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音”，作者们越来越不在意能不能在中国正式出版，也越来越不太在乎什么“主旋律”、“正能量”——对什么是“正能量”，也有自己的理解：还有什么是比实事求是地写下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对于自己家族、对于我们民族是更“正”的能量？


　　◆高伐林


　　两大特点：广泛性和主动性

　　——漫谈新世纪的家族叙事大潮（之二）

　　在新泽西和拉斯维加斯书友会4月19日联合主办网上讲座上的发言

　　（续前）本世纪在中文世界兴起的家族叙事大潮，最大的特点有二：

　　第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分布社会各个阶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传记”，打破了权力的限制，也冲破了市场的限制，邮递员、推销员；经纪人、广告人；政工师、美发师；建桥工、机修工……各行各业人士，都集结到家族叙事，都想说一说自己个人和家人的往事。
　　我内弟的一位长辈，在一家画报社干了一辈子美术编辑，在女儿女婿协助下，制作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回忆录。他的命运没有很特别的大起大落，但是这部书涵盖了他本人，以及上两辈、下两辈的人生亮点；
　　我的一位比我年龄还大的侄子，背负“父亲是地主”这个“原罪”，踏实工作，顽强奋斗，终于从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攀登进入白领管理阶层，当上了一家国营大厂供销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记叙三代人的回忆录《往事钩沉》，有血有肉、有汗有泪，坦率指陈他父亲由于偏狭和愚昧，不能感知时代的巨变，给父亲自己，也给后代带来了厄运。
　　这两本回忆录都没有正式出版和公开发表，只在家族成员中传看、保存。
　　有位李世华，写了一本《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2008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巫宁坤先生作序。李世华是世代贫农家庭的儿子，一辈子当中学教师，非常平凡。但是他说，“我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荒唐时代”。1960年大年除夕，上中学的他赶回村里过年，除夕没有年夜饭，全家中午每人一碗红芋叶子——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干部搜光了，没有芋头可吃，只能每人吃一碗红芋叶子，然后早早上床睡觉。李世华的父亲不忍心眼看着自己八十多岁老爹和小侄女饿死，先走一步，悬梁自尽；第二天，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叔叔去世；六天之后，爷爷也上吊身死，随后婶娘病饿而死、不满周岁的堂妹活活饿死。28天内这个12口人大家庭有5口死于非命。李世华说：“人的经历是一份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位富豪，拥有一笔财富，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这是多么惨痛的财富！
　　再比如，有位王其康，是一家工厂的厂医。刻苦写作，出版了《王宾家族史话》。清朝咸丰七年，捻军攻下安徽霍邱之后血腥屠城，他的家族遭遇灭门之灾，被杀23口人，他的一个叫王宾的先祖，当时还是孩子，被父亲掩护逃生，才留下一脉。
　　这么多人写，突破了当局设限，填补了史书空白。官史和官方钦定的人物与家族的文字再丰富，与浩瀚历史相比，留下的空白太多了！这些空白，有的是官方力不能及所留下的，有的是官方回避甚至竭力掩盖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说：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往往是政治家、军事家、文人墨客等大人物的历史，我称作“官史”，经常带有倾向性的取舍，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忽略了同样真实的小人物的命运和感受，因而是残缺的历史。我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尽我的所能来填补那残缺的部分。
　　有一个群体，台湾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这就是文革风云人物。我是武汉人，接触过不少故乡文革风云人物的回忆录；鲁礼安《仰天长啸》，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李承弘《百年寻梦》，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就全国而言，文革风云人物的传记、回忆录就更多了。像蒯大富《岁月流沙》、《聂元梓回忆录》、《王大宾回忆录》、《戚本禹回忆录》、陈楚三《人间重晚晴》……多数都是在2009年和之后几年出版的。其中大部分聚焦于对文革个人经历的回忆上，但是也有不少，可以归于我们这里讲的家族叙事。
　　这里我重点介绍两部书。
　　李承弘《百年寻梦》，2010年在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文革爆发时，李承弘是武昌造船厂铸钢分厂的工人，参与创建了湖北地区最大的、有数百万成员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并担任组织部长。
　　这里我要对“造反派”这个概念做一点说明。“造反派”很长时间被说成、被看成“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动乱中投机造反，犯下血腥罪行的坏人。这对他们不公平。有不少回忆文章把“造反派”与“红卫兵”两个概念混为一团，写怎样受到造反派迫害，但是仔细一查看，是造反派还没诞生的日子。
　　文革史家公认，就全国范围而言，文革中迫害人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所谓“红八月”，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立即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狂潮。据文革后官方统计数据，一个月内，在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赶出北京。这个时期，造反派没有诞生。造反派是在三个月后，1966年11、12月才冒出头来。红卫兵没有领会毛泽东所说的“炮打司令部”，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另一拨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顶着压力起来炮打省市委，这才是造反派。造反派终于受到了肯定，但仅仅高兴了一年左右，到1968年春夏之交，全国范围内在各地军管会主持下“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要卸磨杀驴，除了留下王洪文这样极个别的造反派代表，把造反派整体打压下去。学者估计，全国约三千万人被批斗，死亡人数50-150万人，这就是文革迫害的第二个高峰。文革十年，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以正面主角形象蹦跶了一年多，挨整却是九年，文革后更被打成“三种人”——台湾来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三种人”是一个政治定性，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列为三种人，就意味着被定为“敌人”，多少年抬不起头。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但是许多比我水平高的中学同窗，因为沾上“三种人”嫌疑受审查而被禁止参加高考。直到第二年、第三年，才逐渐放开了一点政治限制，也查清楚了他们没什么问题，但其中不少人年龄过线，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造反派中也有坏人，造反派也干了很多坏事：乱斗、武斗，有些省份、有些城市的造反派的内斗十分疯狂，动枪动炮，打死无辜民众，但是文革中大量血案，主要不是他们干的。
