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荣耀

在促成逼蒋抗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化日苏战争为中日战争这一斯大林远东战略过程中，张学良居功至伟，而与张学良关系非同寻常，配合极其默契的整个宋氏家族，尤其是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三人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宋家人是张学良的同路人。尽管宋美龄、宋子文一直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政治立场，但他们的极端反日立场证明了他们的极端亲苏立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他们的二姐宋庆龄没有本质不同，区别只在于利苏、助苏行为的公开程度、直白程度。

1925年1月底，奉系大将张宗昌（时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率领的远征军进逼上海。2月初，张宗昌与孙传芳（时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妥协，双方签订江浙二次和约，相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5月，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同意在上海设立独立于江苏省的自治市，上海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同月，“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5月30日，发生死13人，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经张学良本人向张作霖（再三）要求，6月中旬，张得以率部来到上海，调查“五卅风潮”、“五卅惨案”，调停中外冲突、维持秩序。宋美龄先在上海北站的欢迎人群中进入张学良视线，当晚又现身美国上海领事馆招待张学良的鸡尾酒会，与张学良相识、共舞，并用英语交谈。张学良本人的英语已相当过硬，但他仍以刚刚“初识”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为其英语翻译，在宋陪同下出席各外交场合，“虽只短短旬日，然尽显风华，折冲樽俎于华洋各方，敢向外人兴师问罪，勇为同胞报仇雪耻，谱写了一篇爱国主义华章”。张、宋频频约会，共同出入上海社交界，相处非常愉快，从此“结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张学良、宋美龄的上海“初遇”可能只是偶然的戏剧性邂逅，也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在上海共同出席外交场合，是张学良、宋美龄默契合作的开始。

从张学良身边来到宋美龄、蒋介石身边的阎宝航是揭开张学良、宋美龄隐秘身份的一把关键钥匙。

1995年11月1日，俄国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肃然而立的人们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的命令。罗高寿大使评价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关于第二项功绩，身在抗战大后方重庆的阎宝航是如何获得千里之外的关东军东北详细军事部署资料的呢？按公开的说法，有关关东军详细军事部署资料（包括陆海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是阎宝航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借阅得到的，第三厅有此资料这一信息，是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透露给阎宝航的。其实，稍加推敲，便可判断出上述说法是一个谎言。抗战结束前，国民党从未统治过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统治者一直是张氏父子，“东北易帜”名义统一后，东北仍完全是张学良的天下，东北的官员、军队全由张学良任命、控制，国民政府未向东北派出过一官一卒，不仅军务、政务，就连东北的国民党党务工作也完全操于张学良及其心腹之手，国民政府根本不具备获得关东军军事部署资料的情报体系和人脉资源，国民政府不会先于张学良的东北军系统得到有关情报。情报的真正提供者，有条件提供上述情报者，是阎宝航的前东北同僚，“九·一八事变”后奉（张学良）命以“汉奸”身份潜伏在伪满洲国与日本周旋的前东北军高级官员，如张景惠、藏式毅、邢士廉、于镜涛等人。

相比已公开的两项对苏情报功绩，阎宝航成名之举对苏联的战略价值更为重大，但罗高寿却无法宣之于口，各种文章也一直回避或不作深究。19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时任“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与另一位中国代表，同为张学良核心幕僚的王卓然等人抛出了伪造的“田中奏折”，向与会各国代表散发“奏折”英文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田中奏折”有中文版、英文版，却没有日文版）。阎宝航、王卓然等人抛出“田中奏折”时，恰值中东路事件高潮期，苏联红军正对西线满洲里、札兰诺尔（今扎赉诺尔）的两支东北军孤军梁忠甲（时任中东铁路西线护路司令）第15混成旅、韩光第第17混成旅发动最后的猛烈进攻，这两只部队自8月苏、中开战以来从未得到张学良一枪一弹一卒的支援。“田中奏折”抛出后的11月中下旬，第17混成旅、第15混成旅先后被苏军歼灭，韩光第及所部两个团长及全旅官兵大部战死，梁旅数千官兵弹尽被俘，梁忠甲释放回东北后被谋杀（伪装成煤气中毒死亡）。伪“田中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辞句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因苏联入侵东北而高涨的中国国内反苏舆论迅速被反日狂潮所替代、所淹没。“田中奏折”令中日之间的互信荡然无存，给两国关系打上了一个难解的仇结。关于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苏联双簧戏及张、苏联手炮制《田中奏折》的有关细节、有关分析，可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追授阎宝航及“奉天情报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以表彰他（他们）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做的杰出贡献时，代授勋章的罗高寿还称赞道，“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

