰纖細掌中輕”。再比如說20世紀90年代，人民可以欣賞氣質硬朗的女性，比如曉慶、青霞；人民可以欣賞五官精緻甜蜜柔美的女性，比如說麗君、雅芝，人民還可以欣賞大眼睛瓜子臉的玉女，比如說慧敏、祖賢，人民還可以欣賞高冷酷瘦的音樂天后，比如說王菲、慧琳……，這些審美是自由的，是流動的，是不斷生長的。審美的標準可以不同，不同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允許你有一種審美標準，或者說這個審美標準是不可抗拒的，“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這樣的審美標準很可怕，審美應該是在自由的狀態下進行的。

　　高壓時代的審美往往是跟政治相關的，而且必須相關，這種審美是低劣和扭曲的，比如說“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比如說林立密集毫無美感和設計感的鋼筋水泥之城，比如說四處可見的領袖雕像和狂熱標語。審美成了政治任務，審美標準必須為政治服務，在這樣的審美環境中，藝術家創作的作品風格只有“紅、光、亮”：人物紅光滿面，雙眼發亮精神煥發，內心充滿着堅定的信仰………，就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期的作品，主角都是壯碩的工人小伙子以及強壯的女拖拉機手，人們的審美標準也是以此為參照，不論是找工作還是找對象，就像朱新建以前說過的那樣，“來世我願意做一台手扶拖拉機，插隊的時候村裡有一個健壯、快樂的女孩兒，讓她來開我，我一定不亦快哉！”

　　在十幾年前，很多人都從審美的角度用審丑的話語評論過芙蓉姐姐和鳳姐，並稱之為全民審丑時代的到來，甚至有人擔心這種“審丑”會由變態轉化為常態，現在看來這種擔心是多餘的，那時不僅沒有轉化為常態，反而比現在這些醜陋的行為美麗的多，因為這兩位姐姐的背後沒有權力意志主導，那時候的網民有點自視甚高，現在回頭來看，竟有點可笑，當年擔心兩位姐姐那樣的審醜行為會成為常態的人，現在應該都像個小丑一樣常態化的做着核酸檢測吧？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網絡環境都是相對寬鬆的，那時候即便是丑的，也丑不到哪裡去，更何況所謂的丑也是有成長空間的，那時的社會文化土壤給了她們醜小鴨變成白天鵝的機會，蘇東坡在《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中寫道：“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雖然談的是書法，但也適用於一切審美判斷。

　　這段時間老一輩歌手崔健、羅大佑、王心凌又重新活躍在舞台上了，而且受歡迎的程度大有超越當下流量明星的勢頭，很多人認為這是青春回憶在起作用，當然有這層原因，但如果只把它定義為懷舊，則是矮化了這些人這些歌在社會層面的積極作用，人們不僅僅是在懷念過去的青春，過去的生活，更是在懷念過去的時代，過去的風過去的雨以及過去的文化土壤和審美滋養。這就跟疫情之下被封閉已久的人們，突然流行起露營一樣了，這是長久以來飽受醜陋行為摧殘的人群，內心渴望大自然、渴望自由自在、渴望無拘無束生活的美好嚮往和具體體現。或者說，這是一種對抗，就像是“以有趣對抗無趣”，是對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的反抗，是對無休無止的核酸檢測的無聲抗議，是對沒有盼望的生活豎起中指。

　　這些年互聯網的發展是以流量為導向的，並不是以內容為導向，這就導致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了大量粗製濫造但流量極大的內容以及眾多流量明星，審美發育成熟的我們尚且避之不及，甚至有些招架無力，更何況那些還處在美育成長中的孩子。從審美的角度來看，這些流量明星把粉絲當做斂財的工具，但他們本身也逃脫不了成為他人斂財工具的命運，所以，他們是很醜的，什麼偶像經濟，飯圈文化，既不是經濟也沒有文化，他們只是加劇了本已被掏空的社會崩塌的速度。這些流量明星本應成為撐起社會責任的其中一條支柱，但他們卻只是成了社會支柱中的一條蛀蟲。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寫道，“娛樂至死的可怕之處不在於娛樂本身，而在於人們日漸失去對社會事物進行嚴肅思考和理智判斷的能力，在於人們被輕佻的文化環境培養成無知無畏又不自知的社會群體。”娛樂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不論是粗淺的還是高雅的，人們有自己的審美自由和標準去選擇去防禦，可當娛樂成為社會統治的工具而不是服務大眾的目的時，娛樂至死就開始了，有人沉迷於娛樂中致死，有人被現實恐嚇後躲進娛樂中至死。

　　人心百態，遍地都是丑的種子，這不可怕，因為還有很多充滿人性光輝的美好種子，可怕的是土壤病了，只能為丑的種子提供養分，無法為美的種子提供養分。2008年有一部動畫電影《機器人總動員》，這部電影的主線故事是，隨着人類社會的高度發展，地球上的垃圾也越來越多，生態惡化到已不適合人類生存，於是人們離開地球，只留下一些機器人在清理和打包地球上的垃圾。最後只剩下一個名叫瓦力的機器人，有一天它在荒廢的大地上發現了一株綠色植物，這預示着地球開始具備適合人類生存的條件了，最後人類回到故土。這有點像當下，在無休止的疫情里，在漸漸沉入深淵的人群里，總有那麼幾個人閃爍着光芒一躍而起，雖然最後還是不免要墜入黑暗的深淵，但那一絲躍起的光亮，還是點燃了更多的人心，就像上海做着免費“擺渡人”的騎手們，就像那個對無來由封閉不滿豎起中指的年輕人，他們就是這個時代的綠色植物，他們在告訴我們地球還值得搶救一下。

　　《機器人總動員》是一部既有警醒作用最終又給你希望的電影，但中間缺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人類的懺悔，沒有懺悔的重返地球，很有可能又是一次對地球災難性的毀滅。而我們為什麼要回憶，回憶里有適合植物生長的土壤，回憶里有我們現在需要汲取的養分，回憶里還應該有對過往的懺悔、對未來的盼望以及對當下的審美，就像我們總是回憶1997年那一刀未剪就上映的《泰坦尼克號》，最初我們回憶凱特.溫斯萊特的胸脯，最後我們回憶“一刀未剪”，這是一種審美性回憶。

　　我們應該進行審美活動，特別是遍地都是醜陋的時候，指出醜陋，是審美自由，是我們最後的體面，為了這體面，我們和我們的孩子，都需要學習，就像約翰·亞當斯說的，“我必須學習政治和戰爭，這樣我的孩子就可以自由地學習數學和哲學。我的孩子應該學習數學、哲學、地理、自然史、船舶製造、航海術、商業和農業，這樣他們的孩子就有權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塑、裝飾和陶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