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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家族叙事(三):为什么进入本世纪骤然红火兴盛
送交者:  2022年05月16日10:23:3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人们热衷家族叙事的动机可归为三类:最急迫想写的,是感到被世人误解,他们要矫正被歪曲的历史;其次一类,写下别人没看到听到的见闻遭遇,证明自己的独特价值;第三类,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听到和说了很多假话,人生最后岁月一定要给世界留下几句真心话


  高伐林


  四条原因促成人们打开心扉

  ——漫谈新世纪的家族叙事大潮(之三)

  在新泽西和拉斯维加斯书友会4月19日联合主办网上讲座上的发言

  为什么进入本世纪,家族叙事骤然增多?许多人议论:中国二战后、内战后的婴儿潮到了退休年龄,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人生苦短,来日无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半生立功、立德该做的都做了,没做的也没机会了,但还有机会立言吧。再说婴儿潮这一代总体上身世非常坎坷。经历了几十次政治运动,尤其是经历过了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平年代的饿殍竟高达八位数;以及十年文革大动荡,这种民族内部的超大折腾,全世界数千年来也没多少次,竟被我们赶上了。真是大不幸,也真是大有幸!如果不记录下来,岂不太亏了?何况这一代人普遍有了一定写作能力,上一代人中虽然精英阶层文化水平比我们这一代人高,但是识文断字的毕竟是少数。
  具体说,有位老师对我指出:这个热潮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三方面条件具备了嘛。

  第一,荷包鼓脹了。
  改革开放40年,人们经济收入大为提高。记得我初中毕业后在湖北天门县(现在是天门市)插队,那里是棉产区,经济作物收入比较高,我是爱劳动的好青年,不缺工、出满勤,天刚亮队长一喊“上工了”,我就扛着锄头出门。我是4月底去的,年底队里一算,这一年我这个知识青年干了八个月的农活,分红领了一百零几块钱人民币。我们队最棒的劳动力,辛苦一整年挣了两百块钱。这样的年收入水平,超过当时中国90%的农民!我老伴也是知识青年,1976年下放到北京郊区延庆县,她干了一年,年底分红,领了三十元。有不少同龄人当知青,干一年还倒欠村里几十元上百元。
  现在大翻身了!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元;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32元,增长了一百倍,当然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购买力的增长没那么多。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己印一本自传、回忆录、家史的书,印几十百把册,就算只要千八百块钱,有几个人出得起?他们也根本没这个心思,求生存求温饱占据他们的主要精力。现在不一样了,不算写作的成本,光说印刷出版的费用,在国内掏几千上万块人民币,在海外掏三四千美元出一本书,对很多人不在话下。

  第二,帽子摘掉了。
  “帽子”指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人人头上都可能被扣上的政治罪名。那些被划为政治贱民的,比如说“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听到最多次的是一句毛泽东语录:“只许反动分子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敢续家谱,敢写家史,那都属于“乱说乱动”,都是要杀头的滔天大罪——我一点不夸张:如果家庭成员中(还不是自己)有海外关系,有历史前科,亲属中有所谓“阶级敌人”,那么完全有可能因一句话说错了、一句京剧唱错了关进大牢甚至掉了脑袋。
  经过文革后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对政治贱民摘去帽子,恢复许多人被无端剥夺近三十年的政治权利,给他们的家人子女也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尤其要指出:由执政党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现象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时代,农村所有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所有人都被束缚在单位中,你生存的全部条件都被你的上级——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城市单位的党的书记这些人绝对控制。正像苏俄的托洛茨基1936年一篇文章中说:“政府是唯一的雇主,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再问姓社姓资,大批的民营企业、个体户诞生,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单位、组织对人的控制,大为松弛。俗话说:“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那么不在矮檐下,何必还低头?人的本性就是要自由啊。
  说到这里,我要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治之所以能放松管制,社会之所以能扩展空间,要感谢一批又一批维权人士用他们的脊梁、甚至献出生命来撑开。