　　（“造反派”与“红卫兵”这两个概念之所以混淆不清，有很多原因。我在准备讲座时，展开来进行了分析，但后来考虑到讲座的时间限制，又全部删除了。——老高注）
　　一般人或许分不清造反派与红卫兵这两种群众组织，但是官方处理文革问题时分得非常清楚：放过红卫兵，清查造反派。例如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是北京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后来卞校长平反昭雪，但是参与暴行的那么多凶手，到现在也没一个受到过任何惩处。而李承弘这样的造反派头头，文革结束后立即被隔离审查，两年后恢复自由，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李承弘的家族叙事从曾祖父讲起。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元勋之一李西屏，1910年加入共进会和同盟会，1911年参加了武昌首义。起事第二天湖北军政府成立，拉出躲在床下的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要他担任都督，黎元洪高喊“莫害我！莫害我！”李西屏端起枪来对着他，黎元洪也拒绝在安民告示上签字。情急之下，李西屏就抓过笔来在布告上签了一个“黎”字，对黎元洪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这是武昌首义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张布告，今天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大厅内，就有此布告放大版影印照片，李西屏的肖像悬挂在旁。——“造反”，看来在他们家族是有传承的。
　　另一本书，是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明镜出版社2017年出版。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对作者做过六期视频访谈，每期一小时。中共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湖北有两位，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就是陈楚三的父亲。陈楚三1942年出生在乌鲁木齐的监狱里，与文革中大名鼎鼎的毛远新是小难友。“楚三”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出自“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是监狱里一个中共领导人给他取的。
　　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先是巴结苏联，甚至暗中策划要让新疆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跟中共也亲热得很。后来看到德国攻入苏联，苏联国势岌岌可危，他对中共就翻了脸，把中共派到新疆的代表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抓起来。
　　陈楚三在书中，写了他的四个父亲和四个母亲。其中有生父陈潭秋，在他出生不到十个月大被盛世才秘密杀害；有继父即陈楚三的生母后来的配偶，也是位老革命；有养父，他是薄一波的警卫员，妻子李如明是薄一波的元配，薄一波到延安与秘书胡明同居，跟她离了婚，她就嫁给了这位警卫员。陈楚三的生母接受命令去东北，不能带孩子，组织上出面把四五岁的陈楚三交给李如明，他跟着养母养父在山西生活了九年，建立很深的感情，十多岁时才被北京来人告知自己是“烈士遗孤”，离开了他们去了北京；第四个父亲是他的岳父，也是老革命。
　　陈楚三是货真价实的“红二代”，但他的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特意标上“所谓”。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红二代”的思想烙印。在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相对稳健的造反派组织“四一四”的核心骨干之一。1983年，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调查组的报告中提到他，说“在清查中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文革过后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却在两次批示中点了陈楚三的名，非常严厉。为什么这样？我今天没时间细讲，只能将书中写到的经过长话短说：
　　陈楚三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老校友再三向知情人的他，询问关于清华文革的情况，陈楚三就给老校友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很受中组部副部长李锐重视，印发给处以上官员。其中提到对处理文革问题的看法，陈楚三认为，很多“八旗子弟”在文革初期干了很多坏事，文革后不受追究，反受重用；而对缺乏政治经验，听从毛泽东号召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判刑过重，如蒯大富就判了17年，很不公平。蒯大富这一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绑架过陈楚三，但陈这里为蒯大富说了公道话。
　　不料此信被中央组织部一位副处长拿去密报给陈云，陈云立即做了批示。怎么写的？一直没有披露。但陈云另一次批示知道的人很多：是批在孔丹、董志雄两人给中央的上书上的。孔丹的父亲孔原，当过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调查部是中共的情报机构，是1983年组建的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文革初期在周总理办公室自杀。孔丹为什么上书呢？因为当时在清查“三种人”，这批高干子弟在文革初期组织红卫兵，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以破四旧的名义毁坏古迹和公物，干了大量侵犯人权的坏事。孔丹等人很担心，给中央写信，要求清查“三种人”不能清查到自己这批人的头上。

