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世界語（Espernato）作為一種服務未來社會的人造語言，在蘇聯廣泛傳播。到了1930年代，世界語就被稱為“德國間諜的語言”，傳播國際主義思想的活動家被送入集中營並被槍決。

　　是什麼，導致了這項極具未來主義精神的語言運動迅速爆紅又轉瞬即逝？它的沒落與蘇聯早期的歷史，關聯如何？

　　柴老師本尊

　　人造語言世界語由波蘭華沙的語言學家 Ludwik Zamenhof（路德維克·柴門霍夫）創造，它借用了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的詞彙。1887年7月26日，他在華沙出版了《國際語言教科書》，這一天也被認為是世界語的誕生之日。知識分子對此報以高漲的熱情響應，因為他們從柴門霍夫的工作中看到了從智力和科學上，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

　　柴門霍夫在他的第一本教科書中寫道：如果全人類都說一種共同的語言，那麼人類的理想、信仰和目標就會一致，所有國家都會團結在一起。理所當然地，崛起中的布爾什維克們，注意到了這種新語言的意義和力量。

　　1913年的世界語宣傳海報

　　1889年，莫斯科出現了第一個世界語“小圈子”。到1917年，俄羅斯出版了約40種世界語的期刊，以及大量原創和翻譯的文學作品。彼時，世界語主要用於收發電報，但發件人需要製作對應的書面翻譯。布爾什維克上台後，世界語的傳播更加廣泛，因為它與國家利益的綁定更加緊密。

　　在印刷品方面，世界語的新聞出版物非常有限。國際性的報紙，只在萊比錫出版，而蘇聯只出版供國內消費的報紙。

　　蘇聯的世界語使用者，會經常和國外的同好們保持通信。他們聊的一般都是工人的工作時長、工作環境、住房條件和工資收入等情況。為了確保這些數據“準確無誤”，蘇聯的寫信者們會引用蘇聯官方發布的各種數據。

　　作為給蘇聯筆友們的回報，德國使用世界語工人們，會分享生產技術的秘密，有時他們甚至會將機器的草圖和零配件寄到蘇聯。

　　當然所有的通信都不是徹底的民間行為，筆友們傳遞的內容偶爾受到官方的監管，比如一些在當時非常敏感的宗教話題，必須有妥協地寫信告訴給國外的世界語使用者們——因為無神論運動引發的宗教壓迫輿論，讓世界範圍內的資產階級們，找到了口實來抨擊蘇聯。官方肯定不會希望相關的不良言論，被當成證據傳到國外。

　　1921年巴黎的世界語報刊亭

　　但是隨着電台通信的發展，世界語交流變得更加活躍和密切。

　　1923年4月25日，“蘇聯世界語使用者聯盟（СЭСР）”主席 Ernest Dresen 通過用俄語和世界語發表了一篇演講，提出了標題中的重要命題——世界無產者們是否需要一種屬於自己的國際語言？

　　這個演講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一種新語言進行無線電大範圍廣播，甚至在倫敦都可以聽到 Dresen 的演講。之後的幾年，世界語的廣播內容大範圍被製作和傳播，廣播劇、文學研討會、音樂會等形式都包括其中，蘇聯的經濟狀況和軍隊建設，以世界語的形式，被傳遍歐洲。

　　蘇聯早期的世界語使用者聚會

　　1924年夏，世界語頻道也成為了蘇聯固定的廣播節目，以每月2次的頻率播出。到1926年，在23個國家的82個電台，可以收聽到蘇聯的世界語節目，其主要服務對象是工人和農民。

　　1920年代，世界語期刊也成為了蘇聯的第四大外語刊物，僅次於法語、德語、英語。1925年，世界語也被納入蘇聯郵政發行體系，相應的信封、郵戳、明信片等，也陸續問世。

　　在革命之前，外語的學習是教育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主要都是針對經典語言的教育，比如希臘語和拉丁文。

　　革命後的最初幾年，對於舊課程的打擊清理非常嚴厲。許多學校開始排斥外語教學，並把外語從必修課調為了選修課。1921年人民教育委員會把外語課程從“推薦課表”中刪除，一些地方甚至直接將外語課程徹底刪掉。但隨着世界語的出現，情況就有了一些變化。

