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俄）米哈伊爾 · 斯維特洛夫　>>Mikhail Svetlov<<

　　譯丨禪心雲起

　　發動和支持對烏戰爭的那些人，以某種異樣眼光看待這個世界：他們看到了一張有疆界、勢力範圍、目標和對象的地圖。在這一幅想象的地圖上，各國旁邊都注有一處“主權”索引：這裡有強大而自主的“超級大國”，有普通“大國”，有區域性大國，還有“常規”國家。但地圖上唯獨沒給“人”留出位置；在這個比例尺上，個體是根本看不見的。馬克西姆·特魯多約博夫（Maxim Trudolyubov，Meduza“思想”欄目編輯）認為，這種地緣政治觀，只有在你通過瞄準鏡看世界時才有意義。

　　在上述世界中，強權即公理，弱者別無選擇，只能卑躬屈膝。各國合縱連橫，時而陷入衝突，時而相互媾和。弱國必須懼怕強國，只能期望擁有一點點主權。同時，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國家，可以配得上大得多的主權。規模最大的國家，主權大到人們所能想象的極致。

　　擁有大量主權的國家進行“大博弈”，在“大棋局”上移動棋子。這些國家擁有着決定“世界秩序”的“大戰略”和“地緣戰略目標”。我們稱這種世界觀為“地緣政治”視角。

　　政治中的“黑魔法”

　　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末期，地緣政治世界觀在歐美思潮中迎來了鼎盛期。而在最近幾十年，政治精英對這些觀點的支持，卻往往只是含蓄的。這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成百上千萬人死亡和無底洞式的破壞，都使作為理解人類事務“透視鏡”的地緣政治學名譽掃地。地緣政治思想的巔峰出現在兩次世界大戰，始於幾個國家如德國、日本的領導人——試圖重塑有利於本國的世界秩序。

　　儘管有這段灰暗歷史，地緣政治世界觀並沒有消失。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仍然是國際關係學者和一些政治家——特別是那些咄咄逼人的政治家——的共同之處。對於培養“歷史怨恨”的政治領導人來說，地緣政治是不可抗拒的誘惑。

　　這種怨恨是一種有毒“混合物”，包含歷史神話、與被占領土和經濟失敗有牽連的民族怨恨，還有對拒絕本國價值體系的外部威脅和外國敵人的執迷。這種思維不僅毒害了普京（Vladimir Putin）的政綱，也毒害了其他基本上和他志趣相投者的努力（…）所有這些人都在不斷抱怨過去的屈辱、沒有得到足夠認可、某些外國勢力的敵意以及所謂不公平的現代邊界。

　　這種觀點不僅深深吸引了那些迎合大眾怨恨的政客，也吸引了外交政策理論家、學者和分析家，他們口吐“大國政治”語言，以此來理解對烏戰爭，有時甚至為之辯解。

　　俄當局在這一領域最喜歡的學者，就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不厭其煩地重申，對於莫斯科所發動的入侵戰爭，美國和西歐是負有責任的。根據米爾斯海默的說法，俄軍轟炸鄰國和平城市，全歸咎於北約擴張以及“將烏克蘭變成一個親美自由民主國家”。他宣稱，“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這構成了“一個生存威脅”。

　　世界的“去人化”

　　這種推理排除了“常規”國家與“大國”之間相對關係的主觀性。以這種目光看待世界，將“強權”視為單一和統一的實體，仿佛是個體的人。這種思維方式不能適應這些國家內部的所有生命——一切具有不同信仰、信念、分歧、計劃和人生戲劇的人。這樣的世界觀對這種多樣性視而不見，只看到一個想象中的經濟和文化活動“巨無霸”（monolith）。

　　這種代入即使在語言層面上也是顯而易見的。看看任何地緣政治見解，你會讀到關於國家如何“決定”、“想要”、“遭受”、“被羞辱”、“被激怒”和“呼籲”。然而，一個國家不能做任何這些事情——只有活生生的人才可以。此外，任何“國家決策”在該國內部都有許多反對者。

　　所有生命的消逝，首先都發生在理論上，發生在闡釋或討論下一個宏偉地緣戰略思想的過程中。然而，對於大多數從“世界秩序”和“大國政治”角度思考的人來說，這種對生命的抹殺占據了上風，塑造了未來的觀念。這種世界觀的信奉者，只會使自己陷入貧乏；他們只能談論重新安排無生命的實體，或者為了學術學位而研究之。當這門“科學”被應用時，真正的災難就降臨了——這時，地緣政治成了掌權者的唯一語言。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戰禍就降臨了。

