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自古以来，汉族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核心位置上。不仅因为中国的人口主体以汉族为主，而且，中国的语言叫做汉语、文字叫做汉字。历史上，在亚洲逐步形成了一个处于不断向外发散的华人社会。

公元13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型世纪。这无论对于人类的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只是由此算起，处于地球东方和西方的社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东西方在此之后，其社会形态的差别逐步加大。在13世纪的西方，首先发端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迅速席卷整个欧洲，欧洲开始了一场影响至今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为现代工业社会奠定了科学、制度以及生产力的基础。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13世纪起，是西方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超越东方社会的一个起点。显然，用“文艺复兴”概括13—16世纪蔓延大致300年的前所未有的创新时期，从概念上其实是不十分确切的，但是，既然历史学家选择了这个概念，并且规定了用“文艺复兴”概括欧洲历史上的哪个时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为之改换名称。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实质以及对今天生活的影响。

13世纪在世界东方，同样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一是繁华而富饶的宋朝被来自北方崛起的蒙古族族武力消灭；一是印度佛教的重大转型。13世纪前的佛教，僧人出家在寺庙进行修行，出家修行是佛教修为的主要形态。13世纪后，一系列佛教仪式开始建立，修行的实践向着仪式化转变。释迦族在仪式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尼泊尔佛教或密乘佛教，延续了仪式传承。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撰写佛教文本和经文长达已经有一千年之久。——这两个分别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事件，是深刻影响到东方社会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的政治事变和宗教事件。

 居住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民族，其发展历程神秘而复杂，甚至直到今天，也很难为这些民族书写一部完整的民族生存史。在汉朝，北部即存在着被叫做“匈奴”的民族，后来则有契丹、羌族、女真、蒙古族、满族等等，这些民族多以游牧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在这些不同的民族中，大多并没有形成文字和固定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中原地区（汉族社会）发挥影响至大的民族算是蒙古族和满族，这两个民族都建立过统一的中央政权。

13世纪是汉族社会经历了规模浩大而带有普及性意义的第一次大断裂。蒙古族的马蹄打碎了宋朝的繁华，同时，更使得汉民族国家与世界先进的潮流失之交臂。其时，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开始创立现代科学体系。这些都为1 8世纪下半叶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而东方的中国，由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宋朝的灭亡和元朝的建立，却只能在一成不变的以家族皇权政体的统治下，这导致了整个社会不断沉沦、堕落和腐朽下去，完全丧失了进行社会革新的能力和智慧。

宋朝社会发展与转型被蒙古族的兴起和南侵的马蹄所踩碎，使得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忽必烈消灭宋朝，直接导致了以汉民族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在社会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的长期停滞不前。经历短暂的元朝之后，开始了漫长而更加黑暗的明朝两代王朝统治。直到1911年才被辛亥革命的炮火所推翻。

宋元战争，1271年之前又叫宋蒙战争，是蒙古帝国（1271年改国号元）对南宋的战争，从第一次1235－1241年和第二次1253－1259年，到第三次1268－1279年。元朝（1271－1368年），其时间并不很长，但是，这却是中华民族社会一步一步沉沦和迷失的开始。13世纪蒙古族的南侵，是一场马背上的民族与以家庭为中心的农耕的汉族的一场冷兵器条件下战争。汉族的人口急剧减少，直到元朝建立并稳定后才逐渐得到恢复。

以宋朝统治地域为基础的农业文明以及刚刚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的工商业文明，被蒙古族的铁蹄彻底踏碎。在之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都没有能够达到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高度。宋朝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把宋朝皇权体制放在从秦始皇到满清（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的2100年的历程中，宋朝统治是所有家族皇权统治中最为开明的统治集团。然而，汉民族何其不幸，在13世纪遇到了北部的蒙古族的迅速崛起。

蒙古族的南侵，是中国宏观历史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之后，一方面，小农经济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另一方面，貌似强大的以家族皇权体制逐步走向没落。从而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不断衰败和贫弱。消灭了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革新的一切土壤和条件。以汉民族为主要人口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华帝国，只能从衰落走向衰落，根本找不到发展的动力、方法和道路。

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断裂，从时间上，起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结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大致70年。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共同构成这次社会大断裂的一系列事件。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被慈禧太后的杀戮所中断，这是中国社会在走上产业革命道路上的又一次大失败。使得中国彻底丧失了走向产业革命的道路的机会和社会条件，中国社会只能在积贫积弱中不能自拔。

本次汉族社会大断裂的起点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为了寻求世界市场，开始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从哪时起，人类的战争走出冷兵器时代，开始了以机械武器进行战争的时代。但是，中国在军队的装备上，基本上还是冷兵器时代的装备。由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战争武器的技术水平，同样得不到根本性的提高，因此，在西方人的枪炮下，中国政府只能一再退缩和委曲求全。

在这期间，中国的民间社会全面破产，从1861年爆发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900年发生于北方各地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村社会全面破产的标志性事件，破产的农民不得不自行的组织起来，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进行暴力反抗。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后，首先就是组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且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最终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这个时期，满清政府的高层精英人士，发起了后来被称之为“洋务运动”的产业进步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最终由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而被慈禧太后摧毁。从而，从中国社会生长出来的一丝产业革命的火花，被慈禧太后代表的落后政治势力完完全全地浇灭。中国只能发生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又经过十几年的积累，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如期爆发。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未能顺利地走上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首先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是中国建立崭新的政治体制的一个伟大起点。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整体社会生产力不能够得到根本提升的情况下，一场暴力革命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是，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播撒下一颗顽强的“共和国”的种子，这颗种子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奋斗方向。