  第三,工具順手了
  今天的信息时代高科技条件,是我们的祖辈父辈无法想象的!打字软件、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录音录像设备、网络检索工具、图像处理和排版软件,云端储存技术,还有各种传送文档和对话的app,这些硬件软件,极大地降低了写作家族叙事的门槛。家族叙事从头到尾各个环节,无论是档案史料的检索搜集,知情人的采访记录,图像视频的采制储存,文稿的录入修改,就像我这样文化水平中等、写作能力中等、电脑操作技能初级的人,都可以学得会、搞得定。这几年技术更是飞跃发展,语音变文字、文字变语音,从图像中提取文字,不同语言的翻译……越来越方便!过去一位老人吭吭哧哧忙几个月,或许还得求媳妇求儿子求孙子帮忙抄稿、复写,现在可能三下两下一两天就独立搞定。技术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相信,未来的家族叙事手段,一定会更新颖,一定更多地运用多媒体。
  这三条——荷包鼓脹了,帽子摘掉了,工具順手了——促进了家族叙事兴旺,说得对!但还不够,还有最重要的——

  第四,人性苏醒了
  这就是写作者的主观因素:他们愿意写。
  他们为什么愿意写?
  一般来说,写家族史是不可能得到经济回报的。五十年代的青年才子、小说家刘绍棠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就是他拿到了两万元稿费,扬言“为三万元而奋斗”,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现在呢,靠写作挣钱?太难了。传统出版业奄奄一息,挣扎求生,一家又一家不得不告别读者,关门大吉,或者转移方向,另寻门路。但是,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也开张大喜,我尽管孤陋寡闻,也得知就在美国,就有不少中文出版机构在诞生、在坚持:柯捷出版社,溪流出版社,华忆出版社,美国南方出版社、世界华语出版社、天涯文艺出版社、竹和松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多半采取了出版人与撰稿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俗称“自费出版”。
  而更多人选择了在网上,论坛、博客、微博和公众号来发表;或者就自己写,用电子版传播,或者印出二三十册交给家人和最亲近朋友。现在有多个虚拟空间成为家族叙事作品的大本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站,虽然自今年起,网站停止更新,但并没关门,过去的资料仍然存放在那儿供阅览;还有“新三届”“私人史”……也发表了大量家族叙事作品。中国的一些大网站,都辟有空间供大家放上家史回忆。
  新世纪家族叙事的兴盛,如果看成一个市场,让一些商家看到了商机。就在上个月,我得知我的一位武汉大学校友涂金灿,2010年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一家传世家书有限公司。我并不认识这位校友,他今年刚满花甲,但很早就感知到中国社会正进入老龄化,代写家谱和个人传记的市场会有前景,于是创办公司,迄今出了上千本传记、回忆录。据说李克强总理视察中关村,还跟他有一番交谈。《中国青年报》去年采访他,写出长篇报道。
  涂金灿告诉记者:公司开张第三天,就来了一名高校教师,他出过十几本书,这次要写一本忏悔书,题为《地狱之门》。此人说“你别看我现在人五人六的,其实我是个混蛋”,年轻时和下乡女知青谈恋爱导致对方怀孕打胎。他考上大学去了省城不久就甩了人家。涂金灿接这第一笔生意,弄出一本五六万字的书,收了他2万元。
  涂金灿说,人们给自己的书起名《戎马一生》《我的足迹》《岁月如歌》……他说,“古代有八次大移民,最大的移民是现在,几亿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乡镇,到外面求学打工,很多家都是分散的。”他认为自己帮助人们接续亲情。