　　世界的去人化就不再停留於理論，而是在現實中延展。將地緣政治學應用於實踐，就掃除了任何關於活生生的人及其行動、觀點的概念。它摧毀了人們的家園；它除了生存之外不保留其他價值；它還使權力極端化，讓政權和疆界神聖化。這樣的政治，迫使人們為地圖上的抽象線條去死、為骯髒的泥土而流血。應用地緣政治學調動任何可用於戰爭的資源，取代了生產性經濟，不顧人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在官方層面，掌權者無視本國軍民傷亡，因為在“沒有面孔”的實體——各大國之間——進行的鬥爭，不需要承認“普通”人的死亡。畢竟，這裡的行動者和受害者，都是“國”而不是“人”。這就是世界去人化的運作原理。

　　威權的“死胡同”

　　尤具破壞性的行為，屬於那些將其一生都奉獻給“大搏弈”的地緣政治家。在俄羅斯，這往往通過“選擇性現代化”來實現，我們在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和當代的普京身上，都看到了這一點。

　　意識到資源稀缺，下一任威權統治者決定集中力量，實現陸海軍現代化，而其他部門，則往後延遲。結果，威權統治者得到的，是一個經濟和技術發展落伍，但能夠發動不同程度戰爭的國家。

　　落後和腐敗，令俄羅斯對任何人都沒有吸引力；無論怎麼看，這個國家都不能成為任何人的榜樣。它能夠提供給世界的只有蠻力，這也是它結成聯盟的唯一手段，因為沒人自願成為它的盟友。

　　這就是理論上的狀況，但現實情況其實更糟。俄羅斯的領導者已經向世界表明，它甚至不能夠管控暴力。要承擔大國“事務”，就必須可信賴地駕馭之。在俄羅斯，我們不僅看到了民用經濟和技術創新的失敗，似乎還看到了應該是所有大國政治的核心——軍事組織質量的失敗。

　　這並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五百年以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特色，就是膨脹的野心超出了國家的能力，”歷史學家和斯大林傳記作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表示：

　　“自始至終，這個國家都被其相對落後的狀況所困擾，尤其是在軍事和工業領域。這導致了政府一再狂熱開展謀求趕超的運動，這就出現了一輪令人熟悉的周期：在國家主導的強制性工業增長之後陷入停滯。”

　　這種模式只是擴大了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差距。

　　俄羅斯威權主義為其自身崩潰創造了條件。所有關鍵決策都是高高在上者自己做出的。他在周圍人群中激發的恐懼越多，他所收到的可靠信息也就越來越少。臣僕試圖保護自身免遭君主的雷霆之怒，同時又能中飽私囊。於是這些親信就竭盡全力，只向統治者提供他喜愛聽聞的“事實”。

　　威權統治者堅信自己比別人更了解情況，但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下屬的謊言之上的。這就是威權主義的根本問題所在。這就是為什麼威權統治者既強大又極其脆弱。特別是在發生系統性故障的情況下，他們更容易受到損害，而這恰恰是今天在俄羅斯上演的失敗之本質所在（無論烏克蘭發生了什麼）。建立在謊言和腐敗之上的普京地緣政治已經失敗了。在一個經濟、技術比地理更重要的時代，他試圖重現20世紀的地緣政治，但終歸於不可收拾。

　　回歸人類

　　在普京的地緣政治煙幕背後，隱藏着一種難以理解的空虛。也許他想引發另一場危機，以保持對權力的控制，只是誤算尺度，或者他想報復烏克蘭人對他的侮辱，僅僅過猶不及。他毫無藉口可尋，但這些動機，還是以地緣政治語言表述了出來。而這背後的假設，就是對人生命的蔑視。在追求任何“地緣政治”項目時，個體對當局來說就不再重要了。

　　如果俄羅斯有任何未來，就不可以給地緣政治留出空間；在今後的俄羅斯政府中，也不可以容納任何這種黑魔法的信徒。不該允許公開製造外國威脅、製造人民公敵或兜售那些據稱植根於被占領領土的民族怨恨。今天的帝國疆界必須失去其虛構的神聖性。畢竟，它們一直都是虛構物——戰爭、崩潰的帝國、談判、臨時起意和犯錯的結果。疆界是埋在地下的戰鬥，應該禁止讓它們重現天日。

　　如果說當今的烏克蘭災難有什麼積極意義的話，那就是讓地緣政治學的道德淪喪徹底地暴露無遺。地緣政治學是從一架轟炸機的駕駛艙里看世界。俄羅斯的戰爭販子在這裡並不孤單：所有試圖用“大國政治”語言為戰爭辯護的人，都坐在他們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