这不是对友人的赞誉，而是对自己人—前苏联间谍们的嘉奖，是对张学良的间接授勋。“奉天情报组”的领导人是张学良，阎宝航只是张学良领导下的情报组核心成员之一，真正的首功之臣是张学良。

张学良、阎宝航们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却是中国人民的没顶之灾，张学良、阎宝航们的勋章，是无数中国人鲜血、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张学良、阎宝航们伪造、抛出“田中奏折”，千方百计激化中日矛盾，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激发中日全面战争，将日本一直准备的日苏战争化于无形，用中国人的尸山血海将日军拖在了中国，用中国人的血肉长城保障了苏联东线的安全。崔可夫元帅《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一书中写道：“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众所周知，阎宝航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他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其职责是做“国际情报”。那么，把阎宝航安插到国民党内部的人，是周恩来吗？不是。阎宝航与周恩来首次谋面是在“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期间），而早在1934年10月，阎宝航就已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了。早在1929年，阎宝航就与张学良，与苏联人合作炮制，并亲自抛出《田中奏折》了，早1916年~1918年间，阎宝航就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其“一生挚友”张学良相识了。

是谁把阎宝航安插到国民党要害部门的？张学良、宋美龄。

1934年5月，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复兴社”与张学良实际控制的“复东会”合并为“四维学会”，参与创建、领导“复东会”的阎宝航作为张方代表成为“四维学会”的15名理事之一。

四维学会全体理事到南昌面谒蒋介石时，宋美龄与阎宝航见面，邀其出任蒋、宋共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后改为总干事)。阎开始婉辞不就，宋美龄又与蒋介石专门约见阎宝航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作准备。”表示要对阎现在所做的抗日工作给以援助。7月，阎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说“新生活运动”的总会主任干事为熊式辉）。10月，阎宝航获得了最重要的一个职务，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抗战爆发后，阎宝航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半个世纪后，阎宝航的亲属这样回忆：“阎宝航认为情报工作如大海捞针，除抓住重要关节展开活动外，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无时无刻不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有时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注：阎还身兼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等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

阎宝航来到蒋介石身边（阎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成为蒋、宋夫妇的亲信、红人，并打入国民政府核心军事部门，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各个“派系”、“山头”的主流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与他们建立“特殊关系”，巧妙周旋于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成为戴笠（戴与张学良也是结拜兄弟）、徐恩曾、贺衷寒等军统、中统特务头子“高看一眼”、“礼让三分”的人物，是张学良、宋美龄共同布局的结果。

帮助张学良、阎宝航、张治中等其它隐秘红色代理人或苏联间谍获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为他们提供行动的便利及保护伞、护身符，就是蒋夫人宋美龄隐秘红色代理人的最重要角色职能之一。

1934年冬，阎宝航得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把负责支援东北、华北抗日工作的中共党员张希尧（1933年入党）等6位同志逮捕，立即找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推行股长邵华并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着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不久张希尧等人即获释。

1935年11月，阎宝航又得知，华北冀政务整理委员会，把一批青年列入黑名单，交给日本驻天津司令部。他亲自去找中统头目贺衷寒交涉。贺诿责于华北当局，与他无关。阎宝航问道：“华北当局是你们的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青年出卖给日本人，而你们的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是什么政府？”由于他的严正抗议，这批青年免遭罹难。当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1931年7月入党），在沪、宁等地与各界爱国人士接洽援助东北军代表事宜，受国民党跟踪、限制时，阎宝航也亲自出面交涉，使其免遭迫害。

阎宝航的身份极度隐秘，按目前的说法，阎宝航是1937年9月加入中共的。15年后的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阎宝航在外交部内部公开中共党员身份（阎时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为王炳南），但仍不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阎宝航1937年9月加入中共”的说法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其由国际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的时间。阎宝航成为联共（布）或俄共（布）党员的时间应不晚于他参与伪造、抛出“田中奏折”的时间，即不晚于1929年10月。

在国民政府时期左右逢源、如鱼得水、风光无限的阎宝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获重用、未授军衔，在文革中被打成“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成员，“现行反革命分子”，惨死秦城监狱，“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这一遭际的根源在于，他不是中共自己人，他原本是中共系统之外的苏联间谍，难不得毛泽东的信任。

阎宝航的隐秘身份就是张学良、宋美龄的隐秘身份。

和阎宝航一样，澳大利亚人端纳也是从张学良身边来到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他是解开宋美龄隐秘身份的另一把关键钥匙。

端纳行事极为谨慎周密，但仍能从以下事实中找到他身份的破绽：他全程陪同了张学良旅欧。

1933年3月11日，因热河不战沦陷，张学良通电下野，翌日飞抵上海。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端纳）一行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意大利，开始了历时八个月的欧洲之旅。

