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

今年，北京号召高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次上山下乡开始；估计上海可能随后跟进。

我举双手赞成再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那火红的年代，多伟大。

另一方面说，凭什么只有我们这一代倒了八辈子血霉在穷苦的农村耽误了人生成才的窗口时期，而后面各代踩着我们的血泪爬升到社会上层。大家都是人，权利和机会一样，连倒霉的机会也不能有二。我们这一代所遭受的苦，下一代也得受！

我们这一代知青最大的正面作用是让农民见识了城里人的行为方式；虽然这些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广大贫下中农经过再教育给我们消除掉的不良思想；农民作家阎连科、贾平凹都曾著文痛斥过。但不容否认，过去几千年都是农村本位制。人才从农村经过科举考试和经商进入城市，但根子仍在农村；退休后回农村养老，死后葬入农村祖坟。

至于城里人是如何生活的细节，一般不容易传播到农村去；故农村始终是农民意识为主导。而“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他们看城里人的矫揉造作，就和村里的狗一样讨厌。

正是被张铁生骂做“大学迷”的知青，为了个人前途，放下农活复习功课，即使当时因张铁生的白卷发表而失败，但到了文革结束后最终大多补上了成才的机会。

那些见识过知青复习功课的农村同龄青年就以这些知青为样板给自己的儿女创造学习、复习的备考机会；按照张铁生《一张发人深省的白卷》提出的方向反着走，才让他们的子女考上大学离开农村。而原来从城里下乡的知青回城后已经在把自己的子女往留学和移民海外的方向转了。当年知青的农村同龄人的孙辈才得以朝着这个方向转移奋斗目标。

城乡文化交流，相互影响对方。尤其是城里知识青年给农村青年以身体力行的再教育，才得以解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列宁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