  我的另一位武汉大学中文系校友张桦,十年前来到美国定居,前不久告诉我,他很有兴趣也很有信心开创这一业务:与有意记录自己和家庭遭遇的人合作,帮助他们高质量完成家族叙事的心愿。
  在我看来,张桦确实具备这样的资质。张桦曾经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师,“六四”后下海创办了翻译公司和广告公司,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经营得有声有色。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京华建筑沉思录》就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三十多家媒体转载,不止一次获奖;他采访费孝通又写作发表了长篇纪实《社会学的起点》。费孝通后半生在中共政治漩涡中载浮载沉,很多人包括我对他晚年低头折腰不以为然。但是他年轻时节追求学问不畏艰险,令人敬佩。我读了张桦的长文才知道:1935年夏,费孝通新婚燕尔,与当时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夫人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同赴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不幸发生意外,王同惠失足淹死……张桦所写,催人泪下!
  张桦还有许多别的作品,1986年他与我还一起参与了一次大规模《新中国的一日》全国征文活动,后来编辑出书。所以对张桦有意重新接续早年的写作事业,我非常高兴,也乐于支持。张桦在我讲座的4月19日那天因故未能出席并将他的打算告知大家,这里我为他做个广告,如果有博友网友对张桦的项目感兴趣,请留言并告知您的联络方式。)


  涂金灿这样的公司能有商机,说明许多人愿意花钱来写家史。更不用说很多人投入自己的精力、健康。为什么呢?人们哪里来这么强大的冲动、这么坚定的决心?我想弄清这个问题,查过很多作者讲述写作缘起的自白——
  《共用的墓碑》作者李世华说:当我想把伤心往事告诉我的下一代时,他们就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感到匪夷所思,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时,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我要抢救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是我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是带着满脸的泪水,有时苦痛使我无法继续,不得不俯在计算机前失声痛哭……我终于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为我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
  还有一位女作者蒋蓉,是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干部,她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系列家族叙事的文章:《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坎坷一生话母亲》《我的父亲母亲,同一屋顶下的“渐冻”夫妻》以及叔叔、哥哥,随时可以汇集成一部完整的书稿。她说,我的父亲母亲,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的是一出悲剧,拉开悲剧大幕的,是一场“交心”运动。蒋蓉的父亲多年前在被选送到北京进修期间有了一段婚外情,很快就悔悟、斩断了情丝。但1958年党组织要这些知识分子“交心”,他轻信了组织上“为你保密”的许诺,交代了。没想到组织找母亲谈话,和盘托出。这个家庭从此就毁了!父亲名誉扫地,夫妻从此陌路,随时冷战热战,打骂子女发泄,全家掉进无处倾诉也无力摆脱的冰窖。学哲学出身的作者成年之后深深理解父母,可惜父母都天人永隔。“我袒露这段我们家被深埋的痛,是想让天堂里的父母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除了血脉,还有懂得。”

  我这样归纳人们的写作动机,分三个层次:
  最急迫想写的是这样一类人:感到世道不公,自己被世人误解、曲解,如果自己不写,就永远在历史上以一个被蔑视、忽视的形象而留传。他们要写出自己认为真实的个人和家族的经历和思想,让世界理解,让后代重视。有些人不是写自己而是写长辈,也是出于同样心理,他们感到长辈被泼了脏水,或者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们要将被颠倒的历史再正过来,被抹黑的形象再洗清白,或者要更增添一分光彩;
  其次一类,知道自己虽然没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到底还是有一些别人没看到、没听到、没经历过的见闻和遭遇,哪怕只是一个侧面,一个片段,因缘际会,自己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见证者,看到了、听到了、经历了,能够证明自己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再次一类很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就是芸芸众生一员,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既然来此世界一遭,哪怕再平凡,再碌碌无为,总要留下一点痕迹,自传、家史就是自己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有人甚至说,自己一辈子没什么贡献,写出一部自传、家史,就是唯一的贡献;一辈子活在谎言中,自己也不得不说了很多假话,那么到人生最后岁月,一定要说几句真心话。有位赖施娟女士,从2011年5月在新浪网开设自己的博客,400天将69岁生命当中涌现的喜怒哀乐又重新品味了一遍,最后结集为《活路》。从这个标题,也不难想象她的回忆录的基调:即便是一个人生的过客,我还是想留下一份微薄的礼物。
  著书立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受到重视,这些家族叙事的作者,也感到了荣耀,感到自己尽到了一份对历史、对家族、对子孙的责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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