　　世界語不光出現在了高等教育的選修課程中，而且還進入了軍隊——軍中最熱忱的宣傳推廣員，就是列夫·托洛茨基。1920年，他命令在克里米亞準備進軍波蘭的所有戰士都要學習世界語。根據他的計劃，在將波蘭解放之後，士兵們將進一步進入歐洲，並向當地居民教授世界語。

　　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早期非常重視外語教育（不光是世界語），因為通過教育來推動“解放全世界”的理念，是非常符合當時的主流思潮的。隨着語言教育越來越受重視，在全國各地普及推廣教育世界語的課程和學校紛紛出現，國家在政策和財政上都給予了大力支持。

　　“學習世界語吧，一門國際無產者的語言”

　　世界語的國際化屬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將它與國際共運相綁定。以集郵這件事情為例，隨着布爾什維克在全世界範圍內與資本主義的鬥爭。

　　蘇聯計劃建立一個不同於老式壟斷貿易公司的，國際集郵者協會，並以此打擊造假者和投機者，用一種新型的方式來建立一套經濟法則。以世界語為基礎的郵票，就正好符合了這一需求。蘇聯曾經還計劃出版一份用世界語發行的“紅色集郵者（Красный Филинтерн）”報紙，通過這種渠道進行軟性的“大外宣”，從而為新興的國家樹立起良好的國際形象。

　　不過這種在總體上違背利潤規律，打破固有社會經濟模式的方法，雖然極具開拓性和創造性，但終究無法克服人類社會本身的弊端。站在後世的觀點看，世界語集郵體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空想和嘗試。

　　儘管蘇聯的世界語使用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蘇聯樹立了美好的國際形象，但他們依然躲不開慈父的鐵腕對待。在慈父的價值觀中，任何非官方的私自組織形式，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個人交流，都等同於間諜活動。

　　1927-1928年，世界語筆友們的通信開始接受官方審查，但只是局限於政治相關的敏感信息。到了1930年代初，世界語協會的領導層被定性為“國際孟什維克主義”，旗下的報紙也因為反蘇而被禁止發行。

　　就如同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你死我活的路線矛盾一般。布拉格的“國際世界語協會”，也代表全世界的各路左翼世界語使用者，與蘇聯官方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和矛盾。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雙方中斷了聯繫，昨天的朋友變成了今天的敵人。蘇聯在全境範圍內的反間諜活動，瀰漫到了所有相關的世界語組織。

　　托派與世界語的緊密聯繫，成為了主要的鬥爭焦點。1930年代中，世界語被定義為“小資產階級和世界主義者”的語言。

　　殘酷的寒冬，說來就來。

　　1937年，世界語在官方的所有“正面宣傳材料”中被封禁，世界語被進一步定性為“間諜的語言”。緊接着就是大範圍的指控和逮捕，自上而下，從組織協會的領導層到普通的教師、技術人員等，很少有人倖免。

　　由於之前許多世界語的使用者來自德國，所以世界語很快被認定為法西斯間諜活動相關的語言。而在德國，世界語的使用者，多是左翼人士，發明它的柴門霍夫還是猶太人，於是它便被貼上了“猶太人和communist語言”的標籤。簡而言之，世界語在1930年代末，在蘇聯和歐洲被重拳打擊，組織網絡被摧毀殆盡。其殘酷的沒落，與整個大清洗時期的苛刑峻法相比，不過是冰山一角。

　　縱觀20世紀初的蘇聯歷史，世界語並不是一個個案，當年有許多類似的工具、概念，都非常適合建設國際形象和擴大影響力。但他們都因觸及了真正權力核心層的利益，而被最終否決，並被血淋淋地拋入歷史垃圾堆。

　　許多一度偉大的嘗試和改造，都在1930年代末戛然而止，不僅有藝術上的，還有文化、社會、生活、經濟上的。蘇聯最終選擇了一條高度集中高度統一的模式，而放棄了那些看似充滿熱情和理想的東西。

　　世界沒法“大同”，也許這就是某種歷史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