　　陈云批道：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这个批示，据孔丹说是照原件一字一句抄下来。陈云当时的地位不如邓小平，但也是一言九鼎。孔丹等众多“红二代”果然不仅没有因文革初期犯下罪行受到追究，反而青云直上，他后来升到中信集团董事长。
　　陈楚三与孔丹相比，都是“红二代”，为什么陈云会两样看待呢？两人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孔丹是红卫兵，陈楚三是造反派。红卫兵矛头向下，斗老师、打校长和迫害社会上的“黑五类”；造反派矛头向上，指向省委书记、部长。这两者其实都是受到毛泽东的怂恿，主要责任应该追到最高领导头上。但两者的命运很不同。
　　还有个插曲：陈楚三认识的一人有次碰到陈云的秘书朱佳木（他是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者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告诉他：陈云后来听说他严厉批示的陈楚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就批评朱佳木：“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这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
　　朱佳木的话传到陈楚三耳中，陈楚三在书中写道，自己感到愕然，一点没有感到安慰：作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怎么能以亲疏关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第二个特点，作者们有很高的主动性、自觉性，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当局号召“讲三史，写三史”，哪三史？家史，厂史、村史。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大饥荒，过去一直说“三年自然灾害”，后来气象学家、农业专家反复核查，老天爷并没有精神错乱，刘少奇的说法接近事实：“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局号召“讲三史，写三史”，着眼点是让老百姓“忆苦思甜”，拥护共产党。厂史和村史且不说了，家史是有名堂的。当局绝不允许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来写家史（有极个别的写了，重点在写“剥削史”“覆灭史”，是作为特殊情况、作为反面教材）；中农、城市小工商业者也都没有资格写；只限于动员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讲家史、写家史，主题也有严格的规定，就是写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新社会，以1949年中共建立共和国为划分标准。
　　而21世纪这一波热潮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写作者都是自己有满腹的话要倾吐，要对亲人说，要对祖先说，要对后代说。不讲出来憋得难受，必须要一吐为快。哪怕子女孙辈不听也坚持要讲。也有另一种情况，很多讲述者写作者受到了子女孙辈劝说和敦促。下一代表现出很高的倾听热情，他们乐意了解、不停追问长辈所经历的故事和人物。我为这些子女点赞！
　　民众自己要讲、要写自己的真实遭遇，必然超出官方叙事的主流脉络。中共执政70多年，形成了他们的主流叙事与核心理念，就像高压电线一样不能触碰，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四根高压电线。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他可以“不懂”也可以“说不清楚”，你要敢触碰，一定会倒楣！
　　然而，仅仅主流叙事，必定是远远不够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民众的人生轨迹错综复杂啊。有个笑话，说有位渔业专家到地中海的一片海域调查渔业资源，渔民用的是网眼3英寸的渔网，他让渔民在这儿那儿打了好几网，最后郑重其事在论文里写道：这一海域的所有生物没有小于3英寸的！过去的官方审查尺度，就像网眼3英寸的渔网。你去看中国大陆前三四十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家族史，就会感觉：都很符合中共官方主旋律啊。那当然啦！不符合主旋律的，都不允许发表和出版嘛，连李鹏的回忆录、邓力群的回忆录，都被亮了红灯。
　　我读过一位资格很老的退休省委书记的回忆录，在后记中他告诉读者，他写书如何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他退休后按中共的规定本来就保留秘书，省委又为他写书增配了秘书，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省社会科学院、省委党校、省委党史办公室抽调了笔杆子来投入他这个回忆录项目；省图书馆、省档案馆指定了专人负责查找史料档案；他任职过的机构，这个县那个市、这个局那个部，都安排了干部搜集他在那儿任职期间的各种记录。他参加哪次战役、哪场运动，中央首长到他主管的地区视察开会的讲话，对他汇报请示的答复、批语，来龙去脉，都查证清楚。老书记写下文字，有专人打字输入电脑，专人改错字改病句，核对史实。该省的出版社接到这个光荣任务后，也组成了由总编辑还是副总编辑领衔的精干班子，从业务角度配合加工润饰。——所有经费包括这么多人的工资津贴，当然一分钱都不会从老书记钱包往外掏，都是公家报销，也就是纳税人买单。这样写出来的回忆录，可能违背主旋律吗？
　　我必须赶快补充一句：这本回忆录还是很有价值的，我读过至少两遍。
　　现在大不一样了！“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音”，作者们越来越不在意是否能被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正式出版，也就越来越不太在乎什么“主旋律”、“正能量”——他们对什么是“正能量”，也有自己的理解：还有什么是比正视史实更“正”的能量？实事求是地写下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对于我们民族就是正能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