旅欧期间张学良做了一些绝对不能向外透露的秘密事情。

1933年5月，黑龙江望奎县人，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英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语言组书记于炳然（原名于斌，有些文章称其为余斌）与时在意大利的张学良建立了联系。7月下旬，张学良、于炳然在伦敦见面并共进晚餐，之后两人多次见面长谈。孙果达教授《西安事变最大的未解之谜——张学良秘密访俄？》一文说余斌与张学良当时一起同住了整整一个月。1934年8月，已回国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张学良致信于炳然，告诉于已为其办好了赴苏联留学的手续。赴苏前，于炳然联系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1934年10月抵达莫斯科后，于炳然与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多次接触。于炳然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3月才奉命返回中国，安排他回国的应该也是王明，他回国的原定工作与巩固东北军中的党组织有关。于炳然是以“留学苏联”的名义担任张学良的常驻莫斯科代表，张与苏联及王明的联络人。

孙果达教授《西安事变最大的未解之谜——张学良秘密访俄？》一文还披露，（结束与于炳然的“同居”之后，）1933年10月中旬，张学良从瑞典秘密前往赫尔辛基，在绝密的情况下会见了苏联公使‘斯坦因’，随后又飞赴列宁格勒。而张学良自己则谎称苏联拒绝了自己的访苏要求，“10月14日乘飞机赴芬兰访问。访问芬兰后本拟访问苏联，经联系，因于某种原因，苏不予接待而作罢。在结束对芬兰考察后，仍飞回伦敦。”

张学良不可能对全程陪同自己旅欧的端纳隐瞒上述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绝秘接触，只有绝对信任端纳，才会让其全程陪同自己旅欧，端纳能够获得张学良的绝对信任只有一种合理解释，他是张学良的革命同志，或者说，澳大利亚人端纳是一位极其隐秘的苏联间谍，端纳与张学良有相同的隐秘身份—联共（布）党员，这是他们可以绝对信任对方的必要基础。

据有关资料，不晚于1928年夏秋，端纳已成为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公开信息表明，端纳参与、促成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决策。在与苏联的关系无法公开的情况下，实行“易帜”，与苏联烙印深入骨髓、反日情绪根深蒂固的国民党“统一”，是秉持极端反日立场的张学良生存的必然选择。端纳应该也在张学良与苏联的中东路事件双簧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参与了伪造“田中奏折”的过程。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在端纳陪同下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张回国后即公开发表谈话，称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倡言仿效德、意法西斯，实行领袖独裁，武力统一中国。张学良以此博得了蒋介石欢心，迅速重获兵权。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翌年3月又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仍驻节武昌）。张学良的真正信仰一直是共产主义，张旅欧前就已随黎天才、潘文郁等人学习共产理论、马列著作，驻节武昌后，仍对共产理论、马列著作勤学不辍。张学良当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地为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两地车程约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两位老师潘文郁、吴雨铭随车讲课。潘文郁、吴雨铭两位前共产党人当时都是鄂豫皖剿总特务机构--机要处的中校秘书。

张回国后不久，宋美龄把端纳要走，后者遂成为蒋、宋夫妇的私人顾问。有文章称，宋美龄把端纳要到身边，是让端纳帮助她处理与“新生活运动”有关的信件和报告。这样的解释站不住脚，要知道，在担任张学良政治顾问前，端纳还做过孙中山和两广总督张人骏的顾问，宋美龄不会将端纳作为处理信件、报告的办事员。宋美龄把端纳从张学良身边要到自己和蒋介石身边，真实目的应该包括：
1、进一步拉近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
2、端纳可作为宋美龄与张学良的联络人；
3、以端纳为蒋身边的宋的帮手，唱和、配合者，宋美龄自己不便说的话，可以先由端纳之口道出，宋再予以呼应，以更有效地影响蒋的决策；
4、端纳客观上也是苏联-斯大林埋在蒋介石身边的另一只耳目，另一颗钉子。

张学良旅欧归国后迅速重获兵权，固然与张学良用“一个国家，一个领袖”言辞取悦蒋介石，骗取其信任有关，但宋美龄一定也对促成这个任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指挥十几万大军在鄂豫皖假剿共，派机要秘书潘文郁向中共北京特科输送大量机秘情况，对红军屡战屡败的张学良1935年9月又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对张学良毫不防范，这些，不会与宋美龄无关。

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的当月，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宋美龄共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是宋美龄向蒋介石提议，并获得蒋支持的。宋美龄怂恿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潜在动机是逐渐获得了参政、干政的机会，宋美龄通过“新生活运动”提高妇女地位，首先被大大提高的是其个人的政治地位。宋美龄参政、干政之过度，在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未完待续）