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权力是一剂处方药的话，这剂药上面得附上长长的一列副作用：权力会导致中毒、权力会带来腐败、权力甚至让基辛格认为自己很有性吸引力。

　　但是权力会不会导致脑损伤呢？

　　2017年秋天，当多名议员在国会听证会上质询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前任首席执行官JohnStumpf纵容5,000多名员工制造虚假消费者账户时，John Stumpf表现地出人意料。

　　▲ John Stumpf听证现场

　　作为全球最有价值银行的高层，他似乎完全不能“识别”一屋子人的眼色。尽管他做出了道歉，但一点没有表现出忏悔或受到斥责的样子。

　　哪怕是最直接的嘲讽——“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威斯康星州的Sean Duffy）；“我不能相信在这里听到的一些话。”（纽约州的Gregory Meeks）——也没能把他唤醒。

　　Stumpf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新的研究表明，我们应该问：他的脑子里没在想什么？

　　历史学家Henry Adams（亨利·亚当斯）在描述权力的时候表示：“权力是一种以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终结的肿瘤。”

　　这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Dacher Keltner通过实验后得出的结果相似。

　　教授研究的是权力的影响，他在20年的研究中发现，手握权力的受试者行为，表现出受到了创伤性脑损伤的迹象——这些人变得更加冲动了、风险意识变低了、关键是，已经不太擅长从他人的视角去审视问题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神经学家Sukhvinder Obhi最近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跟研究行为的Keltner不一样的是，Obhi研究的是大脑。

　　当他把比较有权势的人的头部和不那么有权势的人的头部放进经颅磁刺激机器里面的时候，他发现权力对特定的髓突其实是有损害的，这个东西就是“镜像（mirroring）”，是同理心的基石。

　　这使得神经学基础出现了一个Keltner所谓的“权力悖论”：一旦我们拥有了权力，就会丧失我们获得它首先所需要的能力。

　　各种富有创意的方式都证明了这种能力的损失。

　　2006年的一份研究让参与者在自己的前额划出他人视角下的字母E——这项任务需要从观察者的位置去看你自己。

　　那些感觉很有权势的人把E写成对自己是正确的朝向（对其他人来说正好是反过来）的机率比其他人高3倍（这让人想起乔治·布什在2008年奥运会时把美国国旗举反了的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Keltner说，更重要的是，有权势的人不再模仿别人了。镜像是一种微妙的模仿，这完全是在我们头脑中进行的，而且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当我们观察执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大脑用来做同样事情的那部分就会产生共鸣（交感反应）。把它解释成替代性经验可能最好理解。

　　不那么有权力感的参与者，镜像工作完成得很好。那么有权力感的人呢？此项试验结果完成得并不完美。

　　可以想象，在实验室一个下午，那些自我感觉有权势的学生大脑不会结构性损坏，他们体验到的这种权力感知也会逐渐消失。

　　但是，如果这种影响长期持续的话，他们的大脑会出现“功能性”改变吗？

　　Obhi进行了一项后续研究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这次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什么是镜像并且让他们有意识地增加或者减少他们的反应。然而在最终的试验结果陈述中，他和联合作者Katherine Naish写道：“我们的结果表明没有差别。外在的人为努力并没有对他们起到帮助。”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Susan Fiske指出的那样，权力减少了对人观察细致入微的需要，因为它赋予了我们对资源的控制，而后者我们一度必须靠劝诱别人才能获得。

　　还有救吗？

　　英国神经学家，曾任外交部长的戴维·欧文（David Owen）爵士在其《疾病与权力》一书中讲到了有关权力带来的疾病。

　　这本书探究的是自1900年以来影响到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表现的各种疾病。欧文指出，尽管一些人得了中风（伍德罗·威尔逊），滥用药物（安东尼·艾登），或者可能患上躁郁症（林顿·约翰逊，西奥多·罗斯福），但至少有其他4位得了一种医学文献未确认但应该承认的疾病。

　　正如他与联合作者Jonathan Davidson在2009年发表在《大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样：“傲慢综合征，是一种因权力而惹的病。” 它的14种临床特征包括：蔑视他人，失去与现实的接触，焦躁不安或者草率行动，有不称职的表现等。

　　回忆起没有权势的早期经历似乎对某些人有效，而且如果是足够刺痛的经历可能还会为大脑提供某种永久性的保护。

　　那我们不禁想问，能够避免权力带来的大脑变化吗？

　　可以，但是也会很难——毕竟很难阻止权力影响大脑的生理性倾向。更容易一点的是“自我洗脑”不再觉得拥有权力。毕竟权力不是一个职位或一个位置，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假如一段时间不觉得拥有权力，可能会推动大脑与现实交流。

　　但是现实的情况，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