中国社会的第三次大断裂，发生在20世纪中叶，二战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和国政体的确立被国共内战和1949—1976年毛泽东的共产革命打断。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土地革命、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皆是构成这次社会大断裂的事件。其理论轴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这些，都是号称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社会的割裂和破坏性，具有典型的性质。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王朝更迭，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方法是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时代是全盘移植前苏联模式的时代。前苏联是中国政治或者社会政策上的唯一的标杆和参照物。毛泽东通过形形色色的邪恶手段，把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尽数扫除。所谓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牛鬼蛇神等等，一切反动派——即是毛泽东认定的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志的社会因素，毫无例外地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打击。“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是一场破坏性极强的历史事件。在意识形态上，1949年后，执政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全盘推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导致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在经济制度上，走上“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态，全面泯灭了社会生产力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共产革命中断了中国政治进步和20世纪上半页取得的民主革命成果，致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一句话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实，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后，到1976年之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民不聊生的崩溃状态中。而宣传中却是“到处莺歌燕舞”，一片繁荣景象。

1949—1976年是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大致28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一次次政治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成为一个完全凌驾于共产党组织之上和整个国家机器之上的统治者，毛泽东把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完全消灭。

13世纪的宋蒙战争是汉民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直接导引。在中国历史上，元明清三个王朝，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没有起到任何形式的良好的作用，只是延续了中国政治的一系列恶劣的传统，因此导致整个社会不断衰落和腐败。第二次和第三次断裂在时间上很近，因此具有十分直接的历史连续性和因果性。

从宏观视野回看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三次大的社会断裂，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面对21世纪的现实和长远未来。

黄种人的汉族，自古以来即是一个以脚下的黄土地为生的民族，农耕以及稳固的家庭结构，是形成汉民族性格、心理以及社会意识的最主要的前提。大自然赐予汉民族以丰美的山川、清澈的江河以及肥沃的土地，世世代代，汉民族靠山而居、掘井而饮、耕田而食、纺棉而衣，汉民族的生物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汉族是一个依附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经济基础的民族，汉族在政治上是一个依附以强权的民族，不具有侵略性并且工于内斗、为人处事以防范为主并且极不善于团结、眼界狭隘但是工于阴谋的策略、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家庭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苦难而坚韧、耐劳但不具备发明力，对外抗争的懦弱从蒙古族的崛起后便暴露无遗。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民族在思想、文学、技术发明等领域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周朝的分封制而导致的诸侯国的战争此起披伏、从无间断。直至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

汉民族社会的政治权力构成，完全复制了家庭结构的一切特点。在家庭中，父亲是不需要选举产生的而且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政权从来不依靠选举产生，武装力量是获得国家政权的唯一工具也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唯一工具。就这样，在由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时间里，政权皆是依靠暴力进行更替，一直循环往复到20世纪。

汉语是全人类的属于文化瑰宝。但是，汉语这种象形文字，认识和书写都具有一定的难度，这极大地限制了使用者进行科学探索以及技术发明的难度。

中国自身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字以及思维方式的特点所决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有“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次伤筋动骨般的断裂，中国的汉语在21世纪必须发展为世界上的主要的科学语言之一，否则，汉语的影响力将不会具有普遍的意义。

从中国本身而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都需要进行理论上的重新表述、整理，更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1949年以来三代人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极端的、片面的和简单的。由此，即使在经历了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仍然是一个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的社会。

中国的工业化历史漫长而坎坷，起自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完成于1980—2014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在这样的漫长的历史中，工业化的完成没有标志性的事件。

21世纪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在于她必将是中国社会创建崭新文明的一个枢纽般的世界。在21世纪初，从文化上说，内部经历着传统儒家价值的复兴、同时，两千年来一直影响普通民众的佛家仍然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而且，在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渐深入和普及。单纯从文化的角度，目前仍然无法全面地衡量佛教与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以及未来走势，但是，可以断定，两大宗教有可能成为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社会意识和价值形态的主要力量。

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自身社会进行一场全面的革新。从而超越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的思维范式、经济结构和社会模式，才能够真正使得中华民族站在全人类文明的潮头。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13亿颗头脑的智慧，本身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而正确地开发中国人的智力资源，才是中华民族走好未来之路的前提条件。

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希望在世界的东方，世界的希望在古老的中国。

在21世纪，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等重要。认识论需要以科学的思维为基础，方法论则必须建立在文明原则的基础上。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不成熟的理论基础及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探索历程。事实上，中华民族在理论上以及社会建设的具体方法上都失败了。东拼西凑的意识形态或者简单的移植一种“主义”，都会把社会本身搞的七零八落。而在政治上或者方法上分不清文明与不文明甚至反文明，对于整个社会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需要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有条不紊的正常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社会成员按着符合文明标准的劳动方式进行创造和发明，从而推动整体社会的前进。政治权力是一种维护社会安定并且保障发明创造的机器，政治权力如果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具备自由的发展力。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华民族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保证自身社会恒久地走在人类文明道路上的智慧和能力？就目前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

站在21世纪目前关头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一次惊险的跳跃。这次跳跃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全面的文明升华过程。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目前关头，必须完成一次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价值体系、制度体系以及产业体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完成一次实质性的飞跃。如此，才能够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

21世纪注定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型世纪。人类经历了全球化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具有更高超的理论与政策，摆脱传统的“复兴思维”，把理想和梦想描绘的更加准确、清晰、可行。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选择正确的制度和方法，从而为中国社会开辟“万世太平”。只有如此，整个中国社会才能够坚实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徐国进2015/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